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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美是用来抵抗生活平淡的

 
 
 

日志

 
 

读王鼎钧随感  

2015-02-26 20:20:50|  分类: 传记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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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鼎钧随感(之一)

    

    

(本文选自《随笔》2014年第2期)

 

林达   

        

    

     王鼎钧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中文作家。王鼎钧的四部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是读者的一件幸事。读后感想各人不同,对我来说,读他的书,如一个久违年代突然走到面前。那些许久没有再听到的用词用语,激起童年回忆。有过那样一些人,不可测的智慧是在水下,浮出水面的冰峰在阳光下一闪一亮。那是我曾经很熟悉的氛围,却随着我身边最亲近一辈人的离去而离去。离去的是一个时代。如今在我远远的周围,可以看到许多同代学人,却风景迥异。

    我开始读到王鼎钧,是在美国,十几年前。

    当初去美国,想的不是去看一个国家,而是去看世界。实际发生的更有一点荒诞:我也是去看近邻,看台湾人。现在想来,当时大陆还足够封闭。离开大陆前,我只在广东认识过一个台湾人,是个彬彬有礼的工程师。记得他送我一包“冻顶茶”作见面礼,那是我第一次喝上台湾茶。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么说吧,如果他不送,我就不太可能在那个时间点上喝到冻顶茶,也不会知道那是台湾名茶。想想不可思议,当时“文革”结束、大陆戴上“改革开放”帽子已经逾十年了。

    如此封闭,大家感觉却“很开放很开放”了,因为参照系是在此之前的十年“文革”。其实,九十年代初以前的开放,大多只是自己给自己的开放,以前不能穿的,现在可以穿了,穿个牛仔裤留个披肩发;以前不能做的,现在可以做了,就觉得已经很开放了。曾经不准谈人性,现在人性突然爆棚,性善性恶,人性弱点和人性复杂性,都一勺烩了。一边有拘谨压抑的延续,一边有池内狂欢。最经典的,是曾经个个一无所有,却不准说自己一无所有,说出来就是不满现状,就可以是刑事罪行;“文革”以后,大家还是一无所有,却居然就可以说出自己一无所有了,那是多大的解放。所以崔健喊一嗓子《一无所有》,足以降天下。

    开始可以了解世界了,但是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是片羽吉光。

    所以,在1990年,大陆人没有交上台湾朋友,对台湾和台湾人毫无了解的,十分普遍。美国是个小联合国,五彩缤纷下,刚到美国的我,对台湾好奇。他们没有经历简化字改革,还用着我们称“繁体”他们称“正体”的书写。此前,我只想到书写差异,没想过还有文字隔阂。我们这代大陆人生在1949年以后,是在政权文化的双重交替之间,我小时候,书架上父亲和哥哥的书,多为“繁体”。老师没有教,稀里糊涂也就会了。“文革”中,我周围的小朋友还有过一阵“繁体”热,感觉好看而时髦。大家被政府送下乡,收着天南海北来信,繁简两体夹杂。

    到美国后我才知道,哪怕在两岸隔绝年代,在两种字体之间,两岸并不对等。只要有碑帖有旧书,大陆孩子就一定有机会接触传统中国字体,而那个时候的台湾人,可能真没有机会看到一本大陆文字革新之后的简体书。前两天,我与一个在德国生活的台湾小朋友聊家常,我说,这儿雷暴雨呢,小湖爆满,我正抗洪抢险修堤坝。她的回应却是个文字问题:“那个‘土'加‘贝'的字是什么?”令我想起刚到美国,认识个酷爱读书的台湾女孩,她借了我的书去看,还书的时候一边说“好看”,一边说“就是有的字不认得”。她在纸上描画了“书包”两个字,问我:“那是个什么包?”得到答案她笑得岔了气。

    也是到美国后我才知道,对台湾人说“繁体字”可能是一种冒犯。认真的,会正色纠正:“不是繁体,这是正体。”在海外,来自两岸的人可以为字体优劣争得面红耳赤。我无意冒犯,赶紧对大笑的女孩说:“还是正体好看。”没料她说:“昨天给妈妈写信,写了两个钟头,你写信可以省很多时间。”那时电脑还没有普及,更没有伊妹儿。

    我忽然想到,人对文字反应很奇怪。虽然英语也可以拆解析义,中文词无疑最可拆解。一个词义通常由两个独立字义叠加。可是,人有能力忘记本源,赋新词以超越本源新义,完成视觉感觉走向双重麻木的飞跃。在我们词典里,“先进”“革新”总是好词,“革命”更是当然。革、命,我们很少盯着这个词看半分钟,得到它直观的明示。

    现在很少有人提起,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陆就有过一次短暂“文字革命”。1977年12月,大陆公布了“二简”,《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推出两批简化体共853字。没有征求知识界意见,“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表决。据说这是刚结束的文化革命遗风,文字要为工农兵服务,知识人尚在“臭老九”之列,无权置喙。写下这三个字觉得儿童不宜,这个称谓在当时是官方书面用语和儿童教育用语,还远不是最糟的语言。可以想象,一批“红旗下的蛋”,在这样的语言熏陶下出壳、长大,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需要惊奇。

    “二简字”中,“芭、粑、笆”都简化为“巴”,“葫、蝴、猢、糊”,皆简而为“胡”。于是就有“胡芦、胡蝶、胡狲、面胡胡”,毕竟“文革”已经结束,开始有了“舆论”,于是舆论哗然。最不被接受的,记得是“道理”的“道”字,“走”字边上,砍“首”换“刀”,众人愤愤然,说“提着一把刀去讲道理,还有什么道理可讲”。第一批248字,一经宣布,就立即在报纸、刊物、中小学课本和书籍上,顶替了原来的“老字”。小学老师一阵手忙脚乱。后来在众人反对下又“停用”,但已经印出的书、教科书,覆水难收。“二简字”在十年后的1986年6月宣布废止。事情就过去了。在大家的记忆里,也就是一个闹剧,匆匆被抛在脑后。我也完全忘记了。

    直到最近,一个学人朋友,被指经常写错别字,他十分委屈。细究下才知道,他就是“二简字”一代。我也这才想到,“二简字”的后果,是还有一大批孩子呢。他们的老师教的、考试考的,他们一遍遍在作业本上描画的,就必须是“二简字”、也就是后来的“错别字”。这件看上去很小的事情,在台湾不会发生。能把误人子弟都看作小事,也是经历大风大浪的后遗症。如果活下去曾经分分钟都是问题,这些自然都是小事。张艺谋把同代人把“活着”当做人生成就的故事,拍成电影,获得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可是二十年过去了,《活着》还未能获准上演。活着就还是需要小心。

    我和一个“70后”朋友聊起,八十年代的开放快感,是和刚过去的“文革”对比。她却说,我对八十年代的怀念,是与今天对比。于是她提起于双戈案的公开审理。1843年率先开埠的上海,学习和捡回记忆都更快,尤其是被文人忽略的“技术层面”。“文革”刚结束三年后的1979年,恢复消失了二十二年的律师制度。在七十年代中,“文革”中的百姓私下悄悄流行对自己娱乐生活的精确总结: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看了八年。我记得另一个真实故事,在“文革”刚结束的七十年代末,我在一本所谓内部读物《编译参考》上看到,当时有一个外国法律界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一个问题是:中国当时有多少律师。回答是:八个。

    1987年12月19日,电视台首次即刻全程转播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蒋佩玲、徐根宝包庇罪犯于双戈私藏枪支弹药”一案。上海人跟踪追看审理全程和律师郑传本庭辩,万人空巷。其后上海坊间流行语加了一句,“讨老婆要讨蒋佩玲,交朋友要交徐根宝”。徐根宝是于双戈的朋友,蒋佩玲是于双戈的恋人,上海人称“女朋友”。徐根宝涉嫌窝赃包庇,蒋佩玲涉嫌资助于双戈逃亡。今天有人奇怪,1987年上海人有没有是非观,提起来,朋友把市民们对被告的好感归于律师的精彩庭辩。其实,这里暗藏民间对行去不远的“文革”联想的反弹:亲友检举背叛,株连九族,在“文革”中曾经是日常见闻。这个时候,小姑娘蒋佩玲一句“我已经是你的人,要死也死在一起”,徐根宝不计后果的“兄弟义气”,令上海人在持续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铁面无私之后,至少体验了一点久违的是非曲直与亲情友情的纠葛、找回一点人性错综纠葛的复杂感觉,有了一点人的气息。这个特定大历史背景和社会思维模式关联,需要历史体验,在这代人离去之后,再不会有人理解。

    朋友说,她对这个案子记得清楚,是因为那个年代的小孩,因此有了律师梦。爱看热闹的上海人,也以为从此可以在电视里看本国法庭大戏了,谁知,剧场关门。空等几十年,此景不再。郑传本洋洋洒洒在成千上万电视观众前展示律师行业光彩,只是昙花一现。近三十五年过去,今天律师纵有天大本事,再遇惊天大案,也不再有全程转播的屏幕大舞台。

    海外司法和媒体具体什么样的?在“很开放”的八十年代,大家几乎一无所知,也很少问这样的问题。

    到美国以后不久,有了朋友淘汰下来的一个电脑,还没有发达网络,所以,电脑只是个打字机,我懵懵懂懂,为得到一个新鲜玩具开心,没有去想,大家都已经走到了旧世界的悬崖边缘,那是世界享受最后安宁的黄金片刻。

    中文书都留在了千里之外的家,又住在偏远乡下,那时候,偶得一张中文的《世界日报》,就很稀奇。就在那张报纸上,我第一次读到王鼎钧。他的文字领我进入了另外一片天地。

    听上一辈讲故事,对比会有感触,触动很容易发生在两代差异和时代变迁之间。我这一代和王鼎钧,还多了另一个隔阂,隔着大陆的文化断层。这个断层,我和自己的父辈一起经历。王鼎钧却和我从未谋面的叔叔、和另一半父辈的朋友们,延续了过去的文化传统。

    我想重读一遍王鼎钧,一开始读他的自传,忍不住想记下时时冒出来的一些联想和感受,可能写着就会离题很远。只是信马由缰,如同回到许多年前,在上海的湿冷冬天,和父亲一辈聊天,捧一杯热茶,多半只为了给冰凉的手取暖。心却一直是热的。

    果然,刚开始,就扯远了。




读王鼎钧随感(之五)

(选自《随笔》2014年第6期)

林达

读《昨天的云》,常常会很感慨,就是许多历史细节,假如我们的长辈不记下来,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了。而且,记录者真的还需要有王鼎钧这样洞穿历史迷雾的智慧之光。

这让我想起很久前看过的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我喜欢那本书也喜欢葛兆光在书前的“小引”。葛兆光是何兆武在清华的晚辈同事,他的“小引”令我想起自己同样的心结,我们试图了解和理解我们的父辈。

何兆武和王鼎钧的回忆录最后都在大陆的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我在知道北京三联已经出了王鼎钧四本一套回忆录之后,我还是花更高的书费从台湾买了一套。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三联不可能出全本,一定有删节。直到纽约一个和王鼎钧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三联版一字未删”,我半信半疑地,还是信了。我想,这和王鼎钧一贯的中性风格有关。何兆武的《上学记》是另外一种自律。我能看到文字背后几十年政治运动的磨练,养成慎言慎行的本能,那种字里行间的小心谨慎,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能够在每一个细微说法和句式之间,敏锐感受。这就是我们熟悉又不那么熟悉的父辈。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后半生,我们难以想象他们那个截然不同的前半生。我们熟悉他们用词遣句中避险避祸的每一个动作和背后的考虑,我们因此失去他们没有写出来的历史故事。

让我想起《上学记》,是因为王鼎钧回忆录里有一段很好玩的故事。他提到自己要经过学力测验插班进小学,最后“只是由校长王者诗先生口试了一下。那时抗日情绪高涨,学生天天唱吴佩孚的《满江红》,歌词第一句是‘北望满洲。'校长随机命题,问‘北望满洲'是什么意思?”这个小孩子回答的是:“很悲痛的看一看东北三省。”“校长很惊讶的望了我一眼,告诉我没有答对,可插班批准”。原来,校长觉得他“错得很有道理”。我一直在想,这“错”,可能是方言惹的祸吧?后来台湾的国语,大陆的普通话,都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北”和“悲”的发音就有明显区别。不过到我们读小学,虽然政府推行普通话已经很多年,大部分乡村小学,甚至大城市的某些移民聚集区,老师还是会使用方言教课。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吴佩孚的《满江红》:“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潮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外族任纵横,风尘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夺,叹江山,如故夷族错落。”王鼎钧回忆着自己当年刚进小学,歌词还半懂不懂。“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王鼎钧说“这两句很响亮,深入人心”。我小时候“童谣”的一部分,也是抗日老歌,这一部分来自学校教育,一部分来自父辈的抗日情结。很惊讶,这唱遍全国的歌、被校长认为未入学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歌,我怎么没有被教唱过。怎么到了我这一代,只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样的呢。后来想想,在我们非黑即白的童年,吴佩孚是军阀,说他抗过日或者有过“正确的念头”都算是政治不正确了。

问题是,还有最后两句:“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很好玩的是:

“吴大帅虎符在握的时候,曾把他的这首词分发全军昏晨教唱。那时的士兵多半不识字,问长问短,官长解释说,他要打鬼子。”

“打鬼子,好啊,可是念弥陀做什么?

“大帅说,打倒了东洋鬼子,他上山出家。”

“士兵们愕然了,他们说,大帅打倒了鬼子,应该做总理、做总统,我们以后也好混些,他怎么撇下咱们去当和尚?他当和尚,咱们当什么?

“大帅是想用满江红提高士气的吧,他知道后果吗?

我不知道吴大帅“蓬山游,念弥陀”的“言志”有多少诚意,只觉得士兵们的反应很好理解,好像我们看到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人当什么的,鸡犬升天,还不要说是提着脑袋跟你流过血。所以,我们就是已经到了今天,读华盛顿将军两百三十年前打完仗了就真的“解甲归田”、真的回家了,还是要揉一下眼睛,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看花眼了。

吴佩孚的满江红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上学记》。1921年出生在北京的何兆武,他的童年还是北洋军阀时代,他回忆说,“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一系的……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军歌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呈英雄”。何兆武说,“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就是《三国演义》了。”何兆武说,“再比如国歌,中国古代有个《卿云歌》:‘青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看到这样的军歌国歌,感觉真是个天真的少年时代,以后再也没有了。民国初年,骨子里的中国还很古代,军阀为各自的利益混战,却没有想到思想控制,就给各路思想一个充分发展的机会。何兆武说,北洋时期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就真的可以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的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这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呢?令人好奇。

这也让我想起美国的大学,细想一下,好像是从“宗教意识形态”走向“自由状态”,也就是什么观点的教授都有,想教什么教什么。

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是哈佛大学,建立在1636年。哈佛是私立大学,却是由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立案促成。以前觉得,美国人怎么1636年就会想到要办大学。更何况,那是1620年五月花号登陆美洲才十六年,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吧。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还不是美国,只是北美洲的英国殖民地。这些移民只是换了个地方,他们还是欧洲人、英国人,他们承袭母国的思维,大学当然是一定要的。既然追到英国历史,就没什么奇怪了。英国的牛津大学,说是在十二世纪就开始了,那是哈佛大学的五百年前。而牛津大学的起因,是因为1167年的英法关系恶化,英王亨利二世一怒之下,不准英国学生去巴黎大学读书,才有了牛津大学。这意思是,巴黎大学就建得更早了。但是英国人争执说,牛津的教学活动在十一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英法交恶之后更快发展了而已。在巴黎大学之前,还有1088年在意大利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再追下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希腊建立的雅典学院,那就是西方大学的雏形了。一点没有夸张,那里有柏拉图教着哲学,还有数学和天文学课程,有动物学和植物学。

今天到梵蒂冈,耐心一点排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拉斐尔那张迷人的巨型画作,《雅典学院》。我很幸运,看到了《雅典学院》,还去了他在乌尔比诺的家。想一想,这一幕颇为动人。近六百年前的1509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请了拉斐尔来梵蒂冈,带着他来到墙面还留着空白的大厅。接此重任的拉斐尔,那年才二十六岁。十一年以后,三十七岁的他,就去世了。

二十六岁,一个画画的艺术家,站在大厅中间,围着他的是空白的四面墙,他站在那里,构想了歌颂神学的《圣礼之争》,构想了赞扬诗歌艺术的《帕纳巴斯山》,构想了表达法学的《三德》,还有,《圣礼之争》对面的,《雅典学院》。《雅典学院》象征着理性、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画面里,创建学院的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中心,还有一大群西方的著名科学家和学者,托勒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欧几里得,阿基米德,亚历山大大帝偏于一隅。他们在争执,在辩论,学术自由如风。我想,拉斐尔一定被自己建造的“雅典学院”打动了,那不是几幅画,这是整一个西方文明。画家不由自主地,在画面的右下角,那个角落里,画进了他自己。站在这幅壁画前,我只能说拉斐尔是个哲学家。而这里是梵蒂冈,天主教的心脏,那是文艺复兴的年代,但距离天主教真正走向宽容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一届届主教轮换,他们都能够赞赏《雅典学院》。也难怪今天的梵蒂冈会有世界一流科学家聚集的教宗科学院,可以讨论一切科学议题。

传统的西方大学,它们最重要的课程都是宗教,几乎都像是教会学校或者是半教会学校。如此源远流长的大学传统,北美移民看着自己蛮荒的新家乡,不建一座大学说什么也不能安心。他们只是照搬了原来的生活到这里。原来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里面,就有大学。哈佛的主要管理者都会回去母国的牛津学习。哈佛大学并不是一个教会学校,但是一任任校长都是清教徒,毕业学生的去向也常常是神职人员,一直要到十八世纪初,它才摆脱清教的影响。哈佛大学开始世俗化,要等到十九世纪初,那时,殖民地也已经脱离英国,自己是美国了。

美国刚刚建国,就有了建立公立学校的概念,第一个建立公立大学的议会决议是在1785125日,就在我住的佐治亚州,在此之前,州政府已经给这个未来的佐治亚大学预留了4千英亩土地,接近两万五千中国亩。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公立的中小学,对美国教育颇有研究的沈宁曾经写过一本书介绍美国的教育,里面有这样的数据:“马萨诸塞州于1852年首先通过州立法,保证全州所有儿童接受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最早的北美殖民地从英国运来教材,十七世纪末,在波士顿印出了北美洲的英国教材翻版,渐渐地,有了美国,也有了美国自己的课本。“19世纪末,美国公立中学的数目,超过了私立中学”“1890年,美国中学生人数约为二十万,1910年就达到一百万,”1920年两百万,“到1940年,美国人口50%以上的成年人都已经拿到高中毕业文凭。”

教育是一回事,怎么教育,又是另一回事。美国的私立学校自然是自作主张,“公立学校”的意思,也只是联邦或者州政府给教育经费,公立学校“不可能统一教育制度、系统、标准和考核”。要论“意识形态”教育,美国课本的“意识形态”教育是在中小学。私立教会学校,宗教是重头戏;公立学校只有公民教育,告诉孩子,这个国家的公民必须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何兆武描述北伐时期对大学的“放任自流”、“没有意识形态”,是前现代的自然状态,就是还没有想到什么现代意识形态的概念,没有“进”到这一阶段。而西方世界的自由教育,是持续千年思考的结果,维护自由就是他们要教给学生的“意识形态”。

所以,沈宁那本谈教育的书,名字叫:《培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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