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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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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经典新读与孔子思想再认识  

2014-09-16 20:30:53|  分类: 古典文化知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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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作为儒学要典,是研究孔子思想的基本材料。然而,这部共二十篇计一万五千余字的著作又非常特殊,这便是该书全部采用了语录体。《论语》成书以来,历代研读该书的人不计其数。尤其近年以来,无论图书种类还是印制数量,《论语》的出版物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可是,我们在感到欣慰或者欣喜的同时,也看到《论语》研读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而这又与《论语》的成书及其文本特征密切相关。那么,《论语》是怎样成书的?它为什么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它在孔子思想研究中具有怎样的地位?我们如何研读才更有益于把握孔子思想精髓?这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给予充分注意的问题。

一、《论语》材料集撰应在孔子去世后不久

 

《论语》的材料来自哪里?它是怎样编撰而成的?这些都是研读《论语》很容易首先想到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汉书·艺文志》的说法是: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按照这里的说法,《论语》中所记载的内容有孔子的言论,有孔子弟子的言论。孔子的言论中,有他与弟子们的对话,有他与当时其他人的对话;孔子弟子的言论多是弟子之间的相互谈话,而这些也是曾经从孔子那里听来的。这就是说,不论孔子本人的言论,还是孔子弟子的言论,都出于孔子弟子所记。

关于《论语》的成书,《汉书·艺文志》至少还表述了三层意思:

第一,孔子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论

《论语》中,不论孔子本人的话还是孔子弟子的话,都应来自孔子弟子的记录。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孔子弟子常常随时记录老师的言语。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行”的问题,《论语·卫灵公》记曰: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孔子认为,人应当“言忠信,行笃敬”,即说话忠诚守信,行事庄重严肃。人应当时刻牢记,将“忠信”、“笃敬”装在心中,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一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顺畅通达。子张觉得老师的话太好了,于是“书诸绅”,也就是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孔子弟子随时记录孔子言语,在《孔子家语》中有更多的记载。比如《入官》篇中,子张向孔子请教为仕之道,即怎样当官治民。孔子就如何达到“安身取誉”作了详尽的回答,所以该篇最后说:“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子张回去以后把孔子的话记录了下来。又如《论礼》篇记载,一次,子夏侍坐于孔子,师徒谈到《诗》中所说的“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子夏请教怎么样才可以称为百姓的父母。于是,孔子进行了一番长谈,他围绕君主修德治国的问题,从怎样为民父母、如何德配天地等方面展开论述。孔子的论述令子夏激动不已,他猛然站起来,表示一定要记录下来。所以,《论礼》最后记载说:“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第二,《论语》材料是孔子弟子集撰的结果

《论语》是“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唐人颜师古注说:“辑与集同;纂与撰同。”这样,所谓“辑而论纂”,其实就是“集撰”或者“撰集”。

说到“撰集”,我们不由想到孔安国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孔安国本人正是这样表述自己与《孔子家语》之间的关系的,他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谈到:

元封之时,吾仕京师,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

在《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①]中,其表述与此大体相同:

又集录《孔氏家语》为四十四篇。

《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中引述了孔衍的“奏言”。孔衍表述为:

又撰次《孔子家语》。[②]

所谓“集录”,就是将已经存在的材料加以聚汇;所谓“撰次”,则不仅仅是汇聚材料而已,而且这种汇聚应有一定的内在逻辑。

汉代的孔子后裔(包括孔安国)们所说孔安国与《孔子家语》的关系,对我们认识孔子“门人”与《论语》的关系颇具启示意义。尽管学术界对孔安国与《孔子家语》具体关系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但这不会影响我们据而讨论“撰集”一词的具体含义。

按照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的说法,孔安国以前,《孔子家语》的材料经过了辗转流传,到他所处的时期,这些材料“与诸国事及七十子辞妄相错杂”,“与《曲礼》众篇乱简合而藏之秘府”。孔安国通过私人关系得到了《家语》,但这些却同样是一堆“乱简”,没有次序可言。于是,孔安国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分类、比次、编排,即所谓“以事类相次”,也就是“撰集”,从而成为今天看到的样子。

最初,《论语》恐怕也是如此。孔子弟子在“相与辑而论纂”之前,这些材料应该是已经存在的,其存在的前提便是孔子弟子们的随时记录。

第三,《论语》的编纂在孔子“既卒”之后

孔子弟子对《论语》的“撰集”,时间是在“夫子既卒”之后。

那么,何谓“既卒”?《尚书·金縢》有“武王既丧”的说法,《史记·鲁世家》作“武王既崩”。无论“既丧”还是“既崩”,都应当表示武王去世以后不太长的时间。[③]“既”有已、已经之义,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孔子家语·正论解》引孔子曰: “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于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于周公。其义一也。”此处“既丧”与“既没”并言,应当与《汉书·艺文志》的“既卒”一样。《文选·辩命论》注引《傅子》还有一种说法:“昔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丧”、“没”、“崩”、“卒”、“殁”都是人“去世”的同义语。看来,“既卒”也是古代的通行用法,即表示去世以后不久。

认识到《论语》结撰在孔子“既卒”以后很有必要。长期以来,学术界占主流的看法是《论语》“不纯”和“写定很晚”。比如有学者说“《论语》的结集,时间可能晚得多,不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而是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景、武之际”,不承认《论语》有“原始结集”一事,认为不论其结集时间、篇目多少、《论语》传本抑或文字真伪,都还存在问题。[④]显然,这样的看法与《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是不一致的,因为所谓“既卒”虽然表达的是在孔子去世以后,但不可能是孔子去世后那么长的时间。

二、《论语》由孔子裔孙子思主持编撰而成

《汉书·艺文志》表明《论语》是孔子弟子在孔子去世不久后整理编撰既有材料而成,但是,编撰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具体编撰而成的,这些问题《汉书·艺文志》等典籍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更明确的说法。因此,后世学者进行研究,并在今本《论语》中寻找内证,也提出了种种看法,但分歧依然很大。实际上,《汉书·艺文志》的相关记载虽然简单,可还是为研究《论语》的成书问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论语》类文献共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在作者看来,这些都应该与今本《论语》具有同样的性质。广义上,事实应该正是如此,比如《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这也是孔子应答时人而为当时弟子所记的内容。

最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孔子家语》也被列入《汉书·艺文志》中的《论语》类文献。《孔子家语》与《论语》两书之间的关系,对于说明《论语》的成书很有价值。这里著录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与今十卷本《家语》有别。学者们都知道,古代图书在形成与流传过程中,卷帙的分合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里的二十七卷本与王肃注的十卷本或有不同,但二者的主要内容应该一致。颜师古说这个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这可能是收藏在西汉秘府中的本子,不过此本不如孔安国整理、后经王肃作注的本子更为细致。

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谈到《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他说: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以《孔子家语》为伪书,孔安国序也被认为是伪品,因此,孔安国所说的这些话向来不被人们所注意。而今,由于新材料的问世,学术研究的推进,《孔子家语》的重要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孔安国的叙述也应当给予应有的重视了。

《孔子家语》与《论语》、《孝经》“并时”,三者在时代上一致。《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看来,无论是《论语》、《孝经》还是《孔子家语》,其材料都来自孔子弟子。所以孔安国又谈到《家语》的特征说:

凡所论辩,疏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润色,其材或有优劣,故使之然也。

孔子弟子们从孔子那里得来“第一手材料”,然后“叙述首尾”,进行了适当加工。由于材料出于众手,故而“其材或有优劣”。与《论语》、《孔子家语》不同,《孝经》是“孔子为曾子陈孝道”的专篇,如果这些材料都出于孔子弟子,都是孔子弟子“接闻于夫子之语”,那么《孝经》应当出于曾子,而《论语》和《孔子家语》则应当出于众手。与《孔子家语》相比,《论语》则是经过了材料的拣选,《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论纂”或即此意。

学术界有一种看法值得注意,认为“论语”的“论”有“选择”、“别择”之意。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假借为抡。”《国语·齐语》曰:“权节其用,论比其材。”韦昭注:“论,择也。”《荀子·王霸》曰:“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杨倞注:“论,选择也。”

关于“语”,《说文解字》说:“语,论也。”《广雅》说:“语,言也。”是则“孔子家语”应该就是“孔子家”的论说集或言论集,也就是在“孔子家”中编辑而成的论说集、言论集。如果《论语》书名的“论”为选择之意,则《论语》应该是选自“孔子家”之“语”中的材料。当然,这不是说今本《论语》就一定出自《孔子家语》其书。这样理解的《论语》书名的涵义,与孔安国所说完全一致。或者,这种看法更接近《论语》成书的历史事实。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论语》最初成书于何人之手了。

从新发现的材料看,《论语》中孔子称谓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在传抄中形成的,并不能作为《论语》成书较晚的证据。今本《论语》后十篇中称“孔子”的地方,竹简本有的称“子”。如《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尧曰》篇:“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在简本中以上两章中的“孔子”均称“子”。另外,今本《论语》称“子”的地方,竹简中有的则称为“孔子”,这说明《论语》中的称谓在抄写过程中会发生一定变化,因此,《论语》的成书时间不能完全以此来判断。

《论语》中记载有曾子临终之言,该书成书时间的上限在曾子去世之后当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论语》成书时间的下限。而郭店楚简的发现,使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论语》结集时间的下限。

郭店楚简研究的成果证明,其中的儒家著作属于久已佚失的《子思子》,同时也证明《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所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是有根据的。《礼记·坊记》中已经出现了“论语”之名《坊记》曰: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欢。’”

《坊记》现为《礼记》中的一篇,但《礼记》确实是直接汇聚原有典籍而成,《坊记》也当为戴圣取自子思之书。西汉时期,孔子后裔孔衍曾经上奏朝廷,希望重视《孔子家语》。孔衍的奏言中说:“戴圣皆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今见其已在《礼记》者,则便除《家语》之本篇,是为灭其原而存其末也。”孔衍所说,其言不虚。

《坊记》中明引《论语》,而且《坊记》与包括《成之闻之》在内的郭店楚简许多篇章明显属于《子思子》,则子思生活的时代《论语》已经成书。

另外,郭店楚简的《语丛》中也引述了《论语》中的句子:《语丛三》第五○、五一简,据研究,可以隶定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段话,明显与《论语·述而》一致。《语丛三》第六四、六五简,两简有中线作为界隔,第六四简编线以上有“亡(毋)意亡(毋)古(固)”四字,编线下有“亡(毋)物不物”四字;第六五简中线以上是:“亡(毋)义(我)亡(毋)必”,编线下有“皆至焉”三字。栏线上面的应当接着读,下面实际是对上面的解说。这样,二简应当是“毋意、毋固、毋我、毋必”。《论语·子罕》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顺序虽有差别,但二者至少应当同源。

看来,战国时的楚国不仅有《子思子》流传,也有《论语》的流传。《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不少语句与其他文献记载的孔子言语相近,情况大致都是如此。出土郭店楚简的古墓,其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墓葬中的书籍成书应在其前。这就意味着公元前300年以前,《论语》已经在南方的楚国流传,也证明子思在其著作中引述《论语》不成问题。

据研究,子思在世的时间约为公元前491年~前400年,则《论语》成书的下限当在公元前400年以前。所以,《论语》成书的具体时间可以限定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00年间的二十几年中。

关于《论语》的编纂者,有人认为是孔子众弟子;有人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有的认为是有子;有的认为出于曾子弟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论语》为曾子领纂,笔者认为这个说法近于实际。我们进而认为,《论语》是由子思主持完成的这一观点恐怕更为合理。

子思为曾子弟子,在曾子去世后地位特殊,有儒学领袖之风范。说《论语》出于子思,不仅与以前学界的论证相合之处较多,更重要的是符合《论语》记载所反映出来的信息,与孔子之后儒学传承的实际比较吻合。

《论语》的材料来自众弟子所记。从《论语》本身的材料看,其中除了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称谓以外,对于诸事的记录方式、语气也透露了其汇编聚集的痕迹。

《论语》为孔门弟子所记,史书记载非常明确。刘向说《论语》为孔子弟子“辑而论撰”,王充《论衡·正说篇》说《论语》为“弟子共记孔子之言行”,应该都是可信的。《论语》中不仅以“子曰”的形式叙述孔子的言语,而且记有许多孔子与弟子的问答,其中涉及弟子有名姓者就有三十人,这些材料当不会出于一人或者少数几人,其内容应该多是由这些弟子或其再传弟子记录而成。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论语》出于曾子门人,阅读《论语》,其中厚重的曾子言行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曾子门人,他人一般不会如此编辑;另一方面,论者又指出,《论语》形成于孔门后学分化的背景之下,而孔门的严重分化又难以聚集这么多的材料。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合理的推论只能是众弟子将材料汇聚到一起,最后主要由一人进行整理、选辑、编订,而这位整理编订者应在孔门之中地位尊隆,而且是曾子门人。符合这种条件的人只有子思。

我们认为,研究《论语》的成书应当与《孔子家语》联系起来考虑。孔安国的《孔子家语后序》说《家语》和《论语》都出于“诸弟子各记其所问”,说《家语》与《论语》“并时”。尔后,“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所以,如果说《论语》有“语录”性质,那么《家语》则与“文集”相近。《孔子家语》是弟子记录的汇编,其中虽然有后来增加、整理的成分,但基本还是原始面貌的保留。

有人推测,《论语》的结集可能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因为“以常情而论,孔子殁,‘微言’绝,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学派,七十子在聚会治夫子之丧时,能不考虑今后大家离去,‘微言’分散,不利以传夫子之道吗?所以说这时倡议纂辑《论语》,时机最为成熟,汇集资料最为方便。”[⑤]我们认为很有道理。《孔子家语》中有《终记解》一篇,记录孔子临终前的一些情形,似乎可以说明这样的推测不误。只是此时所汇聚起来的可能是弟子们各自记录整理的孔子言行,它应该就是《孔子家语》的雏形。而从孔子言语中“取”出“正实而切事”的《论语》,很可能是此后的事情。

《孔子家语》之所以被称为“家”,其中记录孔子身世、生平,又有《本姓解》叙述其家世源流,说明《孔子家语》属于“孔氏家学”的范畴。而《家语》与《论语》“并时”的情况表明,二者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


三、《论语》明显具有“正实而切事”特征

 

显而易见,《论语》不同于其他许多著作之处在于它是“语录体”。也是因为如此,《论语》具有了孔安国所说的“正实而切事”的突出特征。

在《家语后序》中,孔安国谈到孔子后学编撰《论语》时,其选取材料的标准是“正实而切事”。我们认为,所谓“正实”,不仅说明了《论语》材料之与孔子的关系,而且与子思作为《论语》的编订者有关。

如何理解孔子遗说材料的来源,新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的《从政》篇对此颇具启发意义。《从政》篇现存竹简中,仅仅“闻之曰”就出现了至少十三次,经认真比较研究,《从政》篇中的“闻之曰”与“子曰”相同,说的正是“闻于孔子之言”。以“闻之曰”起始的每一节都集中论说一个主题,彼此相对独立。如前所述,《礼记》中有《坊记》、《中庸》、《表记》、《缁衣》,据《隋书·音乐志》,沈约曾说这四篇属于《子思子》。将《从政》篇的这些竹简与现存于《礼记》中的《子思子》四篇进行对照,不难发现其结构非常一致。《孔丛子·公仪》记穆公对子思所说“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表明《子思子》中有很多是专门记述孔子的话。《从政》篇与郭店楚简、《礼记》四篇等子思著作又在内容上有密切关联,所以,我们认定《从政》篇应该属于《子思子》的佚篇。[①]

发现《从政》篇属于《子思子》有重要的意义:一则说明《子思子》书中有多篇都是以“子曰”或“闻之曰”的形式大量排比孔子言论;二则说明了其中子思所记述的孔子语录的性质或可靠性问题。《孔丛子·公仪》记曰: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之言交代了《子思子》所记孔子遗说的特征,即子思所谓“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由此可知,《子思子》中大量的孔子言论,有不少应该就是“闻之于人者”,虽然“不失”夫子之“意”,但可能“非其正辞”。相比而言,《论语》所记则应当属于孔子之“正辞”,也就是孔安国所说的“正实”。

在《论语》中,孔子应答弟子、时人的话自不必说,显然都是孔子弟子等人记录整理的结果,即使“弟子相与言”之语,也能够透露出他们在表达着孔子的思想。例如《颜渊》篇记曰: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在这里,子夏所闻,或者即是来自孔子。而按照《论衡》以及朱熹《四书集注》的说法,这里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应当就是子夏闻于孔子之言。

    如果《颜渊》篇的记述还不能完全确定子夏所闻就一定来自孔子的话,那么,《季氏》所记孔子弟子陈亢与孔子的儿子伯鱼的对话则透露了孔子弟子主要是通过“闻”的方式了解孔子的教诲。显然,这些教诲被弟子记录整理下来,就见于现在的《论语》等典籍中。《季氏》记载说: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子张》篇中的记述更具有典型意义: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作为孔子的再传弟子,子夏门人向子张求教问题。子夏所言与子张不同,最后子张所表述的,还是以自己从孔子那里听到的相告。《论语》这里所表述的还是孔子的思想。《子张》篇中又记述说: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曾子的这两段话,都是直接转述的孔子言论。

实际上,孔子弟子与孔子相处的日子里,孔子往往与不同的弟子讲述不同的内容,所以,《公冶长》篇记载说:“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不可得而闻”的内容,其他弟子未必也是如此。孔子弟子亲闻于夫子,其“正实”可靠不言而喻。

除了“正实”,《论语》还具有“切事”的特点。所谓“切事”,子贡所言恰恰也有透露。关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人们的理解不同:一则理解为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所以子贡不能听到;二则理解为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高深微妙,连子贡自己也难于知解。但不论是哪种理解,都说明与“性与天道”相比,孔子更关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这是《论语》作为“语录体”的选材标准问题,而不是孔子是否谈论性与天道的具体问题。

与《孔子家语》相比,《论语》的“切事”更加明显。有人认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伪作,朱熹就不同意这一说法。据《朱子语录》记载,他认为《家语》“非王肃所作”,但其书“多疵”;又说《家语》“是当时书”,但“记得不纯”。所谓“不纯”,无非是因为《家语》乃是将孔子遗说的材料“都集录之”,而不是像《论语》那样进行了拣选。

《论语》“切事”的特点也应该与子思的纂辑有关。子思既然是总体上来编撰孔子语录,而且是要在众多的材料中选择孔子遗言,那么,他就一定会考虑哪些孔子言论更具有直接教化社会人心的作用,哪些更为符合孔子的最终关切点。显然,《论语》有特定的选材标准,正因如此,《论语》不会记录孔子的所有言语,更不会记录孔子的所有事迹。

 

四、《论语》不是研究孔子惟一可靠的资料

 

由材料来源、结集成书的种种特征所决定,《论语》毫无疑问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但是,如果认为只有《论语》才是研究孔子的可靠材料,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那样认为,孔子儒学研究就会丧失很多珍贵的文献材料。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弟子们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孔子遗说。这些孔子遗说,就是以《论语》为代表的大量文献,有学者称之为“《论语》类文献”。这些材料多以“子曰”、“孔子云”之类的形式保留下来。可以说,没有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说,我们的古代文化宝库将不会如此丰富;没有孔子弟子,我们就无法真正全面了解孔子,也无从完整地了解中国的“原典文化”。

孔子遗说研究是中国儒学研究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关键问题,但历来研究者众多,分歧却也极大,其间许许多多不正确的认识,影响广泛而深刻,这与孔子和早期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极不协调。长期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由怀疑古史到怀疑古书,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更是被怀疑的重点。由于人们对于古书成书和传流规律了解不够,很多古籍被打入“伪书”行列,多数典籍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中国哲学史学科可谓“受灾”最为严重,不少珍贵材料被“武断地加以剔除”,“颠倒思想发展之绪者”不可胜数。

有学者说,经过疑古学者的剥离,与孔子有关且可信的资料“似乎只有《论语》一书了”。其实,《论语》本身的可靠性也受到了质疑。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却是《论语》陆续成书于孔子后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清朝以来,疑古高潮迭起,《论语》也像几乎所有的典籍一样受到怀疑。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论语》的流传着眼,人们认为,《论语》等书既然有递相传授的过程,就必然会造成“不纯”。

崔述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论定《论语》一书有“窜乱”,有“续附”,《论语》编订初始,各篇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各不相谋”,其后才汇为一本,又有“采自他书以足成之者”。崔述的根据主要是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上有所不同,认为尤以最后五篇为不足信。

对崔述的研究,顾颉刚先生叹服不已,倍加赞赏。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成了后来学界对《论语》一书的主流看法。崔述的研究还影响到国外,受到外国学者的推崇。如美国学者顾立雅(H.G.Creel)、日本学者木村英一也是如此,后者研究《论语》各篇,一一落实其写成的时间,甚至“考证出”认为某些篇成于孔子再传、三传、四传甚至五传弟子之手,这与崔述的看法大体一致。某些西方学者对《论语》的怀疑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20世纪30年代,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英国的汉学家韦利坚持认为,《论语》一书20篇,只有第3至第9篇是可靠的,其余各篇均系后人所加。这一疑古考证已经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著作,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有一对学者夫妇——布鲁克斯夫妇(白牧之、白妙子),他们只相信第4篇的前20章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学生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一结论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新闻媒体对这一结论作了各种很有,发挥与引申。由于认识与方法的严重偏差乃至错误,本来思想体系博大的“孔夫子”被活生生地变成了“空夫子”。

近三十年来,地下出土了大批的学术文献,尤其是阜阳汉简、定州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郭店战国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等,不仅可以补充孔子和早期儒学研究的资料,而且可以纠正以前研究中的偏失。显然,“孔子遗说”研究应当主要结合新出土文献,分别对有关的孔子遗说进行文献学、思想史的深入考察,进而在认真对待传统记载,深刻反思既往研究,全面分析新的学术信息基础上,对孔子遗说的形成、特征以及我们应持的态度,作出客观的、尽量接近历史实际的估价。

我们认为,对孔子遗说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将研究放在中国上古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以前,人们对我国古代尤其三代文明发展的水平估价不足,而大量的出土材料已经使原来不少朦胧、模糊的认识变得清晰、生动起来,为此项研究提供了极好条件。第二,将孔子回归到他所处的时空中去研究。按照“知人论世”原则,将孔子真正回复到春秋末年的鲁国,回复到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结合西周以来鲁国的礼乐传统,结合春秋时期鲁国的文化品格,从而探索孔子的心灵世界。第三,既要克服疑古思潮造成的巨大束缚,也不要盲目信古,充分利用考古新发现,将新出文献与传世文献认真比较,综合分析,从而补偏救弊,不受既有观念束缚,检核既往成果,做到言之有据,无征不信。

依照我们的看法,关于孔子遗说的许多问题,早期记载本来比较清晰,但由于对这些记载的解释不当,有的成书年代被严重后置,古书序列混乱;有的被定为伪书被弃之不用;还有的连学派属性也被误指(如《易传》)。孔子与六经、孔子遗说的研究,是整个所谓“原典”文化研究的基础。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熟悉古代典籍。在他看来,六经各有特征,但都有益于社会政治。孔子非常重视六经的“王道”教化功能,从而整理了六经,这是最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孔子的大量说教被弟子后学记录下来,后来,这些记录流传广泛,受到普遍重视。曾子和作为孔子裔孙的子思曾经辑集孔子遗说,《论语》、《孔子家语》、保留在《礼记》中的有关篇章、郭店儒简、上博竹书《从政》,还有保存在《孔丛子》中的四篇孔子遗说,可能都出于他们的整理。只有了解这一点,才能更好地理解《论语》,准确而全面地了解孔子学说。

 

五、《论语》研读应注意把握孔子思想精髓

 

研读《论语》,自然是为了理解孔子,学习孔子学说。我们曾说,《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论是人们从孔子那里听来的。孔子去世后,他的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形成了《论语》。就是这样的一个“辑而论纂”的过程,给我们认识孔子留下了不少疑难,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秘密”。

面对这些简洁的语录,面对其中一条又一条的“善言嘉语”,人们反而感到疑惑:我们的理解对吗?《论语》的材料是随意的堆砌还是有意的精心编排?该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孔子的思想?面对积如丘山的注释和解说,人们在追问:为什么大家的理解往往出现那么多的差异?我们怎样才能更加接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

原来,《论语》的“秘密”恰恰就在人们最熟悉、人人都知道的《论语》开篇的那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理解这一章的关键在于第一句。我们的分析见本书正文,此不赘述。按照我们的理解,《论语》首章孔子表达的是这样的思想:

如果我的学说被时代或社会所采用,那不就太值得高兴了吗?退一步说,如果时代没采用,可是有很多赞同我的学说的人从远方而来,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不也很快乐吗?再退一步说,不但社会没采用,而且人们也不理解我的学说,我也不恼怒,不也是一位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吗?

关于这一章的理解,传统的说法影响太大了,虽然已经有学者研究并且指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那样的时代,孔子是苦闷的,他多么希望有人理解自己。在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有“君子以朋友讲习”的句子,什么是朋友?后儒的解释是:“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孔子十分盼望有真正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与自己一同谈学论道,但真正理解孔子的人毕竟太少了,连他的弟子有时也未必真的了解他,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有时与弟子们那么亲密,有时对弟子又那么严厉。

在周游列国走到陈、蔡两国之间断粮七日。在困厄之中,孔子不畏艰难,仍保持乐观态度,继续讲诵,弦歌不废。子路生气了,他对孔子的思想感到疑惑;子贡也不理解,他请求孔子将博大精深的学说稍稍降低一下标准。只有颜回理解孔子,他认为:“老师的学说博大精深,致使天下人都不能接受您。虽然这样,您还是推广并实践它,世人不任用,是各国统治者们的耻辱。学说不被接受仍然坚定信念,方显出了君子的本色。”听到颜回的话,孔子十分激动,也感到十分欣慰。

孔子的理想与抱负只有颜回能够理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可爱的弟子,竟然先孔子而去世,难怪颜回的去世使孔子那么的伤感!

孔子临终前七日的那天早晨,他背着手,拖着手杖,悠闲地在门口漫步排遣。他口里唱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唱完,回头走进屋子,正对着门,安静地坐下来。作为一位迟暮的老人,孔子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将不得不撒手许许多多的牵挂,他似乎再也没有机会、更没有能力去关注苍生,他终于不用再游说,不用再奔波了。

那么,将要永别于人世的孔子在想什么?在孔子的心目中,将要坍塌的泰山何指?哪是将要折坏的梁木?谁又是将要病逝的哲人?——子贡来到后,孔子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自信,他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孔子始终在考虑用自己的学说拯救世道人心,他对自己的学说竟然是那样的坚信!

时隔世移,在不少人心目中,孔子的形象业已变得日渐模糊。可是,当回首春秋末期的乱世时,我们看到的依稀是一位荒野中的赶路人,一位风雨中的狂歌者。孔子,在他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似乎总是痴心不改地追寻着、探索着,他给我们留下了智者的教诲,仁者的遗训……但是,直到他去世,人们仍然不能够理解他,仍然没有当政者能够任用孔子,没有为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作为孔子的裔孙,子思应当比我们更了解孔子。在《孔丛子》中,有关于子思与孔子对话的记录。孔子对孙子寄予了希望,开始时他认为孙子小小的年纪怎么能够理解呢?但子思从孔子的叹息中知道孔子担心“子孙不修”,羡慕“尧、舜之道”,这令孔子感到欣慰,高兴地说:“吾无忧矣。”《论语》出于子思,他一定会精心编辑,哪里会随意堆砌有关材料?

经过选择、编排,《论语》中的孔子言论缺少了具体语境,而其中的语录比较简略,增加了人们认识的难度。后人考定《论语》有“窜乱”,有“续附”,各篇“各不相谋”,不出于一人之手,现在看来,都缺乏有力证据。

在孔子的人生中,他的坚毅支撑着他的信念,他的信念使他变得更加坚毅。孔子当然希望自己的学说用世,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矢志不渝。但是,孔子所处非“时”。儒家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郭店楚简中有一篇《穷达以时》,《论语》首章中的“时”也是此意。孔子曾说:“夫遇不遇者,时也。”他认为:“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孔子到处碰壁,是时势使然,但孔子是坚强的,他有强烈的治世情怀,并“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显得有些“愚顽不化”,尽管世人不了解自己,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学说,坚守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体现了孔子对自己人生际遇的思考。

这样,当我们回到《论语》上来时,发现《论语》其实有内在的严密逻辑。《论语》首篇围绕做人这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以下各篇分别谈为政以德、守礼明礼、择仁处仁等,层层剥离,依次展开。《论语》首篇十分重要,宋朝有学者说:“今读《论语》,只熟读《学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余自然易晓。”这的确是通读《论语》掌握其真谛的中肯之言。是的,我们现在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善言嘉语”,正是因为将本来是一个整体的《论语》读散了!

《论语》注重做人、修身,这正是曾子门派的特征,这一特征或许就是孔安国所谓的“切事”。子思学于曾子,从上博竹书《从政》等篇看,子思不仅谈论心性问题,也十分关注为人、为政等社会的现实,他谈论心性也是他深刻思考社会人生的表现。正因如此,子思纂辑《论语》,才首重做人。梁人皇侃《论语义疏》说:“此篇章语君子、孝悌、仁人、忠信、导国之法、主友之规,闻政在乎行德,由礼贵于用和,无求安饱,以好学能自切磋而乐道,皆人行之大者,故为诸篇之先。”子思这样条次编辑,既符合乃祖孔子原意,又与其师曾子保持一致,还与子思自己的思想通贯。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礼”、“中庸”、“道”、“义”、“和”等等都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到底何者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学术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其实,孔子的思想虽然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也的确有一个始终不弃的中心,这就是孔子对于现实社会秩序的关切。由此,他的学说始终是围绕“修己以安人”而展开,或者说,孔子的不同言论,都是他这一学说体系中的不同部分。

我们认为,如果说孔子是一位思想家,那么他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没有当时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历史实际,就不会产生孔子的伟大思想。孔子思想产生的早期,他所关注最多的是“礼”,即周礼。孔子步入社会之初,名声日隆,从学的弟子众多,原因都在于他对周代礼乐的精深造诣。这一时期,孔子谈论最多的也是周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怎样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他到处推行自己“礼”的政治主张,企图用自己的学说改造社会,但却事与愿违,处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于是,他开始越来越多地提到“仁”,议论“仁”与“礼”之间的关系。这时期,孔子“仁”的学说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进入“知命”之年以后,孔子的人生境界逐渐提升,以致于最后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佳境。他晚而喜《易》,并作《易传》,对自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具体的阐发,他“中庸”的方法论观点也臻于成熟。如果把孔子的一生进行这样整体的分析,或者会有助于对孔子思想核心问题的理解,也会更有利于读懂《论语》,进而把握孔子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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