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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你问我为何时常沉默,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

 
 
 

日志

 
 

梦碎孟浩然作者:李国文  

2016-01-17 22:11:34|  分类: 名家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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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己;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有类似记载: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日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回南山。” 
  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这两句其实是夸张的,卖弄的,言过其实的诗毁了。 
  看起来,中国文人聪明,但也未必都聪明,未必总聪明,有时,有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还算什么旧账?发什么牢骚呢?有多少正经该说该讲的话,不赶紧说不赶紧讲,偏偏哪壶不开提那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689-740),湖北襄阳人,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 
  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由此,我们大致了解这位隐居鹿门山多年的孟浩然,是一个说隐也不见得真隐,有时能隐上十天半月,有时也隐不住的带引号的“隐士”。因为据李白诗,一个与世间不往来的“白首卧松云”的隐士,怎么能达到“风流天下闻”的地步?既然“风流天下闻”了,又怎么可能多少年如一日,捺住性子在鹿门山做他的隐士呢? 
  所以,从他结交名流,唱和诗坛,从他游山玩水,入幕为宦,从他两赴长安,应试求官,从他为实现这美丽之梦,碰过一回钉子,不死心,又碰第二回钉子,说他是雅爱山林,更恋红尘,喜好恬淡,更慕虚荣的诗人,也不为过。中国知识分子那种骨子里的入仕之心,名位之心,染指权力之心,渴望青云直上之心,别人有的,他也并不少,只不过打着一个隐士的招牌,清高的招牌,多少有点遮掩而已。 
  李白对于同行的褒扬,尤其是势均力敌的同行,吝于笔墨,不大著于文字,是出了名的。能够作出这样一首诗来,简直等于给他做了一份超级广告。证明他对孟持相当肯定的看法,也是使孟名声大振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白还为他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唐玄宗在王维那里说到这个孟浩然时,特地加了一句:“朕知之久矣!”我估计,很可能是李白的诗,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了。 
  其实,孟浩然的诗,确实写得不错。清人编《全唐诗》,对他的诗作,评价很高:“浩然为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篇什既成,洗削凡尽,超然独妙。”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认为他的诗“从静悟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此诗品也”。谈唐诗的人,都将他与王维并列为“王孟”,两人在山水诗上的成就,为人称道。他的那首无人不知,尽人皆晓的《春晓》,随便问任何一个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一字不落地背诵得出。 
  居隐求显的诗人,第一次来长安,为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翌年,碰壁还乡。第一,碰了皇帝的钉子,第二,应考也名落孙山,只好取消登第入仕,为御用文人的美梦,打道回府,继续隐居下去。
  综其一生,孟浩然始终摇摆在“当隐士”和“被御用”的两极之间,一冷一热,忽冷忽热,或热得高烧谵语,或冷得冰冻三尺。总之,活得快活也不快活,过得轻松也不轻松。“朱绂心虽重,沧洲趣每怀”,“君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他的这些诗句,就是诗人处于矛盾状态下的心情表达。当他朱绂之心不重时,他会活得快活些;当他对长安心向往之的时候,他就过得不那么轻松了。 
  本来,他潜居鹿门山多年,“此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渔樵躬耕,做诗自适,也曾经是蛮惬意的,蛮从容的,蛮能够想得开,放得下的。本打算做隐士到底,可熬到四十岁光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终于再也苦熬不下去。还是下了山,跑到长安,要当御用文人来了。 
  这是中国文人最为致命伤的事情。一千多年来,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梦:第一,“金榜题名”,使皇帝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第二,“御前对策”,使皇帝能够赏识自己的才能;第三,“君臣唱和”,使皇帝能够倾倒自己的才华;第四,也就是“爱卿平身”,被皇帝视为心膂,平步青云,衣紫着绯,前程似锦。 
  这种梦想被御用,被拔擢,被亲信,被宠幸的心结,很像经蚊子传染的疟疾,又称“打摆子”的先冷后热,间歇发作的病症。 
  中国文人几乎都罹此疾患,无一幸免。巴结啊,讨好啊,趋迎啊,干谒啊,就为一个目的,被御用。不过,有的人,重些,乃至不顾廉耻;有的人,轻些,手脚做得干净,因为大家都彼此彼此,也就心照不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发贱,甚至在他写马屁文学,做赞颂诗篇的时候,内心深处,未必不认为自己发贱,可他还是坚定地发贱到底,这就是这种病给折腾的。把话说回来,当你在笑话这位同行的下作,卑鄙,无聊和无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有可能,你也难保不发贱,说不定是比他更贱的贱皮子。 
  为什么这种贱,千年以来,非但有增无减,而且变本加厉呢?因为缠绵在中国文人脑袋中的这种求御用的打摆子传染病,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的。即使控制一时,也控制不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还谄媚于朝廷,乞求于官方,卖笑于当道,折腰于权力,这类丑态,我们还见得少吗? 
  按说我们这位诗人,到了不惑之年,应该更理智些、清醒些才对。可他突然间,犯病了。食不知味,寝难入睡,坐卧不宁,心神烦躁起来。虽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山林间,空气相当清新,负离子极多,松茸蕨根野菜地耳,又是极富维生素和营养的无污染食品。但他想来想去,在山里即使健康地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又如何? 
  可长安文坛,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场面,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领风骚者层出不穷,出风头者络绎不绝,电视屏幕上断不了跳出几张油炸丸子式的肉脸,报纸版面上时不时冒出他们招蜂惹蝶,追香逐臭的传闻。那炒作之震天动地,那乍呼之雷霆万钧,让这个蛰居山中的心总痒痒的诗人,实在顶不住了。


他不能不想之再三,若不趁着李白还走红的时候制造声势,若不靠着王维的官方人脉挺进文坛,京城地界的大小文学圈子,长安城里的各位评论家码头,还有他的立足之地?脚跟都站不稳,有他将来坐在太师椅上跷二郎腿当爷的份?“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他懊恼透了。写了这多年,谁知道他是老几啊?连老几都不是,还想被当今皇上御用,岂不是在做大头梦乎? 
  于是,他当即决定,不当隐士,在山林里久了,只能越来越土鳖,还未完全土鳖之前,赶紧跳出去。怎么说,流行歌曲唱得有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乘船坐车,晓行夜宿,由襄阳而南阳,由南阳而洛阳,接着,人便进了潼关。说实在的,这位既是山里人,又是乡下人的老土,西望富贵气象的长安,花团锦簇的都城,一双眼睛怎么也不够用了,两条腿也觉得短到迈不开步了。 
  “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这一切一切的欢乐愉悦,这一切一切的声色诱惑,让他目瞪口呆,直后悔自己觉悟太晚。看来,就文人而言,短暂的冷落,或许可以忍一忍的,口头的清高,无妨可以讲一讲的,但长久的,乃至永久的寂寞,又有几个能耐得住呢? 
  时下北京城里,很有一些文化人,在远郊区县买了房子,权当别墅,渐成风雅之举。可通常只是去小憩几天,约略澄清肺部的都市风尘以后,又来不及地赶回城里来。紧接着,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会,日程排得挺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天两个会,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间还得酬应饭局。无论到哪里,都逃不脱尼古丁的乌烟瘴气。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文坛就这么势利。他什么都不写,或者,他什么都写,可就是写不好,或者,就是写不好,但他有发言权,就行。因此,第一,不能缺席;第二,缺席就意味着放弃话语权;第三,放弃话语权也就意味着你不存在;第四,最最主要的,文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意味着消失;不存在,意味着被文坛除名。为了存在,哪怕天上下铁钉子,下手榴弹,也得从城外赶回来,为了话语权,哪怕肺的新鲜空气又被城市的恶浊空气所置换,也认了。最可怜见的,莫过于那双仆仆风尘,疲于奔命的腿了,有车者尚可,无车者来回倒巴士,也真是苦命之极。 
  由此,我也能理解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孟浩然屁颠屁颠要到长安来的缘由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出他的声音,才能争取到他的话语权。在鹿门山,哪怕他是帕瓦罗蒂,没有听众给他叫好,给他鼓掌,他做得再漂亮的诗,也是白搭。只有到了长安,天子脚下,他才可能实现从非御用文人到御用文人的跨越。 
  再说,他的诗友们,与他最要好的王维、李白,一个个都“待诏”了,都被御用了,眼看着飞黄腾达,前程辉煌,对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相当的伤心。 
  老友王维就不必说了,冲李隆基不请自来,登门求教,屈尊移就,串门聊天。获如此之殊荣,岂不是一张纸画一个鼻子,那脸该有多大?让孟浩然都快羡慕死了。能够在皇帝的视线里存在的中国文人,确有不少;能够在宫内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的中国文人,也许会有;但接待信步而至的皇帝陛下,把朋友从床底下拉出来介绍给皇帝,这样亲近待遇的中国文人,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另一位老友李白,更是张狂到家,长安城简直装不下他了。在小酒铺喝得醉醺醺的,还被圣上着人找到了他,要请他进宫里去做诗。干吗呀,干吗呀,我酒喝高了。他还拿搪不去。那些太监们说,爷,劳驾您走一趟,要不,小的们没法交待,生把他抬到了玄宗赏牡丹的御花园。那是何等的牛叉啊!高力士为之脱靴,杨贵妃为之捧砚,三首《清平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气呵成。唐玄宗高兴得不得了,吩咐赶快给诗人准备醒酒汤。 
  御用文人能混到如此地步,孟浩然想,也就登天入云,别无所求了。如果他的那位同乡,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怀王请他作赋,郑袖给他发嗲,子兰替他铺纸,靳尚为他倒酒,他会去跳汨罗江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慨,文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还大可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咧!快活是活,不快活也是活,那为什么一定要与青山为伴,白云相随,非一棵树吊死自己,不走他朋友王维、李白的登龙之路,在这遍地风流的长安城里,领受一下别一种更滋润的岁月呢? 
  他不禁痛心,隐居鹿门山,可把他的大好时光都浪费了。 
  然而,这个孟浩然,下山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进城以后应对的战术上,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错就错在山里待久了以后的小视野,小格局,小器度,小胸怀上,诗人未能迅速调整心态,与时俱进,适应环境,结果,因小失大,错过良机,机不再来,贻误终生。这就不如那些郊区置有别墅的当代同行了,只要过了五环路,马上精神抖擞,只要到了城区,立刻进入角色。这时,只要给他一支话筒,就可哇啦哇啦,天花乱坠地神侃起来后现代,超现实。如果再有电视台的镜头对着,连荷尔蒙都从五官七窍冒将出来。可孟浩然,有点惨,水土不服,人虽到了长安,但他的心还不能一下子就习惯城市的红绿灯、斑马线、欧三排放、世界五百强之类的新概念。 
  也许,山林里的负离子吸收得多,固然对身体的好处很大,对头脑却未必有多大用处,说不定还会产生副作用。因为,从负离子很丰富的田野生存方式,转变到负离子很缺乏的都市生存方式,必然要出现一种类似由平原地区到高原地区的缺氧反应。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这种一下子,两下子,过渡不过来的傻和苶上。乡下人进城,为什么总是慢半拍,总是踩不上点,总是木木的,懵懵的,总是眼神聚不了光的游移不定,总是让你恨不得跟他急呢?就是这种迟钝,迟疑,迟慢的应急能力的严重缺失上。 
  我猜想,王维在听到他对李隆基念那两句诗时,一定是相当相当晕菜,差点背过气去。就别说让陛下恼火的“不才明主弃”了,那“多病故人疏”,明摆着也是瞪眼在瞎掰啊!他对这位不识时务,不懂深浅,甚至不知好歹的老朋友,也只好爱莫能助了。 
  宫禁何等森严,大内岂容外人,王维这样做,绝对是冒着风险的安排。我估计,把他弄到宫城内署,也就是大乐丞(相当于国家交响乐团)的住处来,好心的王维,知道李隆基有可能光临,使他得以一睹天颜,展现才华,从而得到陛下的恩宠,有可能是他的一次转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晋身之阶,有可能得偿其愿成为御用文人哩!然而,由于在鹿门山当隐士,闲云野鹤惯了,来到人口密集的都城之中,诸多的不适应,不如愿,不习惯,不开怀,才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充分反映他来到长安以后的挫折感,失落感,不平感,怨怼感的诗吧? 
  希望得到的一切,和可能得到的一切,这其间的落差,让孟浩然感到非常沮丧。这两句一脱口,孟浩然的“待诏”梦彻底粉碎了。但是,一个做美梦的人,要彻底清醒过来,不易;同样,一个患病的人,要完全根治痊愈,更难。大约三年以后,我们这位说隐不隐,说显不显的诗人,第二次来到长安。 
  如果说,他第一次来,是王维为之穿针引线,那么,他第二次来,却是受到李白的影响。在此之前,当孟浩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如他一首《过故人庄》所写:“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他发现自己在大都会中,所以格格不入,所以洋相百出,所以碰壁而回,很简单,他是乡下人,他是山里人。只有在田庄里,在桑麻中,才能找到归属感。 
  可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李白那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自荐书,让他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求御用的心,又死灰复燃起来。我们不知道随后失意东归的李白,是怎样将信息传递到也在周游江湖的孟浩然。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个绝对能与朋友分享快乐,同承艰难的侠义之人,肯定是他设法告诉了孟浩然。这位时任采访使的韩朝宗,其识拔才俊之别具慧眼,其推举新秀之一言九鼎,值得老哥再去长安面谒一下的。 
  可这一次,孟浩然想去,又不想去。去,是为了那梦,不去,是害怕再碰壁。磨蹭了两年,他才成行。估计够朋友的李白,在韩朝宗那边也做了工作,或者还有某种承诺也说不定。无论什么朝代,什么社会,你想得到不一定非要给你的东西,那恐怕多多少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呀!李白是一个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之士,肯不为朋友两肋插刀吗?最后,韩荆州竟然发出邀请,约孟浩然同到京城。于是,才有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他这一次以为是十拿九稳,志在必得的旅行了。 
  然而,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这次失败,简直就是一场莫明其妙的闹剧。 
  据《新唐书》:“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因为喝在兴头上,把与这位重要人物的一次攸关前程大事的约会,忘得干干净净。他人提醒以后,不但不赶紧设法匡救,还匪夷所思地发起脾气来。上一次是他那种农民的小心眼,害得王维白帮了忙;这一次是他那种山民的拗性子,使得李白也白帮了忙。 
  他的一首《东京留别诸公》,不知是不是再次告别长安以后所作? 
  “吾道昧所识,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两度梦碎,看来他是彻底地觉悟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为梦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诗人孟浩然,绝对不是惟一的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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