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重立功甚于立言，两者兼具的读书人，或文以人重，或人以文重，却未必是自己的选择
中国古人对于历史人物的地位，有一评价次序，主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最后立言。所以《史记》中列传的首篇是《伯夷传》，讲述伯夷和他的弟弟叔齐的故事。两人反对周武王以方伯的身份领兵攻打其君主商纣王，到周武王灭商而成为君主后，他们遂不食周粟而饿死。这样事功上没有多少表现之人，仍可因其人格力量体现的意义而纳入历史记载，并领衔《史记》之列传。可知古代的历史意义，不尽取决于事功。历史记忆的重要，体现在《易经》所说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不过，“德”既有跨越时空的通达一面，往往又是与时俱进、随地而异的。能历久不衰而长传的道德典范不多，因“立德”而青史留名的例子也很少。加以中国历代皇帝都想要作之君作之师，所以士人自然也多朝立功立言的方向努力。大体上，真能两者兼具的读书人，重立功仍胜于立言。
吴稚晖曾论历史人物说，“如以司马迁、司马光为譬，一是全靠一部《史记》，一是全不在乎什么《通鉴》不《通鉴》。又以苏轼、王安石为譬，一则有诗文集大见轻重，一则有同样的诗文集，丝毫在其人是非不加轻重”。简言之，司马迁和苏轼，更多是人以文重；而司马光和王安石，则其事功足以传世，其立言方面的卓绝，便不起决定作用。
吴氏一生历经求学、革命、为官、著书，立功亦复立言。观其于历史人物的见解，大致本乎立功、立言次序的古训，揭示出向以反传统自居的他，在安身立命处也深受传统浸润。复因其阅历丰富，老于江湖，故论事论人，眼光老辣，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然而，章士钊晚年评论说，“稚晖向以丑色登场，不嫌捏造事迹，信口乱道”。章、吴都是同盟会时代的老革命，然因吴氏在清末的“《苏报》案”中涉嫌向清廷举报章太炎等（太炎一直坚持此说，吴当然坚不承认），而二章是联宗的兄弟，所以章士钊和吴稚晖可谓前有嫌隙。尽管如此，其所论大致不差。
按庄子的说法，诸子都是要以其道易天下的，也就是据其理想以改造世界。既如此，便以能自圆其说为鹄的，重在讲道理，不特别重视史事的准确；很多时候，基本就是故意为之。吴氏为文，皆有所为而发，意在宣传；既重在当下关怀，常不暇计往昔“事迹”之是否精确，而任意渲染。故章氏实有所见。反过来，章士钊也是兼具立功立言的历史人物。不过他为官之日不长，亦不以政声著，若以吴的见解看章，大致仍属“有诗文集则大见轻重”一类吧。
与吴稚晖关系不错的胡适，少时不仅有意“立功”，且也有“立言”之意，留学时即拟在诗文上下功夫。而其安徽同乡梅光迪，则希望胡适像韩愈、欧阳修一样不“以文士自居”。梅先生甚至说，“文以人重。文信国、岳忠武诸公，文章皆非至者，而人特重其文”；若事功不足甚至“大节有亏”者，其当世文名虽盛，却难为后人所记忆。故希望胡适“抱定为学之旨，读尽有用之书，而通其意，将来学问经济，必有可观”。只要坚持“以文、岳二公为师，不必求以文传，而文自传”。
梅光迪显然分享着吴氏上述见解，且对文以人重强调更甚。类似见解也延伸到人以文重一流。如后来很多人说戴震（字东原）的《水经注》抄袭了赵一清（字东潜）的书，梁启超便不以为然，其理由即“东潜无《水经注》，则不复能为东潜；东原则虽《水经注》无一字自己出，岂有损于东原毫末”。盖赵著述有限，其名声全靠《水经注》；而戴则著述甚丰，不必靠此一书也。
立功与立言之间那种略带竞争的紧张，虽近代新人物亦不能免。史家蒋廷黻出身教会学校，又是留学生，然“上进”之心不弱。北伐后他曾以清华教授身份晋见外交部长，在办公室外静候数小时，而其兴不衰（若是他的清华同事陈寅恪，必早已拂袖而去）。据毛子水说，蒋氏晚年时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直接回答，反问李济：“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司马迁和张骞的知名度，在不同的人中间是不同的。也不知道蒋氏心中究竟倾向于何人。或许他自己也是犹疑的，但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他不重快乐，而希望知道他的人多。从蒋氏的后半生看，他更多已弃司马迁而就张骞。不过，今日大家记得的蒋廷黻，恰是他或不看重的史作；而他曾向往的事功，则久已淡出我们的历史记忆。一个期望文以人重的人，最后仍不出人以文重之类，或许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吊诡？
（作者为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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