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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纳兰性德词  

2014-11-21 16:31:28|  分类: 古典文化知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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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纳兰性德词——从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不同阶段谈起(片 段)

作者:叶嘉莹

我之赏爱纳兰容若的《饮水词》,盖始于1935年我方始以同等学力考入初中之际。当时我母亲曾给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作为奖励。这套书中所收录的作者与作品甚多,但其中影响我最大的两种著作,则一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是纳兰客若的《饮水词》。前者使我对词之评赏有了初步的领悟;后者则使我对词之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出生于一个古老的家庭,伯父和父亲很早就教我诵读唐诗,早在我考入初中前就已学习着试写短小的绝句。但伯父和父亲却一向不曾教过我读词和作词。我自己虽也曾读过一些五代和两宋的词人之作,可是却也从来未曾兴起过自己也要写词的念头。直到我读到了《饮水词》,从开篇第一首《忆江南》词的“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开始,我立刻就被这位词人的作品吸引住了。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对词之优劣做出任何品评,我只是觉得这位词人的作品似乎比我所读过的那些五代两宋之作更为清新自然,更使我感到易于接近。于是,我一口气就把“小丛书”中的一卷《饮水词》读完了。我少年时颇为强记,对《饮水词》中的一些小令,几乎可以过目成诵,于是那天然的口吻和流利的声调,就引起了我跃跃欲试的一种心情。大约一年以后我遂在并无人教导之下开始了填词的尝试。后来我把自己的习作拿给伯父看,并且谈到了我近来所读的《饮水词》。伯父认为我这个孺子尚属可教,对我的习作颇加奖勉,这当然更增加了我填词的一份兴趣;同时伯父还告诉我说,我家原与纳兰同里籍,祖居也在叶赫地,这正是我家何以取“叶”为姓氏的缘故。这当然使我对纳兰容若这位作者,也更增加了一份特殊的亲切感。虽然我平日写作从来不喜欢专意模仿任何一家的风格,但毫无疑问我早年所写的一些小令,是确实曾受过《饮水词》之影响的。此种影响大概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的时代。在这一时期我读词的兴趣和范围虽不断加深加广,但对纳兰词的赏爱则始终未变。这可以说是对纳兰词之体认的第一个阶段。其后,我大学毕业就开始了教书的生涯,又因为战争的原因由大陆流寓到台湾,并且经历了不少切身的忧患,当若干年后我在台湾几所大学开始教“词选”一门课时,我对纳兰词却摹然失去了当初的一份兴趣。这还不仅只是因为课时的限制使我只能讲授五代两宋的名家之作,因而无暇论及清词的缘故,也因为我对纳兰词的赏爱确实已经减低了。我不知道当年听过我词选课的同学,是否还记得我在讲南唐后主词时所说的一段话。我曾经断章取义地引过《诗经?邶风?谷风》中的“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几句诗,来说明对不同意境与不同风格的诗歌,应采取不同的欣赏角度。有些作品是宜深不宜浅的,如南宋后期的吴文英和王沂孙诸家,他们的作品是要读者细心吟味咀嚼以后,才能品味出其好处所在,但却不能予人以当下直接的感动,这是一类作品;又有些作品是宜浅不宜深的,我当时举的例证就是纳兰的《饮水词》。我认为纳兰词之佳处乃在其情感之真切自然,表现之清新流利,所以读起来油然易入,可以当下于人一种直接的感动,然而却并不耐咀嚼,缺少深远之余味,这是又一类作品;而更有一类作品则是既宜浅又宜深的,即如李后主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等作品,都是在初读时就可以予人一种直接的感动,而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加,又可以在这些表面浅白的词句中,不断发现更深沉更广大的意境,这是又一类作品。因此如果将纳兰词与李后主的这一类词作对比,则后主乃是既宜浅又宜深,而纳兰则是只宜浅不宜深的。这一段话可以代表我对纳兰词之体认的第二个阶段。而近数年来我曾与四川大学的缪铖教授合作撰写了《灵溪词说》,对于晚唐五代和两宋的词人做过一番由微观到宏观的整理,因而对词之特质及其流变也有了更为周至和更为深刻的一点认识。更且因为要继续撰写《词说》之续编的缘故,我既先后写了《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光照中的反思》和《迦陵随笔》等理论性的文字,对词之特质与词学之理论,做了一番反省的思考,继而又写了《论王国维词》与《论陈子龙词》两篇文稿,先后对清末与明末两位以令词擅长的作者做了一番结合理论与欣赏的探讨。而在论陈词的一篇文稿中,我既曾引用了清代谭献在其《复堂词话》中所提出的“重光后身惟卧子(陈子龙字)足以当之”之说,又曾引用了沈惟贤在其《片玉山庄词存词略序》中所提出的“明末乃有陈卧子《湘真词》,上追六一,下开纳兰”之说。因此在该文篇末我遂提到将写一篇论纳兰词的文稿。并试图在此文中能对这些以令词名家的作者,做一番综合性的讨论。于是近日我遂取纳兰词又以温故知新的心情重新阅读了一遍。因而遂发现对词之评赏,除了我前面所曾提到的“宜深不宜浅”、“宜浅不宜深”和“既宜浅又宜深”的几种意境与风格以外,原来还应列入一种“即浅为深”且“即浅为美”的意境与风格,而纳兰词之佳者则恰好具有此一类之特美。这可以说是我对纳兰词体认的第三个阶段。

以上之所叙写,只是我自己对纳兰词的一些个人体认,此就一般撰写论文之习惯言之,自不免属于浪费笔墨之赘言,但我个人在近来所写的文稿中,却常不免会写有这么一段自白式的看似赘疣的“前言”。即如我在不久前所写的《论王国维词》一文中,就也有这么一段“前言”,当时曾有一位熟识的朋友劝我不如把此段文字删去,以便使论文看来更具学术性也更为简洁。我非常感谢这位友人的好意,但我却不仅未曾把那篇文稿的前言删去,而且更在现在所写的这一篇文稿前,也加了这么一段自白式的前言。我之所以这样做,一则是因为我最初阅读王国维与纳兰性德两家作品之时代距今已有五十年以上之久,五十年来我对他们二人之作品的体会,前后已经历了多次的转变。为了忠实地写出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才在这两篇文稿的开端都加了这么一段自白式的前言。再则是因为当我自己对阅读纳兰词的体验做出这种三个阶段之反思时,更曾因为“三”这个数目字之偶合,而使我产生了一些“跑野马”式的联想。第一个联想到的是一则禅家悟道的故事,据《五灯会元》的记载,在南岳大师门下第十三世黄龙禅师法嗣中,有一位青原惟信禅师,这位禅师曾做过一段悟道的见证,说“老僧三十年前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悟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第二个联想到的则是一段西洋的文学理论,原来自进入本世纪以来,西方的文论已曾有过多次转变,先是形式主义取代了过去的实证主义,于是文学批评的重点遂由对作品外围的考证,转移到了对作品本体的研究,继之遂有英、美的新批评,与欧洲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诠释学等诸学说之纷坛并起。这些学说当然各有其所偏重的差别,但总体而言,则所有这些学派的理论,基本上却可以说是以文学作品之本体作为研究之主要对象的。及至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乃又自作品之本体转移到了文学之功能及效果方面。于是乃又有读者反应论与接受美学等理论之兴起,强调了读者的重要性。而我所联想到的则是德国的接受美学家姚斯(Hans Robert Jauss)在其《关于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姚氏在该书中第五章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点那就是“阅读视野之改变”(The change of hortizons of reading)。姚氏以为阅读之视野可以分为三个“层次”(Steps):第一个层次是“美感的感知性的阅读”(Aestheticallly perceptual reading),第二个层次是“反思的说明性的阅读”(Retrospectivelly interpretive Reading),第三个层次是“历史性的阅读”(Historical Reading)。姚氏且曾举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烦厌(二)》(Spleen ii)一诗为例证,依据他自己所提出的三个阅读层次做过一篇精密的实验性质的评说。至于我个人所提出的对纳兰词之体认的三个阶段,则虽然与我在上面所提出的两则联想,恰好有个数目方面的“三”之暗合,但其实我经由对纳兰词之阅读的三个阶段所体认出来的在诗词之评赏方面的反思,与前面两则联想所提出的禅宗法师惟信对语道所提出的“三般见解”,及接受美学家姚斯对阅读所提出的“三个层次”,在性质上实有很大的差别。不过这三者之间却也具有不少可以相通互证之处。以下我就将自己的这种并无章法的“跑野马”式的联想,略加理论化的说明,并希望借此对纳兰词与其他几位名家之令词的风格之异同,略做比较性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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