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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你问我为何时常沉默,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

 
 
 

日志

 
 

文人在生死关头作者:李国文  

2016-01-17 21:05:34|  分类: 名家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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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下文坛上浮躁趋利的好事之徒而言,他们无法理解公元1664年以后,会有这么多的文人,将国家、民族、社稷、文化传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尤其那班喝着小酒,搂着小蜜,写着小文,点着小钱的文坛小虫子,昨日溜须甲,今日咬啮乙,明日吹捧丙,后日敲打丁,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对古人的“找死”行径,会大不以为然的。干嘛呀?岂不太傻B了吗? 
  在地里刨食,目光所及,不过方圆之地,当然无法理解一个站着的人,那视野之开阔,心胸之豁达,虽在生死关头,早将性命置之度外的慷慨气势。 
  ——作 者 
   
  明末诗人张煌言,坚持武装斗争,反抗清廷,将近二十来年。直到他被清军捕获,并很快处死,大清王朝这才真正地一统天下,而大明王朝至此也就彻底完了。 
  人在历史的河流中,是非常渺小的。若是能够给某个进程,某个阶段,起到一个句号的作用,也算是一种难得的光荣。佚名著《兵部左侍郎张公传》称:“自丙戌至甲辰,盖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张煌言这个名字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他给明朝这口朽烂不堪的棺材,钉下最后一颗钉子。 
  当他力推并拥戴的监国鲁王朱以海,病逝于金门以后,张煌言便率残部撤至海上,隐藏在舟山六横悬山岛,作长期潜伏的打算。虽然,皇嗣绝灭,南明不存,但是,作为兵部左侍郎的张煌言,仍然统军;这就意味着大明王朝还没有完全咽气,还存在着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可是,浙省当局实行“迁界政策”,强迫沿海居民内迁,隔绝民众与义军的联系。因此,孤岛残部,给养无法保证,必须派船抵岸采购。一来二去,暴露行踪。康熙三年七月二十日,清军接获眼线侦得的线索,水师夤夜出海,围岛偷袭。张煌言及随从人等,猝不及防,悉皆被俘。 
  大清王朝,终于拿获这个最后的反叛,喜出望外;浙省督抚,终于捕捉到多年不得的对手,如释重负。我估计北京城里的最高当局,很想借此舆论造势一把,看哪!明朝最后的一个反叛渠首,也落网称降了。于是,先羁押府城宁波,再解送省城杭州,让他频频出镜,招摇过市。这数十天里,对其颇为优容,俨然上宾款待。宗旨只有一条,着力招安,反复劝降。 
  浙江巡抚赵廷臣,汉军镶黄旗出身,自恃背景,辗转示意这个对手。你已经穷途末路,在劫难逃。如果深明大义,归降大清,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我保你任兵部要职,如何?张煌言一笑拒之。谢了,巡抚大人,中国人讲“担当”,你懂吗?何谓“担当”?就是你肩膀上承载着的然诺。在我张煌言的肩膀上,挑起的是故国,家园,江山,社稷,你这种小儿科式的晓以利害,许以爵禄,哄小孩子易,骗张苍水难。再说:多年之前,你们的两江总督的郎廷佐已经玩过这一招,阁下就不用再费口舌了。当时,张曾经执笔回答过这个总督的诱降书:大丈夫“所争者天经地义,所图者国恤家仇,所期待者豪杰事功,圣贤学问。故每毡雪自甘,胆薪深厉,而卒以成事”。至于本人,“仆于将略原非所长,只以读书知大义”。但“左袒一呼,甲盾山立,济则赖君灵,不济则全臣节。凭陵风涛,纵横锋镝,今逾一纪矣,岂复以浮词曲说动其心哉?”十年前,张煌言,压根儿不吃那一套。现在,十年后,张煌言当然更不买这个账了。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慷慨从容,一心求死。 
  老实讲,这个非常清醒的知识分子,举事之初,就将前因后果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明之不可救,因为是从里往外烂朽;第二,南明之不可为,因为压根儿就不成气候。张煌言叹息过自己“鲁阳挥戈”,知其不可救,而救,知其不可为,而为,不过是尽到一份士大夫的“担当”罢了。这就是说,他知道,这一天早早晚晚总是要来到的。公元1664年10月25日,也就是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清政府见这块硬骨头难以啃动,也就死了心,将他杀害于杭州弼教坊。 
  弼教坊,在宋为官巷,在明为检署,如今已淹没于花花绿绿的闹市之中,成为一个街区。旧衙荡然,遗址难觅,不过,提起这个地名,与之相牵系着的血腥记忆,那是不大容易磨灭的。历史的可怕,就在于当需要的时候,它会出来见证。所以不管隔多少年,多少代,只有中国人的情怀中,尚存气节二字,弼教坊的图腾意味,便起到酵母作用,令人生出惕厉之心。 
  人是需要一点气节的,你可以怯懦,不可以叛变;你可能沉默,不可以出卖;你可以逃避,不可以无耻;你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矮子,但千万不能以为已是侏儒而津津自得。尤其当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那一刻,更是如此。张煌言之所以难以忘怀,就是因为他在生死关头,表现出一份难得的壮烈,就是因为与之对比的,明、清之际那些学问比他大的,名气比他响的,资历比他老的,科第比他高的同行,离战火很远,离刀枪很远,离死亡更远,离地狱更远,膝盖就先软了,脊梁就先软了,扑通一声趴下成一摊泥了。当清军多铎豫亲王率部过扬子江,南京城里那些投降派的丑态,正如唐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里所写“一片降幡出石头”那样,令人气殪。所以,张煌言临死不跪,先说了一句:“好河山!”再说了一句:“竟落得如此腥膻!”然后,服刑。天忽大雨,万民哭送,为什么?就是说,中国文人也是有能够让人敬服的硬骨头。 
  很长时间内,弼教坊周遭那些上了年纪的居民,谈论着从他们的前辈那里听来的,有关这个处决人犯的遗址的传奇。这条常年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每逢凄风苦雨的夜晚,每逢更残漏尽的时刻,会突然间听到大刀片子,跌落在石板路上,哐啷啷的声响,从巷口传到巷尾。那些磨豆腐的小铺,做糕团的作坊,老成的夜班伙计,通常都作充耳不闻状。只有不晓事的小弟,才会从门缝的罅隙,偷偷地瞟出去一眼,那可是相当可怕,惊悚的场面。跌在地下的,竟是血淋淋的刽子手刀,与铺路的石板相击,迸发出一溜火星。借这点微弱的光,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身穿长袍,有帽无头,乘云驾雾,冉冉直上。 
  同时,当地的老人能听得出来,这个人影还喃喃地念诗。 
  我年适五九, 
  偏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 
  成仁万事毕。(《绝命诗》) 
  中国的民间文学,有许多非纸媒记载,口口相传,无稽无考,便具有随意和夸张的演义性,久而久之,以致成为不争的史实。事实也是如此,张煌言行刑那天,天忽然下起滂沱大雨,此乃蹊跷一,于晦暗中,监刑官读完杀无赦的一纸敕令后,刽子手举起那把锋利的刀,尚未触及张煌言头颈时,突然一折为二,叮当落地,此乃蹊跷二。大家无不大惊失色,倒抽一口凉气。只有坐着椅上等待受刑的他,目光如炬,俨若天神。 
  这个非常吊诡,不足凭信,但言之凿凿,传说至今的坊间话本,一直盛行。那些讲古的老人通常要这样结论,这把刀砍下去的是这个民族的脊梁骨,焉有不折不断之理?然后反诘:康熙怎么样,不得不让他埋在西湖,乾隆怎么样,不得不给他褒谥祭祀。张煌言遇难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冒死收拾他的遗骸,埋葬于西湖,离岳坟,离于谦墓不远,是因为他写过一首有关杭州的诗。别看清廷将其杀害,却不敢不让东南人民,对这位宁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寄托哀思。 
  国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又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 
  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口素车东浙路, 
  怒涛岂必属鸱夷。(《入武林》) 
  数千年来,国人在封建暴政的压迫之下,通常都表现得软弱。好听一点的说法,叫驯服,再好听一点的说法,叫奴才化。而文人,驯服和奴才化的结果,则为一捏即破的软柿子。说来不怕人笑话,别看嘴头子好厉害,笔头子好厉害,一碰上皇帝老头子,全傻。怎么捏怎么是,哪怕捏得不成个了,若勉强凑合着活,能够苟延残喘,也绝不会造反。可怜哪!甚至连一个屁,也要夹紧着放,唯怕龙颜大怒,将他这只软柿子,砸得稀巴烂。不过,话说回来,软弱的人,其实,打心眼儿里并不愿意他的同胞,他的民族,跟他一样的软弱,而是希望出现英雄和英雄主义的。所以,不管其软弱到如何遭人白眼,受人藐视,被人践踏,任人糟蹋,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上,铁肩担承的浩然正气,顶天立地的磅礴大义,还是会顶礼崇奉,虔诚膜拜的,这就是弼教坊的传说,得以张扬的原因。所以,能令小民们打心眼儿里觉得扬眉吐气,觉得中国人不都是软柿子,其激动振奋,其欢欣鼓舞,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会亡,中国人不会灭绝,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力量,将生生不息,不会止步。若软弱的中国人,连这点希望都看不到,连这点精神支撑都难以凭借,那么,还能活得下去么?尤其,国破家亡之际,板荡岁月之中,只要有舍生忘死的,如张煌言这等志士仁人,如长夜里在天空一掠而过的流星,使人明白,这冥暗的世界,不会永远这样沉沦下去。 

明清易代,东南一带,抵抗是最为剧烈的,清军杀戒大开,疯狂镇压,也是最为残酷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陷城”,“舟山焦岛”……都是载之于史的惨案。中国人,说来也颇怪异,其实很软弱,到了生死关头,还相当骨头硬;其实很怕死,到了节骨眼儿上,还相当不怕死。所以,江、浙两省的老百姓,在反抗清廷的武装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一路南下的清军,燕赵齐鲁,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反抗。而到了江南,则寸步难行。 
  东南人民的武装反抗,直到顺治朝的中后期,才算稍有平息。一方面,南明鼠窜境外,郑氏困守台湾;一方面,清廷刚柔兼施,并行剿抚绥靖,中国人在勒住脖子的状况下,要是能够稍微透得过气来,基本上是信服现实主义的,很满足于苟全偷安,低头求生的,老百姓也就渐渐习惯清朝的异族统治。反清义军,一支一支地偃旗歇鼓;复明志士,一个一个地服膺新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势已去,人心已散,聪明者,不聪明者,都不得不走这条剃发留辫,胡服左衽的路。这其中,唯有张煌言,坚持到最后,坚持到剩下数十残军,既不改弦易辙,更不俯首称臣,仍飘泊在近海孤岛上,高擎义旗,屹立不倒。 
  中国人爱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张煌言造了将近二十年的反,虽然也还是不成,但能让大清王朝心神不安,让浙省要员睡不着觉,这就颇令为文人者长出一口气了。这个张煌言不光会写诗,而且会打仗。虽不是行伍出身,却不让职业军人。黄宗羲在其《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中,有一段精彩文字,极写张煌言之智勇,之胆略。他全盛时,兵不过万,船不满百,但他懂政治,懂大局,懂得联络这些反清力量,一致竭力戮贼。 
  明年(即公元1659年,顺治十五年)五月,延平(郑成功)全师入江,公以所部义从数千人并发。至崇明,公谓延平:崇沙,江海门户,悬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为老营,脱有疏虞,进退自依。不听。将取瓜州,延平以公为前茅。时金、焦间铁索横江,夹岸皆西洋大炮。炮声雷轰,波涛起立,公舟出其间。风定行迟,登柁楼,露香祝曰:成败在此一举。天若祚国,从枕席上过师,否则,以余身为齑粉,亦始愿之所及也。鼓棹前进,飞火夹船而堕,若有阴相助者。明日,延平始至,克其城。议师所向,延平先金陵,公先京口。延平曰:吾顿兵京口,金陵援骑朝发夕至,为之奈何?公曰:吾以偏师水道,薄观音门,金陵将自守不暇,岂能分援他郡?延平然之,即请公往。未至仪真五十里,吏民迎降。六月二十八日,抵观音门,延平已下京口,水师毕至。七月朔,公哨卒七有,掠江浦,取之。五日,公所遣别将以芜湖降书至。延平谓芜城上游门户,倘留都不旦夕下,则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足办。七日,至芜湖,相度形势,一军出溧阳以窥广德,一军镇池郡以截上流,一军拔和阳以固采石,一军入宁国以逼新安。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归。郡则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县则当涂、芜湖、繁昌、宣城、宁国、南宁、南陵、太平、旌德、贵池、铜陵、东流、建德、青阳、石埭、泾县、巢县、含山、舒城、庐江、高淳、溧阳、建平,州则广德、无为、和阳,凡得府四、州三、县二十四。江、楚、鲁、卫豪杰,多诣军门受约束,归许 牙相应。当是时,公师所过,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父老扶杖炷香、携壶浆以献者,终日不绝,见其衣冠,莫不垂涕。 
  一个文人能打出江南这半壁江山,真是应了“乱世出英雄”这句名言。这个张煌言,做出如此泼胆的天大事业,让已经坐稳江山的大清王朝,倾其全力来对付,来收拾,足足花了20年工夫,未能得逞,未能敉平,那是何等厉害的角色?黄宗羲在《墓志铭》中赞叹:“于时海内升平,滇南统绝,八闽澜安,独公风帆浪迹,傲岸于明、台之间。”试想一下,如此迅风疾云,纵横江海,转战不歇,至死不悔的志士,成气候时,沿江入皖,坐窥南京,不成气候时,挂剑孤岛,划海而治。顺治一朝17年,未能将其扑灭,如今康熙皇帝登基也已三年,张煌言还扼守着一个约数平方公里的岛屿,那大概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块土地了。居然用旧朝正朔,居然存故国衣冠,居然与大清王朝为敌到底,这一切,都是这个文人所为,实在是中国文学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 
  张煌言(1628-1664),浙江鄞县人。字玄著,号苍水,崇祯举人。他之这样做,是一种必然。首先,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命运;其次,一个时代的潮流,往往决定人生趋向。他别无选择,必得这样做;也不能不这样做。明知其大势已去,明知其败局已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明知死路一条也不犹豫动摇,哪怕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在这个世界上,中国文人总是把自己与这块土地扭结得最紧,总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扭结得最紧,说不上生死与共,至少也是休戚相关。公元1644年,崇祯吊死煤山,公元1645年,清军大举南下,连破扬州、南京、嘉定、杭州等城。大军压境,战火燃眉,或臣服,或抵抗,或做顺民,或存故明,时年24岁的张煌言,作出自己的抉择。张煌言从家乡鄞县来到府城宁波,先后与钱肃乐的义军,与张名振的义军,与郑成功的义军,初期,驰骋宁绍,转战浙东,中期,三渡闽海,四入长江。转战千里,出生入死,屡败屡起,战功显赫。后期,只剩下他一支义军,坚持抗清斗争19年,成为清朝政府芒刺在背的心腹之患。 
  所以当这块土地颠覆震荡,当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最先触动的就是这些读书种子,文化精英。李世民给萧 的一首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便可了解在明清易代之际,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爱国文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大义凛然的斗志,宁死不屈的节烈,前仆后继的精神。在改朝换代的这段岁月中,仅以文人为例,如张煌言这样的为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与异族统治者,进行殊死战斗而殉难者,可以开列出来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 
  刘宗周,万历二十九年进士,1645年,南京、杭州相继失守,绝食而亡。 
  史可法,崇祯元年进士,1645年,坚守扬州,城破被俘,清亲王多铎劝降,宁死不屈,遭杀害。 
  左懋第,崇祯四年进士,1645年,北行议和,不辱使命,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劝降,不从,被杀。 
  夏允彝,崇祯进士,1645年,因清兵进松江,其友人皆及难,乃赋绝命辞,投深渊死。 
  侯峒曾,天启五年进士,1645年,率领嘉定军民据城反抗,城破,与二子投水。气未绝而清兵追至,父子三人皆遇害。 
  朱大典,万历进士,1646年,守金华。城中有火药库,恐陷后资敌,在清军攻进城后,引爆自杀。 
  黄道周,天启二年进士,1646年,在婺源为清兵所败,被俘,在南京被杀。 
  万元吉,天启五年进士,1646年,坚守赣州半年,城破,投水自杀。 
  吴易,崇祯十六年进士,1646年,夺敌辎重,再屯太湖,战败,被俘杀。 
  张家玉,崇祯十六年进士,1647年,受困增城,兵败自杀。 
  陈子龙,崇祯进士,1647年,联结太湖兵,谋再举事,事泄被俘,乘隙投水死。 
  陈邦彦,举人出身,1647年,因城破被俘,不降,遭杀害。 
  夏完淳,诸生,夏允彝之子,1647年,起义失败,被捕,牺牲时年仅十七岁。 
  钱肃乐,崇祯十年进士,1648年,兵败连江,忧愤至甚,呕血而死。 
  黄毓祺,天启元年恩贡,孤身起兵抗清,1648年被俘,不降,死于南京狱中。 
  何腾蛟,举人出身,1649年,湘潭被俘,绝食七日,不屈而死。 
  瞿式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50年,守桂林,清兵入城,逼降不屈,从容就义。 
  …… 
  在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戴名世的《乙酉扬州城守纪略》、陈贞慧《过江七事》,以及《东南纪事》、《浙东纪略》等清初著作中,还有很多这样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张煌言只是最后将这段抗清斗争史,画了句号的英雄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文名而振者为绝大多数,后世读者,多记住的是他们的作品,而不大说得上他们在世时的行状。但是,同是这部文学史,还有极少数的优秀分子,既以文章名天下,更以人品存青史。张煌言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的诗,激昂慷慨,忧国忧民,可以用“饮血吞泪,气壮山河”八个字来形容。 
  对时下文坛上浮躁趋利的好事之徒来言,他们无法理解公元1664年以后,会有这么多的文人,将国家、民族、社稷、文化传统,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尤其那班喝着小酒,搂着小蜜,写着小文,点着小钱的文坛小虫子,昨日溜须甲,今日咬啮乙,明日吹捧丙,后日敲打丁,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对古人的“找死”行径,会大不以为然的。干嘛呀?岂不太傻B了吗? 
  在地里刨食,目光所及,不过方圆之地,当然无法理解一个站着的人,那视野之开阔,心胸之豁达,虽在生死关头,早将性命置之度外的慷慨气势。 
  这年七月,张煌言被俘,押至舟山时,写了下面这首诗,以明心志。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同松柏,此去清风笑翠微。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 
  叠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甲辰七月被执进定海关》) 
  这位最后的反清志士,一个文人,从宁波的城隍庙首义起,到杭州的弼教坊毕命止。诚如黄宗羲的评价,乃“比之文山,人皆信之”的“千载人物”,被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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