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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你问我为何时常沉默,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

 
 
 

日志

 
 

“不言之妙”(外一则)作者:侯德云  

2016-01-17 20:49:24|  分类: 名家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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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之妙”之说,我是在《孙犁书话》的引文中看到的。我个人的理解,此说与苏东坡的“文止而意不尽”有相通之处。 
  幸运的是,我很快就从孙犁的作品中读到了“不言之妙”。品读再三,赞佩不已。 
  孙犁在1987年5月1日所写的《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张君”的女人。“那时与张君同居。”一句话,点明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那时”,指的是“文革”结束,“书籍发还以后”。“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孙犁是一个极端爱惜书籍的人,不经他的同意,就擅自把书处理掉,他当然会有一些想法,在文章中却没有说。但在跳过了几行之后,他突然又接上了前面的话头:“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如果把这些文字跟同年9月17日写下的《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附记》中的一段内容对照阅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这段文字里,孙犁提到了1970年去世的结发妻子,内容如下: 
  那些年,我买了那么多破旧书,终日孜孜,又缝又补。有一天,我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停了一下才说: 
  “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她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不会喜欢这些破旧东西的。 
  有时,她还陪我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本宣纸印刷的《陈老莲水浒叶子》,我翻着对她说: 
  “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笑着,站在我身边,看了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在两段不同内容里,孙犁把张君和他的结发妻子作了比较:前者是“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的人”,后者“不识字”;前者不商量就处理了孙犁的书籍,“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后者认为“喜欢什么,什么就好”,因而“从来也不动我的书”。孙犁的话就说到这里,不再多说一句,他把另外一些话留给读者,让读者为他说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不言之妙”。 
  这两段内容在写作时间上相差才四个多月,以他当时的心态,完全可以放在一处,在一篇文章中去展示。孙犁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他不想让这两个女人进行对比。尽管在他的心中,这种对比是存在的。好在,他当时的内心情感,通过这两段文字,已经淋漓尽致地作了表达。这就好。 
  我从孙犁的文章中,比如《亡人逸事》、《母亲的记忆》和《鞋的故事》中,常常会读到史笔,或者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的笔意,都是古典文学中的高超手段,可惜这种手段在他同代和后代作家中几近绝迹。难怪孙犁会在《理书续记》中说:“随笔既被人践踏,亦如其他文章,一代不如一代。”痛哉斯言!
  当下的文人,有一个通病,就是说得太多。抒情也好,议论也好,都毫无节制,一个个的,都成了市井中的碎嘴子,呜呜哇哇叽叽喳喳,不给读者留下一丁点思考和回味的空间。究其原因,除了想把文章抻长以显示“有水平”和多赚些稿费以外,可能还在于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不言之妙”。 
   
  随笔小说? 
   
  最近几天,在随便翻书的过程中,我连续两次看到一个陌生的词汇,“随笔小说”。 
  先是在《吴尔夫文集·岁月》的前言中看到:从1932年起,吴尔夫决定写一部随笔小说,她的本意是“让随笔中的论辩性文字和小说中的场景性描写相互阐发”。但“随笔部分后来被放弃了,小说部分则继续写下去,就成了现在这部《岁月》”。 
  很快,我在《博尔赫斯是怎样读书写作的》一书中看到:博尔赫斯的《接近阿尔莫塔辛》,原先是作为“书评”发表的,后来却收在小说集《曲径分岔的花园》里。怎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不是一篇书评而是一部小说。”而且,博尔赫斯的第二篇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埃尔·梅纳德》也是随笔小说。这两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虚构一个作家,让那位作家写出某一篇小说,然后对那篇小说进行分析。我觉得很奇怪,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成了文字游戏么? 
  文中还说:“博尔赫斯后来创作的许多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随笔小说的特点。”最后的结论:“总之,随笔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相结合,构成了博尔赫斯最迷人的叙述方式。” 
  我好像摸着一点门道了。说得俗一点儿,随笔小说,就是把议论和叙事加起来的小说。其实,议论和叙事相加的小说,并不是个新东西。很多外国小说是这样,很多中国小说也是这样。只是都没有打出随笔小说的旗号而已。 
  说实话,我不喜欢随笔小说。对博尔赫斯的随笔小说尤其不喜欢。我觉得他的叙述过于云山雾罩,能见度很低。甚至可以说,是喜欢装神弄鬼,非要把读者给绕糊涂不可。我对他竟然拥有世界性的声誉,感到莫名其妙。 
  以往读小说,遇到议论的笔墨,我总是跳过去。再遇到,再跳过去。我不想让别人代替我的思考。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总是让我跳来跳去,让我从人退化成猴子,我会放弃那个作家,从此不读他的作品。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吧?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能把议论舞弄得很精彩,像钱钟书在《围城》中的绝佳表演,我还是很愿意享受一番的。遗憾的是,大多数作家,都不具备钱钟书的才华。 
  读《孙犁文集》,读到《小说杂谈》一文,有喜逢知音之感,不知不觉,腰杆也硬了许多。 
  孙犁说:“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这段分析,可以说是点到穴位上去了。 
  孙犁说:“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和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以《红楼梦》和《水浒传》为例,“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和感慨的”。 
  仔细琢磨,还真的是“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当然,孙犁并没有完全否定外国作家擅用的创作手法。他说:“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要做到适可而止”,我记得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翻开《晚翠文谈》,在《小说笔谈》一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 
  汪曾祺所说的“现在的年轻人”,指的是大多数当代作家。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母乳”是外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当代文学成了外国文学流派的试验田,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让读者眼花缭乱。现在这些伎俩都消停下来了,但外国文学的影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当代文学缺少“中国味”的根本原因。我不理解的是,当代作家,为什么不愿意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一些营养呢? 
  孙犁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有中国味。但只有孙犁和汪曾祺,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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