说 名 道 字
一
在一次“中国文化史讲座”的课后，有位青年听众同我漫谈，说他正在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很喜欢读清代以来的笔记、诗话一类作品，因为里面有丰富的学识和许多精辟的见解，只是“拦路虎”太多，除了一些文言词语，还有人物的名称，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说着，递给我一篇打印文稿，请我就其中的名字、称号作些解释。我翻看一过，原来是当代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中的一段文字：
当今海内外，莫不知虞山有石乌龟其人。石乌龟者，赵石农之绰号也。石农名石，号古泥，晚自称泥道人，常熟西唐市人。……弱冠就余从舅父沈石友汝瑾 家主计，沈嗜金石书画，罄所有与观，使治砚刻铭。出同邑李钟之门，又从安邑吴昌硕游，益工刻划。……昌硕尝曰：当让此子出一头地。然石农不自喜，曰：我以糊口耳。沈夙与昌硕交，又交余姑丈俞金门 钟銮 。石农因沈识俞，而俞之舅氏，余舅祖松禅老人翁文恭也。文恭罢相归，过俞，见石农书类已，又识其铁笔，与语，大悦之，促使镌印。时求文恭书者踵相接，不暇悉应，因属为替人，缘是代笔为文恭特许。较之沈寐叟门人谢某，专事伪托沈书以渔利者，固不可同日语也。石农之书，以颜鲁公为基，泽之以苏玉局、米南宫，筋骨遒健，得文恭之髓。文恭暮年，以所用之印赠之，曰：惟子可以继我矣。文恭既薨，骨董家犹汇金丐书标翁名。石农久而苦之，故晚年所作书，乃以赵石显。石农貌奇古，入画须髯如戟，肖钟馗。暑日袒胸执蒲葵，又如八仙中汉钟离。又与吾友蜀人张大千貌绝相似，皆山川奇气之所钟也。石农先以篆刻名，书法特余技耳。书成又学画，因题画乃学诗。偶作韵语，必有奇趣。（引诗略）
这是一篇名人小传，讲述的是作者乡先辈赵石农其人治砚、刻铭、镌印、作书以及写诗的情况。使用的是文言，遣词构句比较简古，特别是，四百字短文中涉及到文化界古今名人达十三位之多，有一些是比较生僻的。大体上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类，以字、号相称，令人索解为难。比如苏玉局，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生疏。原来，宋代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曾经任职成都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之。那么，沈寐叟是谁呢？“寐叟”是近代著名书法家沈曾植的号。沈是浙江嘉兴人，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名颇多，见于题跋者有惹庵、忆庵、乙僧、寐翁等三十余个。还有颜鲁公，他就是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京兆万年人，字清臣，唐开元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因曾任尚书左丞，封鲁郡公，故世称颜鲁公；又因当过平原太守，亦称颜平原。米南宫就是米芾。唐代以降，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由于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因为米芾曾官礼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就以“南宫”借指这位北宋的杰出书画家。他是湖北襄阳人，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居士，自号鹿门居士，又有绰号米癫、米痴。至于松禅老人翁文恭，他就是咸丰朝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晚清政坛重臣翁同龢。他字声甫，号叔平，晚号瓶庐、松禅，死后谥号是文恭公。
第二类，作者标出了姓名或字、号。像传主赵石，字石农，号古泥，绰号乌龟，晚年自称泥道人，一生治印逾万，为近代著名书法家，“虞山印派”开派大师。俞钟銮，字金门，一字次辂，号养浩，翁同龢的外甥。沈汝谨，字公周，号石友，别号钝居士，近代著名收藏家。李钟，字虞章，为吴昌硕弟子，赵石农的蒙师。他们四位都是江苏常熟人。
第三类，虽然没有给出更多信息，但用的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字、号，本人知名度也很高。像吴昌硕，本名吴俊卿，浙江安吉人，字昌硕，又署仓石，号缶庐、苦铁等，近代金石书画大师。张大千，四川内江人，中国现代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文学家、收藏家，本名张正权，又名权，名爰，后因出家为僧，法号大千，世人遂称其为大千居士。
第四类，传说中的人物，为人们所熟知。像汉钟离，道教八仙之一。据《宣和画谱》：“神仙钟离先生名权，不知何时人。自谓生于汉，吕洞宾于先生执弟子礼，后遂称汉钟离而不名。”或云，权曾自称“天下都散汉钟离权”，后人误以“汉”字属下读，故称为汉钟离。 钟馗，中国民间俗神信仰中为人们熟知的角色。又为门神，其像贴于门上，可以镇鬼驱邪
二
看过这篇小传，特别是做过这番解释之后，围绕着姓名问题，我们当会获得如下认识：
其一，从前那些名人，除了本名之外，还有字、有号、有绰号（诨名、外号），有的还不止一个。
其二，从前的学者注重礼仪，著书立说、日常交往，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十分讲究。比如，小传作者钱仲联先生在提到上述名人时，都是以字或号相称。（李钟是个例外，或因钱先生没有掌握他的字、号。）对其中人们不甚熟悉的，在字或号的后面，以小号字体加注其本名。
其三，过去还常常以人的籍贯、郡望、官爵或者谥号来替代人名。如米芾称“襄阳居士”，源于籍贯；称苏轼为“玉局”，乃因其官职；称翁同龢为“文恭”，是根据他死后的谥号。此外，还有以任职地点相称的，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当过柳州剌史，遂被称为“柳柳州”；有的由于某一诗句传世，从而获得一种称号，如清代诗人崔不雕有“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名句，便被称为“崔黄叶”。这些称谓，都是他人、后人为表示尊重而赠予的，本人并不使用。
而“名”，却是由自己使用的，属于自谦或者卑称的范围。当本人说到自己，或是署名、落款时，一般都用本名，而不能自报字、号。从前面那篇小传的一段话中也能看出这种情况：翁相国去世之后，那些骨董家仍然汇上酬金，请赵石农写字，然后落上“翁同龢”的款。时间长了，赵石农深以为苦，感到这样做不好。因而，他晚年的书法作品都署己名，这样，“赵石”这个名字就广为人知了。
旧时代，在书信往来、人际交往中，对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不敬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如果直呼其名，轻则遭到奚落、耻笑与戏弄，严重的还会罹灾贾祸。
旧籍中有一个“家僮背磨”的趣事。明初，江南名医庄伯和，性开朗，善谐谑。一日，他的友人、当地名士李庸遣家僮送来书信一封。家僮呈递书信时，不慎叫出了这位名医的名字。对这种失礼行为，当时文人一向都看得很重，庄先生也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当面加以指斥，而是采取一种巧妙做法予以惩处。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对李家家僮说：“你们老爷要借我的药磨用一下，叫你把它背回去。”并随手书写一份回函，要他转交。家僮背着沉甸甸的药磨，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主人先是一怔，待到看过了便函：“来人当面直呼姓名，实为无理，罚他驮运药磨两遭。”这才明白了底里。不禁被友人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遂立即命令家僮再把药磨背回去。
现今观之，这类“谑而且虐”的做法，施之于僮仆、役卒，对于士君子来说，终竟显得不够厚道。但在旧时代，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
君王对臣下，长辈对晚辈，老师对门生，都是称名；按照规则，上级对下级可以称名，但一般的往往还是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比如，曾国藩信札中，有一封《复黄子春书》，开头写道：
刘君霞仙来衡，盛道阁下鹤骨松心，通晓治体，不复践踏寻常仕宦町畦。郭君筠仙亦称道不容口。
这里涉及到三个人：一是受信人黄醇熙，字子春，时任观察之职；二是刘蓉，字霞仙，任陕西巡抚；三是郭嵩焘，字筠仙，官职是侍郎。就地位、声望来讲，曾国藩都远远超过他们，但他在信中还都是以字相称，并未呼名；而且，尊称黄子春为“阁下”，自己则谦称“国藩”、“鄙人”。
至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者，学生对先生，则绝对不能称名，即使以字、号称之，后面往往还要缀上相关的尊称。而对于父母之名，还要避讳。古人说：“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所讳在我而已。”看过《红楼梦》，人们当会记得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段对话：
子兴道：“……上一辈的（名字）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若“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是为此无疑矣。”（列藏抄本）
“这女学生”即林黛玉。因为她要避母亲贾敏的名讳，所以，每逢遇到“敏”字，便念作语音相近的“密”，而书写时则故意缺一两笔。这类规矩，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长者、尊者不直接称名，大体上还是坚持的，只是，做法上有所变换。
在字、号不再通行的情况下，对于师长、尊者、德高望重的人，人们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先生”，或者职务、职称；年岁大的以“公”、“翁”或“老”称之；年辈相当的，为客气起见，有的称“君”称“兄”；即使称名，也并不直呼，往往要在后面附以“先生”“女士”等称谓。
三
姓氏、名字的构成，源远流长，说道很多。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在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这种代表符号，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的长期过程，并曾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从而在古代文献和各类作品中体现了它的特指性、符号性和结构常态性。
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尔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
首先，姓氏揭示一种血缘关系、家庭系统，表明生命基因的延续性。
这一点，古今中外，大体上是一致的。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五千年前，中国人就有了姓，最早的姓是随母亲的，反映的是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须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的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等。孟、颜、曾三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
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作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份。
其次，取名、称名，说道很多。
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或同音的字。平时作文、说话，遇到这类人的名字，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备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必将身遭大祸。
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深堪发指”、“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在《名二子说》一文中，讲述了为两个儿子取名的意图：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
这就是大文豪苏轼、苏辙名字的来历。
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
第三，作为名字的补充与延伸，名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
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古代贵族，男子二十行结发加冠之礼，以示成年，于是开始取字；女子十五结发加笄（束发用的簪子），也是成年标志，可以取字。由此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所以，以“字”称，有表示尊敬之意。
而自己称“字”，则被认为“有失体统”。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一天，接到在青岛求学的儿子张怡祖的信，看过之后，忽然发现信背封条处，署有“孝若”二字。“孝若”，是怡祖的“字”。当时，张謇大为不悦，立即写信加以责备：“古之人冠以字，以其有成人之礼，而尊其名也。今儿才十五，……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乎礼教，不可不知，以后动笔，须小心。”
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多数是相辅相成，如这位张怡祖，字孝若；还有前面提到的沈曾植，字子培；颜真卿，字清臣。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清代文学家管同，字异之。
号，是人的别称，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与寄托；而绰号，则是他人赠与的。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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