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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你问我为何时常沉默,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

 
 
 

日志

 
 

“布衣”中走来的圣人——真实的孔子  

2016-11-02 21:20:02|  分类: 传记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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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中走来的圣人——真实的孔子

在泰山以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蜿蜒起伏的丘陵,这就是曲阜。在曲阜城的中心,有一条阙里街。街的西面,耸立着巍峨的孔庙。在孔庙的大成殿,有一尊仿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形制重塑的高达3.3米的孔子像:头戴冕旒,身着冠服,正襟危坐,高贵而威严。如果你以为这个帝王模样的“至圣先师”就是孔子的真容,那就错了。其实,本来的孔子,是个以教师为主要职业、博学多才却不甚得志的“布衣”。因此,在同一孔庙的圣迹殿西壁上,唐代吴道子所绘的“孔子行教像”,也许更接近孔子的真貌:阔衣博带,拱手站立,须髯拂胸。额前的几道皱纹既铭刻着曾经的风霜,又记录了诲人不倦的辛劳;鼻上的一双眼睛既充满着智慧的目光,又流露了到处碰壁的惆怅;嘴边的一丝笑意既表达着乐观的执著,又体现了仁爱慈祥的情怀。

不过,孔子的真实容貌,由于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孔子的一生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却是实实在在的。循着这些历史的足迹,一个真实的孔子就从“布衣”中向我们走来……

1. 光荣与没落

那是金秋收获的季节。

一个躁动于母腹的小生命也成熟。公元前551年9月22日(厦历八月二十七日),在这平凡的日子里,诞生了伟大的孔子。自然,伟人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并不比其他婴儿更为悦耳动听。但是,孔子在刚出母胎时就具有了大多数婴儿没有的东西——显赫的贵族家世。这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

这光荣的家世,可以追溯到殷周交替之际。周武五灭殷,将殷朝末代君主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宋。他的嫡传后代弗父何(孔子第十代祖)把本应由他继承的国君之位,礼让于其弟,从此美名传四方。弗父何的曾孙正考文(孔子第七代祖),国佐过宋国三朝君主,以谦恭俭朴和熟悉古文献而被时人称誉,相传《诗经》里的《商颂》,就是他追念殷商祖先所作的史诗。正考文的儿子孔父嘉(孔子第六代祖),在宋国贵族的内讧中被杀,其后代为避祸而逃难到鲁国,以孔为姓氏。从此,这贵族世家如日薄西山,渐趋没落了。

它的最后一道余晖,就是孔子的父亲。他各纥,字叔梁,是孔父嘉的五代孙。孔纥在鲁国的前几代是默默无闻的,而他虽然只是个失掉了世袭贵族特权的的低级武官,但却颇有名气。这主要是立了两次战功。一次是公元前563年,鲁国和几个诸侯国联合攻打一个叫盒阳(今枣庄市峄城区南)的小国,孔纥随军参战。当先锋部队攻入盒阳城时,守城的人把城门上吊起悬门放了下来,企图把进攻的部队拦腰截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孔纥飞步上前,用双手托起悬门,使先入城的部队安然退出。另一次是公元前556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夜晚,孔纥率领两名次和300名武士,以英勇无畏的气概,一举突破齐国军队的重重包围,打退了齐军的侵扰。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孔子出生前的12年和5年。孔纥的战功,为其光荣的家世增添了勇武的阳刚之气,却未能改变其自身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刀光剑影中厮杀出来的英雄总是受到世人敬仰的。凯旋而归的孔纥,以年逾花甲的岁数到颜家求婚。出于对英雄的爱慕,不满20岁的颜徵在,正值青春妙龄,却愿意嫁给他。但是,由于两者的年龄相差悬殊,不合时尚风化,因而这桩婚姻遭到了社会上的奚落。直至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仍用“野合”两字来描述这桩婚姻,隐寓着嘲讽之意。

无论有怎样的冷言冷语,孔纥对这桩婚姻却是满腔热情的。这不仅是因为妻子年轻美貌,而是因为他怀抱着一个希望——生育一个能重振这贵族世家的儿子。在这之前,孔纥曾娶过妻子,并生有一男孩,但他是个瘸子,难以出人头地,光祖耀宗。于是,孔纥和颜徵在结婚后,就来到尼丘山祷告求子。曲阜城南面不远的群山中,五峰连峙,林壑优美,中峰就是尼丘山。孔纥夫妇俩登上尼丘山,在林涛和山风的伴唱声中,虔诚地做完了祈祷。不久,他们果然生下一个男孩,就给孩子取名叫丘,字仲尼。“仲”即老二的意思。这男孩就是孔子。

孔纥看到自己的希望有了最初的落实,不胜欢喜。但是,他没能等到希望完全成为现实的那一天,就病故了。这时孔子才3岁。孔纥的去世,意味着这个家庭世代沿袭的贵族身份终止了。他撇下的孤儿寡母成了一般的平民。颜徵在满含着悲伤的泪水,带着年幼的儿子,离开原来居住的陬邑昌平乡,迁移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居住。我们今天看到的孔子故宅,就是在这原址上经过多次翻修重建的。

孔子就出身于这样一个既有着光荣的贵族家世而又完全没落的家庭里。

孔子所在的鲁国,则有着另外一种光荣和没落。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一是黄河下游的晋、秦、虞、虢等国;三是长江流域的楚、吴、越等国。

鲁国位于今山东省西南部,北依泰山,与齐为界,东临大海,西南接壤于宋、卫,自然环境与经济条件均较各国优越。

与各国相比,最值得鲁国自豪的,是它的文化传统。殷灭周兴,周武王将功劳最大、威望最高的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封于齐和鲁。周公是武王的胞弟,是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周王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音乐(即人们所称的上广义上的“周礼”),多半是由他制订的。周公在周王朝初期长期担任执政,其儿子伯禽代理他做了鲁国的国君。但禽带来了其他国家所不能得到的天子专用的礼乐、器物、曲册,使鲁国成为惟一能用天子礼乐祭祀天地祖先的诸侯国。他还带来了太史、太卜等文化事务和管理者和官吏。伯禽治理鲁国,严格依据周礼的规定,变化和改革鲁国原来的风俗、礼乐。在伯禽的多年经营之下,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得到完善的保存和发展。在这当时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因为这一文化传统是统治阶级正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直到孔子出生的前后,对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因循仍是鲁国的光荣。孔子8岁那年(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公子季札到了鲁国。特别令他兴奋的是听到了鲁国保存着的较完整的周朝乐歌。当他听到《周南》、《召南》两部分乐歌时就说:“真好啊!这反映出中代建国的基础已经有了,只是还点草创的的光景。其中表现着勤劳,可是没有怨意。”以后,他又饶有兴味地听了郑地、齐国、幽地、秦国、魏地、唐地、郐地的民歌,并作了或是称赞或是批评的评论。他又听了宫廷音乐《小雅》和《大雅》,也顺便夸奖了几句。他还见识了周代以前的音乐歌舞,其中相传为舜时的乐曲《韶》最使他陶醉了。他十分欣赏地说道:“我已经听到并看到最好的了,再有其他的音乐,我也不想享受了。”在季札满意而归后的3年,即孔子11岁的时候,晋国使臣韩宣了来到鲁国。他从鲁太史那里见到《易象》和鲁国的史书《春秋》,既羡慕又感慨地说:“周礼都保存在鲁国啦!”从这两件事可窥见: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是十分完备和相当悠久的。

然而,就在季札和韩宣子将这视为鲁国的无上光荣的时候,这一光荣比往昔已暗淡了不少。还在孔子诞生前的43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向私田征收赋税,承认了私有土地的的全法,而周礼则把普天下之土地都归属中天子所有。在孔子诞生前的11年(公元前562年),鲁国的大夫“三桓”即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鲁国军队编为三军,三家分有其一,国君的权力从而大为削弱。这种行为是对周礼所规定的君臣等级名分的趣。鲁国了解和研究周礼的人也日益减少。《论语》里记有鲁国的宫廷乐师纷纷星散异乡:太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①乐师干逃以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饭乐师缺迩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之滨,派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之涯,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入居海边。孔子26岁(公元前525年)时,东方小国的国君郯子来朝鲁国。孔子得知他精通少昊氏时代的官制历史,便匆匆赶去请教。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过天子那里没有人管研究这类学了,这类学问在四方蛮夷那在却还保存着,现在我相信这一点了。”在孔子出生的前后几十年间,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在鲁国比较迅速地没落下去了。

这是时代的反映。春秋时期,是新兴的封建制逐渐取代陈旧的奴隶制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一社会大变动中,原先滋生于奴隶土壤的周礼文化传统趋于没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谓的“礼崩乐坏”。对于鲁国来说,它原被称作周礼文化传统最为浓厚和悠久 “礼乐之邦”,因而这一文化的崩溃和没落,在它那里引起的震动和痛苦无疑要比其他诸侯国理为强烈和深刻。

家和国,双重的光荣和双重的没落。年幼的孔子生长在如此的氛围里,不能不感受到这样的氛围,不能不为这样的氛围所熏染。

这在孔子童年已有所反映。他不像一般儿童那样上树捉鸟、下河捕鱼,而是把泥土捏成方形和圆形的祭器,把它们摆列出来,模仿祭祀的礼仪,练习着磕头、揖让等。这是孔子常做的也几乎是惟一的游戏。这固然说明孔子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生活是穷困的,因而没有得到过什么合适的玩具。但是,从中也依稀可见某些蕴含着的意识:缅怀祖先的光荣家世来安慰其现实的没落地位;向慕周礼的光荣传统以叹惜其时下的没落趋势。

在童年孔子的幼小心灵里,这些意识无疑是潜在和模糊的。然而,随着孔子年龄的增长,这些意识就变得日益明显清晰了。我们将会看到,他的一生,就是以挽回这双重的没落和重振这双重的光荣为己任的。为了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孔子进退于政治舞台和文化教育事业之间: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则退而从事文化教育,同时又以后者作为跃向前者的进身之阶。但前者带来的是挫折,后者带来的是成功。

2、挫折与成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孔子慢慢长大了。贫贱而艰辛的家境,使他的身上很少有富家子弟的纨绔气,而是萌发出积极向上的志气。孔子在15岁已经立下了学习的志愿。不难想象,在这之前,孔子肯定不止一次地向母亲提问:“我的父亲是是谁?他在哪里?”颜徵在也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孔子叙述过光荣的豪世。这自然激励着孔子从小就产生了跻身仕途而重返贵族行列的志向。然而,这需要掌握体现贵族的政治规范、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周礼。因此,孔子在15岁所立的志愿里,包含着学习做官的本领和学习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

不过,真正坚定孔子学习志向的,是这样两件事:

在17岁上,母亲去世了。维持生计的辛劳,年轻寡妇的凄凉,使得颜徵在心力交瘁,3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依照当时的礼仪,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父亲的墓地在何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后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母亲对儿子讳避了父墓所在;有的认为颜徵在不知孔纥的墓地在何处,无可告知。不管出自什么原因,这总给孔子办理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的街上,借以引人注意,好向人打听父亲墓地所在。这大概是他考虑到自己的父亲是位有声望的英雄,总会有人记得他的坟地。孔子的这一举动,果然吸引了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这时,从驻足围观的人群中走出一位老婆婆告诉孔子,他父亲葬在曲阜城东南的防山。于是,孔子把母亲也葬在那里了。对孔子来说,这件事的重要性不在于显示了他已学到的礼仪和办事的能力,而在于原先从母亲口中听来的光荣家世终于得到了确认。这一确认极大地激发了孔子登上贵族政治舞台的雄心。

于是,就在他安葬了母亲后不久,发生了这样的事:鲁国的执政大夫季孙氏宴请名流,正在居丧的孔子家着腰间束有麻带的孝服,兴冲冲地跑去了。谁知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呵斥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并不招待叫化子。你走吧!”孔子吃了一个闭门羹,只好退了下来。他对这样的羞辱是难忘的,因此后来终生讨厌阳虎。其实,阳虎倒是刺激他发奋求学的恩人。经过这件事,孔子懂得贵族家世并不是入仕的通行证,要改变现实地位必须依靠自己的加倍努力。

如果说前一件事使孔子的勤奋好学学生的沉重的责任感,那么后一件事则使孔子的勤奋好学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

于是,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遭到最初的挫折之后,孔子废寝忘食、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学无常师,把社会当作课堂,随时随地向一切人学习。他的名言是:“三个人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的一位老师。”他博学多问,不放过任何一个求知的机会。他只要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就不停地问这问那,有人轻视地说:“谁讲这个孩子知礼呢?他进了太庙什么都问,懂得什么呢?”孔子听了并不生气,因为在他看来,疑问是知识的母亲。他深思多虑,力求对知识有真正的把握。他向师襄子学琴,学了一些日子后,师襄子:“可以学新的了。”孔子说:“我只学得曲子,拍子还不准确呢。”过了些时候,师襄子说:“拍子行了,可以学新的了。”孔子说:“还不行,我还没有深刻地理解作者呢。”再过了些时候,孔子才说:“我现在已体察到作者的为人人风貌了,这是个思想深邃、性情乐观而又眼光远大的人,除了周文王,谁还能作这样的歌曲呢?”师襄子由衷地佩服,恭恭敬敬地挺起身来说:“我们学习的正是文王所作的《文王操》啊!”

如此勤奋刻苦学习的人是不多见的。正如孔子自己所说的:“在十户人家的村子里,找我这般忠厚信实的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很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三四年的学习,孔子已精通了当时想要参与贵族政治并取得社会地位的人所须掌握的“六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它们的主要内容是:熟悉周代礼乐一类的文化传统;懂得军事知识,包括射箭之类的武术;能自己驾着车到处周游,进行交际活动;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字表达能力,并写得一手好字,具备一定的计算能力。

“六艺”在身,使孔子在20岁左右就有了博学多能的小名气。在他阙里住宅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那里的人称赞道:“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东西实在不少。”孔子的名声从街头巷尾传进了宫廷殿堂。在19岁结婚,一年后得一个儿子。当亲朋邻居前来道喜时,鲁国的国群鲁昭公派人送来了一条大鲤鱼,以示祝贺。孔子受宠若惊,便给儿子起名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不言而喻,这里寄托着鲤鱼跳龙门的希望。

不过,仅凭这点小名气还不能一下子腾跃龙门。贫贱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提供给孔子第一次施展治国才干的地方,只能是一个相当低矮的台阶。孔子在20岁以后,当了两回小官。一回是“乘田”,其职责是管理牛羊。在那个时候,祭祀是重大的事,而祭祀则需要肥壮的牛羊,因此,乘田的责任还是相当不轻的。孔子对此充满了信心,说:“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大大的。”果然,他养的牛羊膘肥体壮。别一回是“委吏”,其职责是管理仓库的帐目。孔子对此很有把握,说:“叫我管仓库,我就要把仓库进而的帐目计算得清清楚楚的。”果然,他管的帐丝毫不差。但是,这样的政绩并没有使孔子在仕途上跨上更高的新台阶。

孔子虽然不免有些惆怅,但还是坦然地说道:“不愁没有官位,只愁自己没有赖以站得住脚的本领;不愁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成为值得别人知道的人。”因此,他在从政受挫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攀登着文化知识的山峰……

寒冬腊月,端坐陋室,荧荧豆火之下,孔子聚精会神地读书简。

盛夏酷暑,奔走四方,炎炎烈日之下,孔子大汗淋漓地向人请教。

秋高气攀,漫步河畔,习习凉风之中,孔子苦苦思索着宇宙人生。

春回地暖,徜徉花丛,融融春光之中,孔子细细琢磨着诗句乐理。

……

这样,在30岁左右,孔子的学业不仅远远超过了“六艺”,而且把被后人尊为“六经”的《诗》、《书》、《礼》、《乐》、《易》、《春秋》都系统地融会贯通了。他的名气与日俱增,有不少人愿意做他的学生。孔子在自己住宅的小院里,垒起了一个讲坛,坛边栽了一棵银杏树。银杏多果,预示着桃李满天下。从此,孔子开始了杏坛讲学的教师生涯。以后孔子曾追忆道:“30的时候,我的思想成熟了,我的教育事业有了开端。”

孔子兴办教育的本意,是要求现弘扬周礼文化传统的志向:“传统古代的文化传统而不标新立异。”同时,他认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另一条途径。因此,当有人对他致力于教育而不热衷于从政感到不解时,他就解释道:“《尚书》说:‘孝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样的道理应用于政治。’这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可见,孔子是想通过办教育来继承和发扬正在没落的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传统,从而影响政治。在这里,进而热衷于出仕人政和退而专心于文化教育是统一的。

尽管孔子办教育的本意是维护传统,然而他这一举动的本身却是打破了传统。在这之前,教育为贵族官府所垄断,所谓“学在官府”,即是对这种状况的写照。春秋后期,随着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就为形成专门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的士阶层准备了条件。没落贵族的子孙当无禄可食时,就常常凭借自己的文化知识而加入以士的行列中去;一些平民也在学到一些文化知识之后而跨进了士的队伍。孔子第一个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不仅冲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桎梏,而且成了士阶层的最早的重要代表人物。

杏坛热闹起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起来求学。孔子招收学生的规定非常简单:任何人只要拿10条干肉作主学礼,他都给予教育。因此,孔子的许多学生出身于下层平民。如颜回住的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子路食藜藿,到百里之外背米以奉养母亲;子张在鲁国被视为“鄙人”;曾参亲自种瓜,他母亲则纺纱织布;闵了骞曾身着芦衣为父亲推车;仲弓的父亲被称为“贱人”;原宪居住在贫民窟,穿戴着破旧的衣帽;公治长是曾在缧曳之中的犯人。可见,孔子的教育是面向社会大众的。

孔子办的私学,很快取得了成功。他也由此而名闻遐迩。办学不过三四年,孔门学府盛况空前。鲁国之外,卫、卞、齐、陈、宋、蔡、郑等国,甚至西方的秦国都有人拜孔子为师。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孔子所收的学生中以鲁国人为最多。孔子的私学,不仅吸引了民间学生,而且令贵族刮目相看。鲁国的贵族孟僖子,十几年前陪同鲁昭公访问楚国,在引导鲁昭公参加对方欢迎仪式时,因为不通晓礼节而洋相百出。他直至临终前,仍为此事而感到羞愧,因此叮嘱他的两个儿子:“孔丘是圣人(指商汤)的后代,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拜他做老师呵!”齐国国君齐景公亦曾遣使来聘孔子,孔子虽然未去,但在鲁国国内的名气就更大了。

据说南宫敬叔在做了孔子的弟子之后,曾陪伴老师风尘仆仆地来到周朝京都洛阳,会见了道家的创立者老子。是否确有其事,学术界意见不一。不过,在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倒有一幅“孔子见老子”的汉画像石,生动地展现了两人会见的情景;左面头戴高冠、身着长袍的孔子,手捧一石雁,作为拜见老子的贽礼;右面的老子亦高冠长袍,挂着曲足杖,拱手相应,其身后一人手捧简册,即表示老子令人拿出他保管的文籍档案来让孔子翻阅。这里不准备评论此事的可信度,只是想说明,即使此事为后世道家所编造,那么编造者亦认为孔子在30多岁时已由办教育而成名。因为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老子是不可能和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相见的。

孔子的私学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学生,不仅仅是因为其招收学生没有严格的种种限制,更是因为孔子具有教育家的伟大人格。他对学生是严格要求的,宰予大白天睡觉,浪费了大好的学习时间,孔子作了十分严厉的批评:“腐烂了的木头雕刻不得,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但他绝无那种师道尊严的架势,而是对学生充满了感情。冉耕生了重病,孔子亲自去探望,将要永诀时,他拉着冉耕的手,痛惜的说:“这样好的人竟生这样的病!这样好的人竟生这样的病!”爱怜之心溢于言表。在学问上,孔子和学生之间,常常互相问难,彼此切磋。他提倡在真理面前学生不必对老师让步的精神,说出了“当仁不让于师”①这句至理名言。他把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少于。他曾对学生说:“我没有一点不向你们公开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他是如此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孔子的学生陈亢曾以怀疑的口吻向问孔子的儿子伯鱼:“你在你父亲那里是否还听到一些我们听不到的特别新异的教导呢?”伯鱼答道:“我私下听到过的两次教导,就是父亲告诉我:‘不学好《诗》,就不会使言语典雅’;‘不学好《礼》,就不懂得立身处世的准则。’”陈亢高兴地说:“正人君子对自己的儿子也不偏爱。”孔子平易近人,和学生打成一片。他常常和学生一起唱歌,学生们也常常席地而坐,一边鼓瑟操琴,一边和孔子交谈着自己的志向。

孔子以学识更以人格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的得间高足颜回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我抬头仰望老师的道德和学问,越望越觉得高大,我努力钻研,越钻研越觉得深广。老师善于一步一步地诱导我,用各种典籍来丰富我的知识,使我想停止前进也不可能。”在孔子另一个著名弟子子路身上,最能体现孔子的人格的感染力。也路是孔子招收的第一批弟子中的一个,只比孔子小9岁。他性情粗犷,喜欢把公鸡毛插在帽子上,把宝剑装在野猪鞘里,为的是显示英武。他欺凌过孔子,但孔子深刻的思想和雍容的态度终于使其折服,他诚心诚意地拜孔子为师,但又坦白直率地多次批评孔子。孔子乐意接受他的批评,但也常常指出其鲁莽的缺点。子路跟随孔子差不多有40年,是和孔子最没有师生距离的门徒之一。

正是这样一种弦歌诵读、师生融洽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更多的人成为孔子的学生。这些学生聚集在孔子的周围,孔子的思想如春雨入土般地滋润着他们的心田,他们又把孔子的思想传到了自己所到之处,儒家学派由此而形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学派。它的破土而出,预示着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这样的时代意蕴并非是孔子所能认识的,他直接感受到的是由此而带来的盛名。不过,孔子没有满足和陶醉于这样的盛名。尽管孔子以为教育可以影响政治,但这毕竟是间接的,总不如直接从政来得过瘾。因此,孔子身在杏坛讲学,心在留意鲁国的政治变幻,等待着从政的机会。

然而鲁国的现实太让孔子失望了。鲁昭公大权旁落,季孙氏的季平子把持朝政。公元前517年,季平子和另一贵族邱昭伯因斗鸡而发生了冲突。原来,在元斗鸡的游戏时,季氏的鸡翅膀上撒了能使对方鸡致瞎的芥末,而邱氏的鸡爪子上则安了足以将对方鸡致伤的钩子。两家互相指责对方作弊,各不相让。季氏一怒之下,强占了邱氏的封地。邱氏向鲁昭公诉冤,鲁昭公以此为理由,讨伐季氏。季氏毫不手软,联合孟孙氏、叔孙氏,一举击败了鲁昭公。鲁昭公被迫迫流亡齐国,鲁国的政治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孔子目睹这一切,心潮难平。自鲁昭公送鲤鱼之举以来,孔子寄希望于鲁昭公有朝一日使其像鲤鱼跳龙门般地跃上政治舞台。现在这个希望落空了。何况,孔子认为三桓逐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在这样的人手下谋得一官半职是不光彩的。眼看在鲁国不可能获得从政的机会,孔子把目光转向了齐国。

齐国的疆土在现在的山东中部和东部一带,不仅农业发达,而且手工业和商业也较发达。当时的国君齐景公曾在到鲁国时见过孔子,并和其有过一番问答。齐景公问:“从前秦穆公国又不大,地方又偏僻,为什么能称霸一方呢?”孔子答:“秦国虽小而偏,但他们志气大,行事正当。秦穆公又任用了喂牛出身的百里奚,请他执政。秦穆公这样的做法,统治全中国也是够格的,称霸一方,还只能算小成就呢。”齐景公听了,点头称是。因此,在孔子的心目中,齐国也许是他做百里奚的第二的地方。

齐国开国君主齐太公与伯禽治鲁的方略有所不同,他根据齐国齐地的风俗和制度,对周礼加以简化和变通。因此,齐国对于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既有历史渊源,又不像鲁国那样遵而不失。本来,孔子把周礼文化传统最为悠久的鲁国认作弘扬这一文化传统的理想国。然而,鲁国的现实告诉他,周礼正在鲁国没落,而使这一没落加剧的恰恰是大权在握的季氏。鲁昭公就在被之前不久,举行祭祀其父的大典,季平了将宫廷舞蹈队抽到到家里去跳“八佾”(每佾八人)舞,而鲁君祭祀中只剩两年舞乐的人。按照周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孔子对这件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①因此,孔子不得不把齐国视为恢复周礼文化传统的第一站:“将齐国的文化传统变得像原来鲁国那样,由此来影响鲁国,进而合乎周礼的文化传统。”

怀着这样的理想和抱负,孔子在公元前517年来到了齐国。

孔子先当了齐景公亲信大臣高昭子的家臣,通过高昭子推荐,终于得以晋见齐景公。

齐景公和孔子讨论政治问题。孔子说:“君王要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认为政治安定的关键,在于君臣父子都按周礼所规定的名分等级来行事。这里既有着对鲁国三桓逐君的感慨,也有着对齐国陈氏势力膨胀,已不像个臣子的暗示。齐景公对孔子的这番话十分赞同:“对呀,如果君王不像君王,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那么我就是粮食满仓,也吃不到饭啦!”以后,孔子又向齐景公讲述过为政要节俭的道理。齐景公也表示接受。于是,齐景公准备把尼奚地方的田地封给孔子。这给孔子来说,是个好消息。

但是,这好消息就像一阵风似的,来得快,去得也快。齐国的执政大臣晏婴不赞成孔子崇信周礼的主张。他向齐景公进言道:“这班新兴的‘儒’士,只会说漂亮话,不注重依法治国。他们很骄傲,自以为是,不肯居于人下。治丧主张厚葬,不异倾家荡产,这种风气很要不得。他们仗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当食客过日子,我们治国能依赖这些游民吗?自从周朝败落以来,哪里出现过什么大贤人?周公制订的礼节乐章早就有少有人弄得明白了,现在孔丘专门讲究这一套,告诉人们怎么见人,怎么走路,穿戴什么,甚至摆什么面孔,繁琐得要命,只怕一辈子也学不完。你如果让他在齐国实行这东西,恐怕是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齐景公听这一说,起用孔子的决心动摇了。以后他不再向孔子请教治国的道理了,只是在表面上还很客气罢了。他对孔子说:“我不能像鲁国待季孙氏那样,给您大权在握的上卿地位;我也不会像鲁国对待孟孙氏那样,给您毫无权力的下卿地位;我待怕规格就在季孙、孟孙之间吧。”

这席话给孔子浇了一头的冷水。但是,对于齐国保留着的一些传统文化,孔子则充满着热爱。他在齐国听到《韶》乐,如痴如醉,回味再三,足有3个月连肉味都品尝不出来了。孔子赞叹地说:“想不到音乐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这话固然表达了他对《韶》乐的欣赏程度;但是,如果考虑到鲁国曾以《韶》乐向季札展示其光荣的文化传统,那么,在这赞叹《韶》乐的话语中,可以听到他对于鲁国已不再保存着《韶》乐的惋惜声,可以看到他对于古代文化传统的眷恋之情。

孔子对齐国的《韶》乐一往情深,但齐景公却对他绝了情。齐景公当面告诉孔子:“我年纪老了,精力不济,无法任用您了。”听到这样的逐客令,又风闻齐国有些人想陷害他,孔子匆匆打点行李,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这一年,孔子37岁。无论《韶》乐如何美妙迷人,但都无法消除从政受挫而带来的郁闷。不过,孔子毕竟已是一个有修养的儒士了。返回鲁国后,他很快把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精神抖擞地继续从事教育事业。投到孔子门下的弟子越来越多,杏坛越来越热闹了。这自然给孔子带来了莫大的宽慰。因此,孔子赞许其学生曾点忘情于山水之间的志趣:“阳春三月,穿上轻便的衣服,和五六个同伴,六七个小朋友,在沂水河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歌,一路走回来。我不希望什么别的了。”多么飘逸,多么洒脱!

但是,在这么潇洒地走一回之后,孔子感到的便是寂寞。他不能忘情于政治上获得成功。然而,历史却偏偏只让他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成功。这真是捉弄人啊!

历史对孔子的捉弄,是由其自身的政治理想和时代现实的矛盾造成的

3、理想与现实

寂寞的日子,过得既慢又快。

杏坛旁的银杏树风华正茂,树干挺拔,绿叶舒展,树影婆婆,杏果满枝。

孔子已经40多岁了,却一直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他曾说:“我到了40岁,就不再有迷惑了。”其实,他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因为其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分裂。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西周那样的社会制度。他说:“周代的制度是借鉴厦、商两代的而建立的,多么丰富美好啊!我向往中周代的制度!”西周社会制度的实质是:既维护宗法分封的等级差别,又使具有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和谐相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其礼乐文化上。《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如果说,礼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分别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那么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则是化解因这些等级差别而带来的怨恨,使人油然产生一种相亲和合的情感。礼乐互补,形成了西周的社会制度。

然而,孔子面临的社会现状是:“礼崩乐坏”。这意味着原有的等级差别打乱了,甚至被颠倒了;原有的和谐的人际关系被冲突和紧张取代了。对于这样的“礼崩乐坏”,孔子痛心疾首。他竭力主张用周礼的名分来规范当时的现实,以重建传统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孔子也主张人际关系应像周工社会那样和睦、亲近。他在向颜渊、子路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时说:“我的志向是,老者过安稳的日子,朋友信任我,年轻者怀念我。”这是一种多么温暖的充满友情的社会啊!

但是,无论孔子如何敬佩和向往西周那既能维护等级差别又能和合上下尊卑的社会制度,而礼乐的社会功能已丧失得差不多。因此,孔子认为要重建周代那样的理想社会,就必须让礼乐重新获得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孔子知道死抱住原有的礼乐不放,并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由此主张对周代的社会制度有所损益,作局部的改良。他把“仁”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以对周代礼乐的损益来使其重新发挥作用。

他说:“我们平常所讲的礼,难道仅是指玉帛等礼物而说的吗?我们平常所讲的乐,难道仅是指钟鼓等乐器而说的吗?”当时的礼乐徒具玉帛钟鼓之类的形式,而没有了它们原来的社会功能。为此,孔子提出了“仁”:“人如果没有仁,怎么能用礼呢?人如果没有仁,怎么能用乐呢?”这就是要求以仁来充实礼乐,使它们不再是虚有其名的外壳,而能发挥出内在的社会功能。孔子用仁支撑礼乐的实质,是依靠道德(仁)力量,使人们自觉地遵守等级差别和自觉地相亲相爱。在这里,“仁”把孔子弘扬周代礼乐文化传统和实现政治理想统一起来了。但是,他保守的政治思想却是和激变的社会潮流相对立的。这就决定了现实的政治舞台不可能给他提供很多的施展身和的机会。

不过,机会总是会有的。公元前505年,曾把鲁昭公赶出鲁国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是季桓子。季氏依然操纵着鲁国的国君。然而季氏的大权却操纵在家臣阳虎手里。他甚至借故囚禁了季桓子。阳虎很想借重孔子的声望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多次要求见孔子,都被孔子婉拒了。于是,有一天,阳虎派人给孔子送去一头蒸熟的小猪,作为礼品。孔子接到后很犹豫;不去阳虎家登门拜谢,则有违于礼俗的,而且己又很讲究礼的;去阳虎有当面道谢,则有和这种以下犯上的人同流合污之嫌,而自己是维护尊卑之等级差别的,何况30年前阳虎曾欺压过自己。不过,聪明的孔子想出了摆脱这两难境地的妙计:趁阳虎不在家的时候前去回拜,来个走过场。但是,恰恰没有走过场,两人在路上遇见了。孔子有些尴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阳虎却大声喊道:“来!我有话和你说。”孔子没有答理。他又说:“把自己的本领藏起来,而听任国事迷茫,这样算是仁人吗?”孔子仍然默不作声。他便自己接口道:“怕不能算是仁人吧!自己很想出仁从政,却屡失机会,这样算是智者吗?”孔子还不搭腔。他自己接口道:“怕不算是智者吧!时光过去,岁月是不会等待你的!”这句也许触动了孔寂寞的心,于是回答说:“我迟早是打算出仕的!”

自然,孔子从政的一个机会也随着而失之交臂。可见,孔子虽然很想有从政做官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机会并不具备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可能性,那么,宁可放弃这个机会。

孔子有着坚持自己理想的原则性,但也并非毫无灵活性。公元前502年,季氏另一有势力的家臣公山不狃,占据了鲁国的费城(今山东费县),反抗季桓子。公山不狃派人去请孔子,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孔子虽然认为公山不狃和阳虎是一丘之貉,看不惯他们那种以下犯上的行为,但他不准备放弃这次从政的机会,打算前往费城。这个打算遭到了孔子的弟子们的反对。孔子不得不加以解释:“他们请我,难道是叫我白跑一趟吗?如果有人重用我的话,我就在东方复兴周代的社会制度!”原来,周文王和周武王曾以西北一块小地方丰(今陕西雩县东)镐(今陕西长安县西南)作根据地统一了北中国。孙子欲往费城,蕴含着重演文王武王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的宏大志向。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去。不过,从中可以看到他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也打算用些灵活手段。

这一年孔子50岁了。他说:“我50岁,懂得天命。”也许孔子以为在冥冥之中的老天爷不会再他提供从政的机会了,因而此话在自信中流露出无可奈何的心绪。然而,懂得了天命的孔子并没有预测到:正是由于失去了上述的两次机会,从而使他将会拥有一次真正的从政机会。

这次机会是鲁国现实的政治给孔子安排的。当时鲁国国君定公和执掌大权的季桓子,看到孔子没有为阳虎和公山不狃所拉拢,就增加了对孔子的信赖感。同时,鲁定公和季桓子分别面对着三桓和家臣的日益增大的威胁,也需要借重孔子被任命为鲁国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这个职位相当于后世的京兆尹,是管理国都的长官。

孔子开始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实。他曾说过:“用行政命令来治理老百姓,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虽暂时能避免犯罪,但还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来治理老百姓,用礼制来规范他们,老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根。”显然,孔子的治理方式是要建立一个像周代那样既有等级秩序而又和睦相亲的社会。运用这样的治理方法,孔子做了一年中都宰就初见成效: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尊老爱幼,强不凌强,男女不间不浮淫乱,做买卖的不弄虚作假,哄抬物价,以致出现路不拾贵的情况……这样,四方都竞相学习孔子的治理方法。孔子在鲁国树立了一定的政治威信。

由于政绩斐然,孔子从中都宰升为司空,司空是管理工程建设的长官。不久,孔子又升为管理司法工作的司寇。孔子虽然担任了司寇,但他并不以为仅仅诉诸刑法就能搞好社会治安。所以,他一方面主张公平地处理诉讼事件,反对只听片面之词就判决案子,另一方面考虑怎样从根本上杜绝人际之间的冲突和犯罪现象的产生。他说:“审理案件,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最好是要使得没有人来打官司。”在他看来,如果人们都有了仁义之心,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那么,官司就能从根本上消失。应当说,孔子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被中取得某些效果;鲁国当时有卖羊的沈犹氏,以前每天早上牵着羊饮水,以便在卖羊时增加重量;有个公慎氏,老婆十分淫荡,却听之任之;有个慎溃氏,生活十分奢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孔子注重道德教育,使社会成了“道德法庭”,不符合道德的人和事,就要受到整个社会的指责。在这样的情形下,沈犹氏卖羊前再也不给羊饮水了,公慎氏把败坏社会风气的老婆休了,慎溃氏则逃出了鲁国。显然,孔子有着重道德轻法律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重人治轻法治的政治传统。

孔子在任司寇期间,取得了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齐国大夫黎钥认为鲁国的政治在孔子的参与下,逐渐趋于稳定,而这对于企图控制鲁国的齐国是不利的。因此,他向齐景公建议,和鲁定公举行一次会议,在会议上以武力劫持鲁定公,压服鲁国。齐景公采纳了这一建议,遣使赴鲁,要求同鲁定公在夹谷(今山东莱芜县)会见。鲁定公同意赴会。因为司寇兼办外交事务,所以孔子被委派为主要的随行大臣。当时齐强鲁弱,孔子对齐国是深怀戒心的。他提醒鲁定公:“我听说外交场合,必须有军事准备;战争场合,也必须有外交配合。文武是交互为用的。我请求指挥军事的左右司马同去。”鲁定公说“好”,便准备了几辆兵车随同前往。

那是公元前500年的一个夏天。鲁定公由孔子等人陪,齐景公由晏婴等人陪同,云集夹谷。夹谷是一狭长的沟谷地带。两国国君按照当时的礼仪,在筑有三级台的土台子上会见,彼此揖让,相互献酒,气氛紧张。齐国管事忽然喊道:“请表演四方歌!”喊声刚落,齐国的歌队蜂拥而上,他们有拿旗的,有拿盾牌的,也夹杂着使枪舞剑的,在一片吆喝声中向鲁定公逼去。孔子一看这这架势,立刻向土台上奔去。一脚迈上三级台阶,扬起袖子怒斥道:“两国国君正友好相会,野蛮的歌舞为什么出现在这里?请齐国管理严肃处置!”齐景公面对孔子直视的目光,望着不远处手持武器的鲁国士卒,只得摆了摆手,让歌舞队退下。过了一会儿,齐国的管事又进前说道:“请演奏宫廷的音乐。”于是,一些耍把戏的艺人和侏儒就乱哄哄地鼓噪而至。孔子又赶快上前制止,厉声说:“戏弄诸侯的,依法应该斩首!请行刑吧!”刹那间,整个会场的空气凝固了,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齐国的管事无言以对,只得把那些准备侮辱鲁定公的人斩首。

惊险的波澜刚刚平息,恶毒的阴谋已经预设。在会见的最后,两国国君对神起誓缔订盟约时,齐国突然在盟约中加了一条:齐国出征时,鲁国如果不出三百乘兵车相从,就是破坏此盟。这显然是要鲁国无和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的附庸国。孔子看到当时两国强弱悬殊的实力,这一条虽然难以拒绝,但不能无条件接受,就随机应变,也加进了一条款:齐国须归还所侵占的鲁国汶阳地区鄂、谨、龟阴三座城池。齐景公理屈词穷,不得不答应下来。

夹谷之会,挫败了齐国的阴谋,收回了鲁国的失地,这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鲁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政治威望。孔子一度成了鲁国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这时候告别了清贫的生活。他有了自己的家臣,由其弟子原宪任孔府的总管,俸禄定为九百斛小米。原宪不也接受,孔子恳切地说:“不要推辞了,你有剩余,就送给周围的邻居乡亲们。”孔子在经济上虽不能说是一掷千金,但出手也是相当阔绰了。日常生活也贵族化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权在握的孔子,踌躇满志,准备着手改变鲁国国君虚位、三桓擅权,而二桓又受其家臣控制的政治格局,重建贵贱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他向鲁定公进言:“依照周礼,大臣不该拥有私人的军队,大夫不该拥有百雉之城。”(百雉之城即城墙周长三百丈,高一丈的城邑)这是针对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而言的,因为他们分别占据着郕城(今山东宁阳县境)、郈城(今山东东平县境)和费城。孔子的这番话,对鲁定公很有利,他表示赞同。三桓中势力最大的季孙氏亦持赞同的态度。这是因为他的费城当时正被其家臣公山不狃所盘踞,他可以借此机会消灭公山不狃,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于是,孔子派出学生中最有军事才干的子路到季孙氏家当总管,开始有步骤地实话史称“隳三都”的大事。这一年是公元前498年。

首先拆除的是步孙氏的郈城。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三桓中力量最弱,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家臣两年前曾据郈城而叛逆,弄得他很狼狈,所以他也愿意拆除这个城堡。

在拆除费城时,公山不狃起兵反抗。他率军队袭击曲阜。鲁定公吓得魂不附体,躲进了季孙氏的大宅子里。公山不狃的军队虽然没能攻进去,但他们射出的箭已落到了鲁定公的面前。在这危急的时刻,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二将领率兵反攻。一面面旌旗迎风招展,一阵阵杀声震天动地,一辆辆战车奔腾向前,公山不狃的军队节节败退了,一直退到姑蔑(今山东泗水县)。结果,公山不狃丢盔弃甲,逃往齐国,费城被拆除了。

“三都”中只剩下孟孙氏的郈城了。驻守郈城的公敛处父向孟孙氏说:“这个城堡你不能拆除,如果拆除了,齐国会从北门打进来。而且这地方是孟家的保障,毁了这个地方就是毁了孟家。”公敛处父一贯忠于孟孙氏,孟孙氏听信了他的话,表面上不反对隳郈城,暗中却支持他全力抵抗。于是,从夏天到冬天,郈城一直没有拆得成。鲁定公只好在十二月亲率马包围郈城,但仍没有攻下。

可是,孔子毕竟在重建传统的政治秩序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孔子在做了官后,很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平地在乡里人跟前,仍保持着谦逊淳朴,而夸夸其谈;在朝廷中议事时,则滔滔不绝,但又很慎重;对待上级,持以正不阿的态度;对待下级,则和悦近人。这倒不是孔子故作姿态。因为他主和以道德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人,也有控制不住感情的时候,孔子在政绩面前也时常喜形于色。他的弟子就提醒道:“不是说有修养的人遇到坏事不愁眉苦脸,遇到好事不洋洋得意吗?”孔子答道:“这话是有的。但还有一句话,说人有地位,能做出些事业,又能虚心请教别人,也是令人高兴的。”这里一半是对自己有失常态的掩饰,一半是对自己的地位和事业颇为满意的表白。

尽管孔子还没有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但他在那时决没有意识到:其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正在揭开由政绩掩盖的面纱,从隐伏而显露。

孔子的“隳三都”,使叔孙氏、季孙氏等警觉起来:孔子此举的最终目的,是削弱三桓的势力,重建忠君尊王的政治秩序。所以,郈城的完好无损,很可能是由于叔孙氏尤其是实际掌权的季孙氏的牵制,使得孔子势单力薄,不得不罢休。这个猜测是有历史根据的。在“隳三都”之后不久,季桓子已不信任子路了。子路原先是孔子派往季孙氏家当总管的,是“隳三都”的主要指挥之一。当时季桓子接受子路,是想利用孔子来煎除公山不狃这股异已势力。因此,一旦公山不狃被击溃,再经公使用处父的话的点醒,季桓子就不能不对子路深怀疑忌了。因此,孔子的一名学生公伯窠在季桓子面前讲了子路的很多坏话,季桓子都听信了。有个叫子服景伯的人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孔子。孔子谈谈一笑,坦然地说:“我的理想如果能实现,那是命该如此;如果不能实现,那也是命该如此;公伯窠怎能改变命该如此的事情呢?”这说明,孔子从季恒之不信任子路这件事预感到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可能要发生逆转,自己的政治理想也许是命中注定不能在鲁国实现了。因此,他对于鲁现实的失望开始取代了原先眼看理想在在逐步实现的喜悦之情。

失望的阴影越来越占据着孔子的心,。齐国设下阴谋,投鲁定公和季桓子所好,派使者给鲁国送来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还有30辆华丽耀眼的马车,每辆车由四匹披挂得五彩缤纷的骏马拉着。这些美女和车暂时停留在曲阜南门外,许多人都跑去围观,轰动一时。季桓子乔装前去观看了三回,越看越想看。在季桓子的怂恿之下,鲁定公借巡视之名,也整天泡在南门外,沉醉在那些歌舞里了。鲁定公和季桓子接受了这些美女和马车之后,为妖冶的姿色、缠绵的歌声和轻佻的舞态而神魂颠倒,一连几天不理朝政,孔子被他们远远地冷落在一旁。

但是,孔子仍然对他们抱着一线希望。当孔子的弟子们目睹鲁定公和季桓子的荒唐,劝他辞官而去时,孔子表示还要再等待一下。他是这样想的:不久,鲁国就要在郊外祭天了。如果他们照往常一样,在祭礼后,分送一份祭肉给我,那么,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我的政治理想还有实现的可能。可是,祭天过后,祭肉并没有送给孔子。孔子绝望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辞去了职务,率领着一批弟子离开鲁国,另觅实现理想的现实土壤。

然而,故土难离。车辆缓缓地行进,孔子深情地凝望着四周的一切。当他和弟子们来鲁国南面一名叫屯的地方时,季桓子所派的一个名叫师己的乐师追了上来,很惋惜地说:“您老人家并没有错啊!”孔子无限地感慨,唱了一支歌:

这些妖艳的妇人啊,

可以使我这个治国之才远走他乡。

这些靡靡之音啊,

可以使我们国家为之灭亡。

我只好悠哉游哉,

聊度这余下的时光。

孔子就这样离开了鲁国。这一年是公元前497年。

孔子是为了实现理想而离开父母之邦的。他不是一个迂腐的书生,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依靠赞同自己理想的执掌政权的实力人物。他以为自己的理想之所以不能在鲁国实现,是因为鲁国没有这样的人物。但他坚信这样的人物在鲁国之外是有的,因为他认定自己的理想是正确的,而正确的理想总会赢得人们赞同的。他离开鲁国,正是要去寻找这样的人物,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

4、执着与迷惘

实现理想的道路,往往是坎坷和漫长的。

暮色苍茫,莽莽旷野之中躲卧着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它向遥远的天边伸展而去,没有尽头。

55岁的孔子和一班弟子们,走在这路上,开始了长达14年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鲁国,向西而行,首先来到了卫国(今河南省北部)。在卫国境内,孔子看到人烟稠密,就对替他驾车的学生冉求问:“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肯定地:“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如果富了,还要怎么办呢?”孔子不加思考地答道:“那自然是对他们进行教化。“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孔子虽然强调以道德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并不否认道德教育应以一定经济物质条件为前提。这反映出他通过在鲁国多年的从政实践,懂得了怎样更为实际地来实现理想。从这段对话里,还可以听到孔子欣喜心声:卫国也许有着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物质条件。孔子在卫国的都城帝丘(河南濮阳县)见了卫国国君卫灵公。卫灵公对孔子表示敬重,给了他与在鲁国时同样的俸禄。孔子虽然不会因此而受宠若惊,但他恐怕会因此而产生这样的想法:莫非遇到了赞同我的政治理想的明君?

但等待着孔子是一场空欢喜。原来,卫灵公是个平庸而无主见的人。他对孔子的理想并没有认识;再加上有人对他说:“孔子带来这么多人,也许是不怀好意的。“于是,卫灵公就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孔子进出,这个人都像尾巴似跟着,弄得孔子十分别扭,只好怏怏离去。这次孔子在卫国只住了10个月。

孔子一行向南方进发。当他们走到一个名叫匡(今河南长垣县境)的地方,给孔子赶车的弟子颜刻用马鞭指着城墙的一个缺口说:“我前和是虎就是从这里进城的。”此话一出口,想不到竟引来了大麻烦。原来公元前504年阳虎曾带兵骚扰过这个地方。因此,匡城人听了颜刻的话,误以为阳虎一伙又来了,便蜂拥而上,把孔子等人团团围住,一直包围了5天,孔子虽不惊慌,却免有些着急,特别是他发现最心爱的弟子颜渊不见了的时候就在孔子暗暗焦虑之际,颜渊赶到了。孔子既松了一口气又有些埋怨,说:“你可回来了。我以为你死了呢!”“老师还在,我怎么敢轻易死于非命呢?”

但是,面对着气势汹汹的包围者,孔子觉察到了他们内心的恐慌,就镇静地安慰他们:“周文王去世后,周代的的文化传统,那就不可能让我们来继承这种文化传统了;上天若是要毁灭这种文化传统,匡人对我们也是奈何不得的!”这里固然有着给其弟子们壮胆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表现了孔子对自己的理想的自负和执著,如前所述,在孔子那里,继承和弘扬周代的文化传统和他的政治理想是完全统一的:周代文化传统的重建之时就是他的政治理想实现之日。孔子身处危难的境地,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没有动摇自己的理想追求。孔子的坚定信念鼓舞了弟子们,他的从容态度感染了弟子们。后来,匡人了解到孔子一行中并无阳虎在内,事出误会,便解除了包围。

匡城位于卫国和晋国的交界地区。孔子自匡城脱险后,有了去晋国的念头,便逗留晋国的边境上。晋国(今山西省以及山西葫芦河北、河南交界处)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大夫赵简子实际执掌政权。这和季孙氏在鲁国执掌大权的情形相似。当孔子来到黄河边,准备渡河入晋时,听到了赵简子在国内杀了两个贤人鸣犊、窦犨的消息。他只得望河长叹:“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多么壮观啊!可我不能过黄河了。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吧。”子贡不解其意,问道:“老师,这话从何说起呢?”孔子说:“鸣犊和窦犨是两位贤人,赵简子不得志的时候,依赖于他俩的帮助,现在他得志了,竟然把他俩杀了。我听说,如果杀害了幼兽,麒麟就不肯来到郊外;如果放干池水捉鱼,蛟龙就不肯来降雨,如果毁坏了鸟巢和鸟卵,凤凰就不肯飞来了,只是不愿看到同类被残害。鸟兽对于不义的行为尚且知道躲避,更人何况我呢!”语气由缓而激愤。显然,孔子去不了晋国,并不是天命的安排,而是由于他认为不仁不义的赵简子和其政治理想是违背而驰的。这反映了孔子对于自身政治理想的执著。但是,他在这里又提起“命”,也反映了另外一面——对自身政治理想的迷惘:难道我的理想得不到执掌政权的统治者的赞赏是命中注定的吗?

尽管这一迷惘是淡淡的,却也使孔子有点彷徨:向何去呢?因此,他在晋国边境上徘徊着。这时,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脍占据了中牟(今河南汤阴县境),闹起了独立。这情形很像鲁国的公山不狃占据费城反对季孙氏。佛脍知道孔子对赵简子不满,就打发人来请孔子前去相助。按说孔子是不会站在这种以下犯上的人这一边的。但是,孔子却打算应召。为此子路当面责问孔子:“我曾听老师说过,‘君子对于自身行为不轨的人是不予支持的’,如今佛脍有叛逆的行为,您却要到他那里去,这又该怎么解释呢?”这是批评孔子言行不一。孔子没有为这尖锐的批评而恼怒,只是急忙加以辩白:“对,我说过这话。但是,你不知道吗?真正坚强的东西,怎么磨也磨不薄;真正洁白的东西,怎么染也染不黑;我不是匏瓜,哪能挂在半空中不出仕食禄呢?”孔子在这里既表明了自己决不会与佛脍同流合污,放弃原先的政治理想,也老实承认了自己热衷于做官的迫切心情。在他看来,做官和实现政治理想是统一的,只有通过前者才能达到后者。然而,正是从这样的统一里,可以看到他对于理想的执著中蕴含着人格上的独立性和依附性的内在分裂。

孔子伫立在黄河岸边,终于没有到中牟去。放眼黄河,它越过崇山峻岭,绕过九曲十八弯,朝着前方咆哮奔腾……黄河雄伟无畏的气魄和通往直前的力量,给了孔子坚持理想的强大动力。他折回卫国,继续为理想的实现而努力。

孔子虽然已认识到卫灵公的昏庸无道,但他认为卫国有仲叔圉掌管外交,王孙贾主持军政,祝鮀管理宗庙,政局还是比较稳定的,因而有可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卫灵公听说孔子童返卫国,亲自到郊外相迎。不过,这时的孔子已不以为其表面的尊重而存有获得重用的想法了。

然而,孔子既然认为要通过做官来实现政治理想,那么,他越是执著于理想,就越是急切地寻求能攀附的权势者。于是,就演出了后人所谓的“子见南子”这一幕:

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深得卫灵公的宠爱,其风流的事传遍朝野。她不知怎么,想要见见孔子,就派人向孔子传话。暗示要想得到卫灵公的信任,必须由她介绍。孔子虽然起初是谢绝了,但是最终还是去见了她。南子端坐在细葛布的帷帐中,若隐若现。孔子进门后,向北面恭敬地叩头。南子在帷帐中也回拜了,孔子看不清她的面容,只听见她身上佩带的玉器叮当地响。孔子回来告诉弟子们说:“我本来不愿见她的,这次不过是礼尚往来罢了。”别的弟子没有说什么,粗鲁而耿直的子路却怒形于色,觉得孔子拜到这样的女人的石榴裙下太失身份了。孔子心里本来就窝火,看到子路一脸的怒气,就赌咒发誓般地嚷道:“如果我有别的邪念,老天爷罚我不得好死吧,罚我不得好死吧!”这指天跺地发誓,渲泄了他内心的痛苦——为了依附势者以实现理想而海里不自损人格。

这样的痛苦又一次来折磨孔子了。就在孔子拜见南子之后不久,也许是南子对孔子留有较好的印象,她和卫灵公邀请孔子同车出游。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南子和卫灵公并排坐在豪华的马车上,宦官雍渠作正驾车手,马车徐徐驶出宫门后,让孔子坐在副驾车手的位置上。这辆马车招摇这市,孔子正襟危坐,无心欣赏眼前的春色,脸上显露出羞愧和愤懑的表情。卫灵公和南子认识这是给予孔子的特殊礼遇,使人们知道他与国君及夫人有着如此亲近的关系。但孔子觉得这是将他作为一件供人观赏的玩偶而加以展览,是不堪忍受的侮辱。事后。孔子斥责卫灵公:“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重女色而轻道德的人!”这总算是挽回了一点人格的尊严。

然而,人格遭到侮辱的痛苦不是轻易就可以抹掉的。因此,孔子独自在屋里敲击石磬,以排遣郁结的内心的痛苦。深沉、凝重的磬声传到屋外,恰好有位挑着草筐的汉子从门前走过,便侧耳倾听。一曲终了,那个汉子评议道:“击磬的人心事重重啊!磬声抑而不扬,好像在埋怨无人理解自己。既然这样,那就罢休算了。犹如过河,水深则脱衣而过,水浅则提裳而涉。”虽然是自言自语,但意在规劝击磬者不要太固执,应依照社会生活之“河”的深浅来调整自己的主张。这番话触动了孔子,他不禁脱口而说:“说得好干脆!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有什么为难的事了!”但是,他并不想改变自己的政治理想,宁可为此而忍受内心的痛苦的磨难,常常迷惘地凝视着茫茫的星空……

当磬声使孔子的痛苦稍稍得到缓解的时候,卫灵公则遇到了麻烦:太子行刺南子未成,逃往晋国。偏袒南子的卫灵公想要用武力惩罚太子,便向孔子请教怎样打杖。孔子以为这会加剧政局的动荡,不利于自己实施政治理想,就推辞道:“关于祭天祭祖的事,我是知道的;打仗么,我就不懂了。”卫灵公听了,心里十分不痛快。第二天,孔子和他见面的时候,他一面似乎在听孔子的话,一面却只是仰着头看空中的大雁。这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使孔子感到心灰意冷。他只得向天长叹:“如果任用我来主持国事的话,一定能够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话语里交织着怀才不遇的伤感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憧憬。

正是怀着这样双重的心情,在公元前492年孔子离开了卫国。这时的孔子已到了花甲之年。他说:“我到了690岁的时候,一听到别人的言语,便可以把握其根本的旨意。”这无疑反映了老年人的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成功、得志和失意之后,自信对于社会人生有着深刻的洞察力。这样的自信,一方面使得孔子更加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以至于达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另一方面也支撑着孔子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对自己的理想追求毫不动摇。

孔子一行的足迹,朝着卫国和宋国的交界处延伸着。他们走到卫宋边境上一个叫仪(今河南兰考县境)的地方,边防官表示想要和孔子见见面。孔子的弟子便引他见了孔子。他见了孔子后,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何必着急没有官位呢?天下黑暗的日子已经很久了,上天必以你们老师的理想来照耀人民。”尽管这地位低下的边防官并非是孔子所要依附的权势者,但是,他的话无疑是进一步增强了孔子对于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自信心。

然而,这种自信心不久就遇到了一次考验。越出卫国国界,孔子他们进入宋国境内。对这里的山水草木,孔子怀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因为这里是他祖先的封地,是他光荣家世的第一页。如果能在这片土地上施展政治抱负,那九泉之下的祖先一定会感到莫大的欣慰,孔子也许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宋国的。经过一路的奔走,孔子一行歇息在一棵大树底下,回想志了在杏坛的银杏树下授徒讲学的情景,于是,他叫弟子们温习以往所学过的礼仪,弟子们演习的兴致很高。正在这时,宋国掌管军事的司马桓魑带领着一帮人赶来,砍倒了大树,还威胁着说要杀孔子。桓魁是个在社会大变动中,地位迅速上升的暴发户。他想死后不朽,为自己造一口石头棺材套,费时3年还未完工。对于这处类似季氏八佾舞于庭的越周礼的行为,孔子曾予以公开的严厉的指责。因此,桓魁伐树之举,既是泄私愤,也是对孔子的警告:想要在宋国实现你的复兴周礼文化传统的政治理想,是行不通的。弟子们看到这一阵势,就对孔子说:“老师,我们赶快逃吧!”孔子却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事业是上天赋予的,桓魁能把我怎么样?!”为了避免落入桓魁的虎口,孔子脱下华衮,换成了一般老百姓的穿着,在夜色的庇护下匆匆行路。他一口气跑到郑国,却与弟子们走散了。他只得站在郑国的东门附近等候自己的弟子。弟子们找不到老师,很着急。子贡逢人便问孔子的下落,有人以半是正半是奚落的口吻告诉他:“东门有个人,长相倒是不凡,两腮像尧帝,脖子像著名的法官臬陶,肩膀像在政治家子产,腰以下又像治不的大禹,不过就是短了三寸。可是,他狼狈得像丧家之犬呐。”子贡顾不得和他多饶舌,就赶到东门,见到了孔子。孔子喜出望外,便问子贡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了贡就把上述的话转告孔子。孔子听了,笑呵呵地说:“一个人的长相是不足为凭的。说我像条没有主人家的狗,倒是一点错,一点不错!”也许是师生失散后重逢的喜悦,使得孔子如此开朗。不过,这确实表现出孔子虽屡遭挫折,旅途困顿,但精神还是相当乐观的。当然,在这乐观中也有着不为权势者所赏识的自嘲和感叹。

为了寻找“主人家”,孔子师徒在郑国会齐后,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陈国。陈国在宋国的南面,国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县)。陈国受到相邻的两大强国吴和楚的欺凌,国君陈泯公十分平庸。他虽然让孔子参加了政府工作,对孔子也相当尊重,但实际上只是把他作为一个博学之士而供养着。他经常向孔子询问的是考古博物这类的事。有一次,天上落下一只被箭射中的小鹰,石制的箭头的来龙去脉。孔子侃侃而言:“这箭是有来历的。九夷百蛮都来进贡,肃慎国就献了这种箭。后来,周一子把一些远方的贡物分赐给同姓的国家,叫他们不要忘掉替周王朝守疆土。我听说这种箭曾分给了陈国。不信,可到保存古物的地方查一查。”一查,果然有。陈泯公对孔子的佩服就更进一层了。但他没有领会孔子话中寄寓了这样的深意:希望陈泯公奋起复兴周代那样的社会制度。

陈泯公不可能想到这些,也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孔子在陈国住了3年,郁郁不得志。但他依旧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而不断地自我鞭策道:“品德不再修养,学问不再讲究,听到应该做的正义之事却不去奔赴,有了错误和缺点却不改正,这些是我最为自己担心的精神。”

如果说这些事情是孔子内在的担忧,那么在陈国燃起的战火则是孔子外在的担忧。公元前489年,吴国大举进攻陈国,楚国助陈国一臂之力,与吴国军队对垒于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面临战乱,孔子带着弟子离开陈国,南上往蔡国逃难。逃难之中,正遇上吴楚交兵,他们被乱兵围住,进退维谷,带的粮食吃完了,遭到了绝粮的困厄。跟从弟子们又饥又累,有的人病倒了。一连7天没有生火做饭,人人都愁苦不堪。惟有孔子泰然处之,照常给弟子们讲课、诵诗、唱歌、弹琴。子路撅着嘴,气冲冲地向老师发问:“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也有穷困到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平静而坚定地说:“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贵在处于穷困的境地却不动摇自己的理想,而没有道德没有学问的人则一遇到穷困就不讲气节了。”

孔子坚信政治理想是一面能鼓舞和凝聚人心的旗帜。在这人心浮动的时刻,孔子高举起这面旗帜,和随行弟子中较有威信的子路、子贡和颜回一起讨论:他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为什么没有被世人所容纳?

他首先征求子路的看法:“古时候有一首诗:‘又不是老虎,又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什么缘由?’是不是我们的政治理想错了?不然,我们何以会像老虎、犀牛那样困在旷野里呢?”子路直率地说:“恐怕是我们的仁德还不够吧?人们才不信任我们;恐怕是我们缺乏明智吧?人们才不信奉我们的理想。”很明显,子路对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否具有善(仁)和真(智)提出了怀疑。这实际上是怀疑要求(善)和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真)上的。孔子对子路的怀疑作了辩驳:“哪能这么说呢?!如果有仁德就会被人信任,为什么仁德的伯夷叔齐地饿死在首阳山?如果有明智的人被信任,为什么明智的比干会被剜心呢?”这是告诉子路:“我的政治理想的正确性是无需怀疑的;然而理想是否能实现,不只是依靠其在理论上的正确性,还在于这理想奋斗的人是否有坚定不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意志。

孔子接着又向子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子贡对孔子的政治理想能否实现也有所怀疑,因而委婉地说:“老师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处不能相容。老师是不是把理想阵低一些?”孔子对此予以教育和开导:“一个好的农夫能努力耕种,但是不一定有很好的收成;一个好的工匠能做出灵巧的东西,但是不一定合乎人家的需要;一个想所有作为的人提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有条有理的公之于众,但是人家不一定就会接受。现在你不坚信自己的理想,而是能否被别人接受,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这是告诉子贡:人们接受某种理想往往是出自地眼前的直接的功利需求,而远大的理想偏偏和这种功利需求是有相当距离的;执著于远大的理想偏偏和这种功利需求是有相当距离的;执著于远大的理想就不能迁就人们功利需求。

孔子对颜回依旧提出了相同的问题。颜回对孔子的思想学是有较深领悟的。他说;“老师的理想很高,因而到处不能为人所容。但是,老师仍然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则奋斗!人家不能容纳,有什么关系呢?这样,才能显示出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的品格;没有正确政治理想,是我们的耻辱;有正确的政治理想,而不被人重视,这是各国当权者的耻辱。不为人所容有什么关系?这才能表现我们为理想而奋斗的崇高人格!”真不愧为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颜回正面表达了老师的心声,得到了孔子十分满意的称赞。

孔子与三位弟子关于理想的讨论,归结起来,就是强调:执著于理想是一个贯彻意志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功利需求的过程,是一个人格培养的过程。这实际上揭示了孔子坚定地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支柱:意志力、非功利和人格。然而,由于他的政治理想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是对立的,因此,信赖这些精神支柱而行的孔子,虽然凸现了执著于理想的可贵品质,但其中也有着一种僵硬独断的色彩。就这后一点是言,子路和子贡对其政治理想的质疑是有正确性一面的,颜回为其政治理想的辩解在一定意义上则有点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味道。

从孔子与三位弟子关于理想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到在严重的“信仰危机”面前,孔子仍是平心静气地说理,而不以强制的态度来压服弟子们。正是这种既启发自觉又尊重自愿的教育,使孔子的道理为弟子们所接受。在这之后,孔子派子贡和楚军进行的交涉获得成功,他们终于脱离了绝境,化险为夷。

这是值得庆幸的。不过,孔子以为更值得庆幸的,是在他最危难这际,能够说服弟子们继续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而追随于自己。因此,孔子在晚年特别思念在这班在陈蔡绝粮时曾跟从在左右的弟子。但是,就在渡过陈蔡绝粮难关之不久,这班弟子中间陆续发生了分化。首先是孔子视作最具政治才干的冉求,应继承季桓子任鲁国执政的季康子的召唤,准备离孔子而归鲁。临别的时候,冉求婉转而明确地对孔子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政治理想,而是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您的理想。”孔子不免有些伤感和生气,说;“假若是能力不够的话,那么将会尽力而不中途停顿,你现在却是力未用完就自己停步了。”这段对话表明:前者跟随老师在波峰浪谷中颠簸了10年之后,依然看不到实现孔子政治理想的彼岸在哪里,因而决然舍弃曾经曾经信仰过的理想,另择他路;后者即使明知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但也决不会在为之奋斗的道路上停步,直至最后无力迈步为止。孔子的其他弟子无人出面替老师挽留冉求,这就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他们的内心与冉求有着或多或少的共鸣。果然,在城求归鲁得到重用后,子贡亦步其后尘,为季康子召用而离开了孔子。这虽然使孔子很失望,但却不能动摇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坚定信念。

当一个人孤独地执著于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不得不迷惘地四下张望:就我一个人独行吗?

自然,孔子是有勇气独行于追求理想之道的。不过,经过陈蔡绝粮的考验,子路从此对老师的政治理想坚信不疑了。以至于后来孔子感慨万分:“如果我的政治理想行不通,就乘木筏飘洋过海,能跟从我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

正是在子路等弟子的扶持下,年逾花甲的孔子到达了楚国的边缘地区负涵(今河南信阳县)。楚国大将沈诸梁驻扎在那里,他曾是叶邑(今河南叶县)的长官,人们亦称他叶公。叶以向孔子请教政治,孔子告诉他:“简单地说,政治就是要让你管辖下的百姓和悦安定,同时让不在你管辖的百姓自愿来投奔你。”这依然是主要以以道德力量治理政事的那套政治理想。叶公想进一步了解孔子,就问子路:“孔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好勇而不善言辞的子路不知如何回答。孔子知道后,便告诉子路:“你为何不这样回答他:孔丘的为人,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发奋得忘记了吃饭,高兴得忘记了忧愁,连自己的衰老都一点儿还没觉察呢。”这一方面展示了孔子在到处碰壁的困境里仍然保持着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乐观精神和朝气蓬勃的风貌;另一方面表达了孔子有希望通过叶公则能在政治舞台上焕发青春。因叶公是楚国有权势的人物,他后来曾代理过楚国的令尹(宰相)。

其实,孔子并没有必要为子路未向叶公举荐自己而惋惜。因为楚国国君楚昭王倒是有意重用孔子的,并准备赐给他七百里的封地。然而,楚国的令尹子西则加以劝阻。其主要的理由之一,即孔子政治上的理想是实现周公的事业,如果推行他的政治理想,那么楚国会遭殃的。楚昭王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这年秋天,楚昭王病逝。当权的令尹子西是不会欢迎孔子到楚国都城去的。孔子只好继续逗留在楚国边境。

有一天,一个名叫接舆的楚国人,疯疯癫癫地从孔子的车子旁边走过,一边走,一边唱道:“凤呵,凤呵,为什么这样倒霉?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还可以挽回。算了,算了,现在当权的都是些败类!”这里隐寓着对孔子历经艰难而始终不渝地执著于于自己理想的敬意,也表示出对孔子自鸣清高又总是想依附于权势者的嘲讽;既有着和孔子同样的不满现实的情绪,也有着与孔子相异的躲避现实的内涵。孔子听到歌声,赶快下车,想与此人交谈一番,然而只见那人已走远了。望着他飘然消逝的身影,孔子沉思良久:敬意和嘲讽,我早已不在乎了;而对现实的不满,恰恰是我积极地以自己的政治理想来匡正现实弊端的出发点。因此,狂人的歌声虽然使孔子的心头砰然而动,但却不能使孔子接受其消极遁世的规劝。

孔子依然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想,我行我素。不过,狂人的规劝使孔子意识到楚国恐怕不具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氛围,因而他决意离开楚国,回头北返卫国。那时,孔子的不少弟子正在卫国做官。他们大多是当年没有跟随孔子离卫而去的人物。这可能曾给孔子留下了不那么愉快的记忆,但这毕竟给孔子创造了从政于卫的有利条件。因此,在孔子在心目中,卫国成了实现其理想的最后一块希望的绿洲。

孔子怀着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最后希望,走在返卫的路上,心绪迷惘。

马车在行进,子路拿着马鞭子赶车。突然,一条宽阔的河流横在了前面。孔子坐在车上,看见附近有两个人正在耕田,他们浑身汗淋淋的,两脚沾满了泥。孔子叫子路向他们打听渡口在何处。其中一名叫长沮,当他从子路口中得知坐在车上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时,便藐视地说道:“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呵!”另一个名叫溺,则教训子路:“在如今的世道,礼崩乐坏犹如滔滔的洪水到处泛滥,谁能改变过来呢?你与其跟着躲避恶劣的统治者的人跑,还不如跟着我们全然不问世事的人呢!”他们继续不停地翻土盖种,不再说话了。前者是讥讽孔子明知人生的渡口在哪里,却执迷不悟,以至于找不到出路;后者是向子路指点迷津,即世道已坏得无法改变,想找到较好的统治者以实现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因而最好的归宿是做个避世之士。

子路将这两个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激动而又心酸地说道;“人活在世上,难道能和山林里的鸟兽同群吗?!我不和人类生活在一起,将和谁生活在一起呢?!如果天下已经合乎我的政治理想了,我还用得着到处乱跑吗?!”一连串强有力的反问,表达了孔子对自己的政治理想是何等的执著,也表达了孔子对于这种执著不为世人理解是何等的悲哀。

路途漫漫。有一天,子路落在后面掉了队。他遇见一个柱着拐杖背着竹筐的老人,便问道:“您看见我的教师吗?”老人以不屑一顾的神态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老师不老师!”他放下拐杖,拔起草来了。子路赶上孔子后,把这件事告诉老师。孔子说:“这是位隐士。”让子路返回去再看看他,但老人已经走开了。子路找到他的两个儿子,向他们转告了孔子的话:“不出仕是不应当的。既然知道父子间的伦理关系是不可废弃的,便不应当洁身自好而废弃了君臣间这一最重要的伦理关系。君子出仕,是为了履行君臣间的伦理关系,完全是应当的。至于我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我是知道的。”这里充分表达了孔子执著和迷惘相交融的内心世界:尽管我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但要模范地践履君臣之义,这是执著;明知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那么这样的理想岂不成了梦想,而梦想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是迷惘。

可以说,由于遭到这些隐士接二连三的思想冲击,还未走到卫国,孔子原先怀抱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最后希望已破灭了。但是,他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还是到了卫国。这时是公元前489年,孔子已63岁了。

那时卫国的国君卫出公有意请孔子担任重要职务。于是子路问孔子:“这次卫国国君请您治理国事,您将首先做些什么呢?”孔子毫不犹豫地说:“那一定是正名吧!”也就是要用周礼的规定的等级名分来纠正一切不合乎周礼的现实事物。子路听了,心直口快地说:“真是太迂腐了,老师!”这并非是子路不再忠实老师的政治理想,而是孔子实在太脱离实际了,因为卫出公当时借执行其祖父卫灵公的遗旨之名,拒绝让其父亲回国任国君,如果要正名分的话,那么,首先就要叫卫出公让位于其父,而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绝不可能的。所以,子路的批评是一点也不冤枉孔子的。然而,孔子却指责子路太粗野,并向他大谈了一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道理,认为不从正名入手,周代那样的政治秩序就无法重建,周代的礼乐文化传统就不能复兴。其实,孔子并没有迂腐到以为卫出公会接受这种针对他本人的正名主张。他之所以提出正名,只是想强烈地表明:即使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毫无实现的可能,依旧坚定地为之奋斗。这样执著于自己的理想,诚然难能可贵,但其理想的本身在这时已没有任何意义了,这时的执著除了闪烁出某种人格上的光彩之外,毫无其他价值可言。然而,孔子这时所企求的,正是这种人格上的光彩。

因此,虽然孔子的政治理想在卫国再次碰壁,但是其执著于自己的理想而随波逐流的人格形象则矗立在人们的面前。

孔子在卫国住了5年。68岁的孔子回首14年来遑遑栖栖的奔波,深知自己的政治理想在现实社会中是找不到出路了。既然如此,与其客居异乡,还不如归返鲁国继续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但是,鲁国会不会欢迎这样一位落魄的老人呢?

鲁国向迷惘中的孔子伸出了欢迎的双手。曾离孔子而去的冉求、子贡及另一弟子有若,在鲁国显示了他们出众的外交和军事才干。于是,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派出三位代表,带了重礼,迎接孔子回国。

这时是公元前484年。孔子满怀着对故乡的思念回国了。此时的孔子在故乡民众的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鲁国城门的守门者对子路说:孔子不就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可见,在一般鲁国人的眼里,孔子既是在人格上执著于自己的理想的人,又是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的人。

经历了十数年执著而又迷惘的列国之行后,孔子走向生命的最后岁月。这是凄凉与辉煌并存的岁月。

5、凄凉与辉煌

人生的晚年,总是充满着回忆。

年近70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鲁国。故乡的土地犹如母亲的怀抱,永远是温暖和甜蜜的。这对于饱受漂泊生涯之苦的孔子来说更是如此,何况季康子尊其为“国老”,提供给他优厚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孔子的晚年并未产生找到归宿的安宁和踏实。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秉性,使得他与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格格不入,被时代所抛弃的凄凉感时时袭上心头。同时,他与时代越是隔膜,就越是怀恋正在消逝的周礼文化传统,于是他决心重操旧业,专志于文化教育事业。

孔子说:“我到了70岁,便随心所欲,然而却不会越出社会规范。”就内心世界而言,这表达了孔子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外在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孔子同不断破坏着旧有社会规范的时代潮流的冲突,依然继续着。

这种冲突在他和季康子之间频频发生。据《论语》记载,孔子直接对季康子的十四则谈话,或指责、或讽刺、或攻击、或教训,其内容无一不是针对季康子冲破原有的传统的社会规范而言的。例如,季康子准备实行一种具有更鲜明的封建性质的新税制,冉求代表季康子去询问孔子的看法。这显然是对这位“国老”的政治态度的试探。孔子声称“我对此毫无见识”,拒绝公开回答,私下里则地冉求说:“君子做事,要以周礼为准则。倘若不是如此,即使采用了新的田赋制度,也不能得到满足。季氏如果安照周公之典去做,用不着来问我。如果不按规矩去做,又何必问我呢?”既然孔子依旧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以复兴周礼为使命的政治理想,那么,不愿墨守周礼的季康子自然就不可能重用孔子。

回归故乡热土的孔子,在政治上受到的是冷遇。好在这时的孔子不仅不像先前那样急切地渴望获得官位,而且已经断绝了这种念头。因此,孔子对于于自己理想的执著在这时倒是较多地摆脱了对权势者的依附生,而显示出淡泊明志的心境:“吃粗粮、喝清水、枕着胳膊睡一觉,这就有很大的乐趣。做不合乎规范的事而获得的富贵,在我看来如浮云一般。”不过,孔子能视宝贵如浮云,但却不能忘怀国家大事。冉求有一天退朝向回来,孔子关怀地问:“为什么今天回得这样晚呢?”冉求简单地随口而应“有政务”,就懒得再哆嗦了。孔子见他不肯详细地告诉自己有关的政务,就颇为不满地说:“我虽然不不担任具体的职务,但还是有资格了解重大政务的。”淡泊中的孔子终究按捺不住积极经世的热忱,显露出原来的本色。冉求冷淡的态度是在提醒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①不是你自己说的吗?难道你忘了吗?冉求是在明确表示不再信仰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后,返鲁出仕的。尽管他曾动员季康子迎接孔子回国,但是他政治理想和孔子的政治理想已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

站在季康了这一边的冉求,和孔子的关系终于破裂了。他协助季康子,不顾孔子的反对,施行了新的田赋制度。孔子气急败坏地对身边的学生们说:“冉求不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攻击他!”这不仅仅是孔子和冉求一个学生之间的破裂,而且是了和一批顺应时代潮流的学生们的冲突。

与季康子以及自己的一些弟子们的冲突,使得孔子回到鲁国后的晚年生活,从一开始就露出了凄凉的景象。季康子的冷遇,虽然对于已淡泊功名富贵的孔子来说,这并不会引起很大的痛苦;但是对于数十年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的孔子来说,这不能不使他产生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孤独感。与一些弟子的关系破裂,不仅使孔子有着陪伴者日少的外在的孤独,而且使孔子有着精神上无人理解的内在的孤独。他向子贡叹息道:“世界上没有人理解我呀!”

这种孤独的凄凉,又和由家庭生活中的不幸带来的悲哀联系在一起。就在孔子归鲁前的一年,他的妻子去世了。待到他归鲁时,其同父异母的跛脚哥哥也不在人间了。迎接他的亲人惟有独生子孔鲤及其儿子孔伋。儿孙的温情,无疑给了孔子莫大的欣慰。然而,就在孔子回到鲁国后的一年,50岁的孔鲤竟然也随他的母亲而去了。老年丧子,伤心至极。孔子身边只剩下一个孙子孔伋了。柱杖躬腰,须发斑白,蹒跚而行,晚景更添悲凉。

使这孤独的凄凉为更加浓重的悲哀氛围所笼罩的,是颜回和子路的死。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他勤奋好学,谦虚聪明,忠实于老师的理想和学说,追随老师吃尽了种种苦苦头,但依然保持着精神上的乐观。孔子曾由衷地称赞他:“颜回太好了!吃的是粗饭,喝的是清水,住在又窄又小的巷子里,要是别人就愁死了,但是颜回不是照常快乐。颜回太好了!”然而颜回体弱多病,在40岁的时候去世了。已有71高龄的孔子听到这个消息,悲恸莫名,老泪纵横,连连呼喊:“老天要了我的命了,老天要了我的命了!”孔子哭得是如此哀痛,以致他的弟子不得不劝其节哀。孔子说:“这个人死了再不哀痛,我还哀痛谁呢?!”令孔子哀痛的事接连而来。就在颜回早逝的第二年,孔子最亲密的弟子子路遇害了。子路在卫国的内乱中,英勇搏杀,受了重伤,帽缨也被对方击断了。他遵循老师格守周礼的教诲,说:“好汉临死的时候,帽子还是要戴正的。”他把帽缨结好后,从容死去,身体被剁成了肉酱。得知凶信,孔子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叫人赶快把屋子里吃的酱盖起来,以免看了心里更加难受。

不过,孔子生命的最后岁月,不只是凄凉,还有着辉煌。这最后的辉煌是在文化教育事业中放射出来的。当孔子最初踏上社会舞台时,就进退于热心政治和从事文化教育之间;当他走向生命的归宿的时候,再次作了这样的进退。在现实无情地宣告了他的政治理想的失败之后,他退入书斋把自己的政治理想灌注于文化教育工作,创造出了辉煌的业绩。这真是失败造就了辉煌。

孔子从30岁左右从事教育,即使在奔走于列国的十多年里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因此,据说孔子在几十年间共有弟子三千,特别优秀的就有72人。这个数字恐怕有些夸大,但孔子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则是真实的。孔子归鲁不久,把荒芜已久的杏坛整修得焕然一新。不过,晚年的孔子并非是简单地重操教育旧业,而是注重总结自己几十年的教育实践,第一个提出了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这正是他晚年的教育活动的辉煌之所在。

关于教育对象,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主张,将教育普及到平民中去,认为人人都应受教育,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人在知识和道德上的重大差异,是后天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结果。这就为“有教无类”提供了理论依据:人人都可以亦都应当通过教育革新自我。

关于教育目的,孔子提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治世之士的主张。他把培养人的品德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认为教育就是要使人对孝、悌、忠、信、勤;义、勇、敬、诚、恕;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等一系列的道德概念有明确的认识,从而付之于行为,成为道德情操高尚的“志士仁人”。同时,具备多种才能;这样的德才兼备的人应当成为各级官僚,“学而优则仁” 。通过教育来培养德才兼备的治世之士,开创了把教育和选拔官僚相结合的传统。以后的科举制就是这一传统的强化和定型。

关于教学方法,孔子作了卓有成效的总结。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教学方法主要有:学、思、行结合;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孔子认为学习是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只是占有知识材料,而不深入思考分析,则将毫无收获;而整天苦思冥想,不去占有知识材料,那就会陷入瞎猜的境地”。因此,学和思缺一不可。学到的知识要服务于实践,孔子十分注重“躬行”。学而思而行,这是学习的过程,也是教学的过程。孔子说:“教育学生,应在他深入思考后,有所体会,但仍不得要领时,再去开导他;在他想说出自己意见又说不出来时,再去启发他;如果给他指明东方,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余的西、南、北三方,那就不必于强行灌注下去了。”这就是启发式的最早表述和由来。孔子注意根据学生不同的志趣、智力,施以不同的教育,培养出各有特长的人才。他曾举例道:“德行好的有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能办理政事的有冉求、子路;口才出众的有宰我、子贡;擅长历史和写作的有子游、子夏。

关于教师的基本要求,孔子也作了规定。他指出教师的义务和职责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说,作为教师应当永不自满地学习,永不疲倦地教诲学生。他还指出教师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传递和发展文化知识体系,“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他强调老师在行为规范方面应当对学生起到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 。他认为教师和学生之间,是教学相长,学生最终超过老师的过程。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③

已是风烛残年的孔子,以自己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树立起中国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辉煌形象。然而,如同辉煌的太阳犹有黑子一样,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也有缺陷。例如,他讲“有教无类”,却把妇女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认为妇女是难以教养的,因而在其门下没有一个女弟子。再如,他虽然要求培养博学多艺之士,但鄙视生产技术。樊迟向孔子询问种庄稼和种菜的事,被孔子斥为没出息。从《论语》上看,孔子对学生的教学内容,偏重于伦理道德和人文知识,很少有反映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知识。这些缺陷对于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教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孔子晚年的辉煌,还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如前所述,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和承传古代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因此,由于理想被现实撞得粉碎而陷入孤独凄凉的孔子,就愈发将理想的憧憬寄托于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传统。如果说,他晚年专心于教育是为这样的文化传统培养主体承担者,那么,他晚年致力于文献整理则是为这样的文化传统建构物质承担者。所以,孔子对于《春秋》、《诗》、《书》、《礼》、《乐》、《易》等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编撰,是其执著于理想的最后的生命之光所迸发出来的一片辉煌。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现存的最早记述这辉煌的史书就是孔子编修的《春秋》。这部《春秋》是孔子呕心沥血之作。它倾注着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返归鲁国后,忧心忡忡地长叹道:“我的政治理想行不通了,我拿什么留给后世呢?”思虑再三,决定通过编修《春秋》。他把《春秋》视作其第二生命:“后代人理解我孔丘的理想的,将因为这部《春秋》;后代人指责我孔丘的理想的,也将因为这部《春秋》。”在周代,每个诸侯国的历史分别写在特制的竹筒上。这种史书在晋国叫做《乘》,楚国叫做《梼杌》,鲁国叫做《春秋》。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动荡,政治混乱,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历史文献大量散失。孔子将这些历史文献搜集起来,写成了《春秋》。它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记载了242年的历史,它以鲁国历史主主线,记载了鲁国12个国君的兴衰,以尊重周王室作主导思想,兼顾追溯商朝朝事迹,贯通三代史迹。在记载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孔子以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依据,作了某些褒贬。例如:

称霸一时的晋文公曾逼令周天子去河阳,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孔子认为如果照实写出,便损害了周天子的统治权威,破坏了天子和诸侯间的等级秩序,因而就写成“天王狩于河阳”,说周天子到晋国的河阳巡视狩猎。

春秋时的很多诸侯改变了原先周天子所封的爵号,纷纷称“王”称“公”。孔子对此一概予以拒绝承认,依然墨守周天子最初对他们的封爵称号,以表示对这些诸侯的责难。

这种褒贬的笔法就是所谓《春秋》的名分大义。这固然说明对于理想的执著是支撑年迈力衰的孔子完成这部著作的动力,但是,这无疑造成了其中不尽是客观事实的缺陷。

不过,孔子编著《春秋》的功绩是不朽的,它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献。直至今天,《春秋》仍是我们了解两千多年前历史状况的重要典籍之一。它记载的很多事件和活动是可靠的,尤其是关于天象的记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它记录的37次日食记录,有35次记载是准确的,在当时世界上属于最完整的天文史上最古老的文字资料。它确定了编年体史学著作的基本体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它开创了史学研究中略古详今的风气,其记述的重点是刚刚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正在变化的社会现象。

孔子编写《春秋》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在其他方面的文字工作上,常常听取别人的意见。惟独编写《春秋》,则完全按照自己的见解下笔,连擅长文字的弟子子游、子夏也不能改动一个字。

在历史学方面,孔子还编写了《尚书》亦称《书》、《书经》。这是虞、夏、商、周四代历史文献的选集。它的史料价值在《春秋》之上。在甲骨文被发现和钟鼎彝器铭文的史料价值被认识以前,《尚书》是研究上古历史的头等重要史料。不过,孔子当年编造《尚书》的根本着眼点,不在于保存史料,而在于表彰周公以及由其奠定基础的周代典章制度。因此,《尚书》最为注重的是西周初年推行礼治的政治史文献。

孔子在晚年埋头于历史领域,不只是留意逝去了的辉煌,更是继续着自己辉煌的梦想。他以前常常在梦中见到最敬服的周公,但此时却已很少有这样的梦了,因而遗憾又惆怅地说:“我衰老得多么厉害,我长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梦是幻想,也是希望。孔子正是通过对以往历史的回顾,和周公作精神世界里的交流,圆着自己做周公第二和重建周代那样理想社会的辉煌之梦。这样,处于凄凉和孤独境地的孔子的内心就燃烧起梦幻般的辉煌。

如果说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和《尚书》是属于记叙事实的;那么,他所整理的《诗》、《乐》、《礼》则是属于表达情愿的。《礼》即《礼仪》,亦称《礼经》,是讲周代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典礼节仪。它要求人们通过合适的行为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情感。显然,孔子整理《礼仪》的意图,是试图把人们的行为举止都纳入周代的传统规范之中。这种和其保守的政治理想相联系的。但其中蕴含着合理因素,即以文明的方式表达情感。这一合理因素的发展和弘扬,便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礼仪传统。

用礼仪来表达情感,这就使人的行为取得美化的艺术形式,因而孔子在教育中是礼乐并举,在古典文献的整理中亦是《礼》、《乐》并重。乐在中国古代是与诗紧密相联的,越是远古,越是如此。在孔子的时候,诗即奏乐时所配的歌词。因此,孔子是将整理当时流行的音乐和诗歌放在一起进行的。他曾自负地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后,才把诗歌的乐谱纳入正轨,才把错乱的歌词安排就绪。”正是靠了孔子的整理,才形成了两份辉煌的文化遗产:现在还存在着的《诗经》和现已不存在的《乐经》。

《乐经》即《乐》,虽然已不复存在,但是,从孔子关于音乐的见解中,或许可以看到这份辉煌遗产的某些片断。孔子对于音乐是很内行的。他会弹琴、击磬、善于唱歌。他善于用音乐语言来发泄胸中的忧愤,如前所述的在卫击磬就是一例。他也擅长用音乐语言来表达不便明说的话。例如,孺悲想会晤孔子,孔子托辞有病,用弹瑟唱歌命名孺悲懂得他拒见的道理。孔子对乐理亦是很精通,甚至能指点鲁国首席音乐长官道:“乐理是不难知道的,一开始是激越醒耳,接下去是纯然和谐,再接下去是清晰明朗,最后是余音袅袅不绝,这就完成了一曲的演奏。”他说得这样具体,使我们在两千多年之后,仿佛还能听到古乐的演奏。孔子对音乐的评价是以尽善尽美为标准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认为音乐既要有合乎道德的内容(善),又要有完美的形式(美)。这里注意到了艺术理想与道德评价之间的联系,包含着美善相统一的合理因素。不过,孔子有一点片面强调音乐艺术以道德为前提的倾向:“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德就谈不上音乐艺术。因此,孔子往往从自身的道德观念出发评价音乐艺术,认为传统的雅是值得赞赏的,冲破传统的框框的流行音乐则应予以排斥。这突出表现他在齐国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和讨厌以代表的流行音乐,“恶郑声之乱雅乐也” 。

如果说我们只能从孔子的言谈中窥见其整理《乐经》的大概;那么,我们依据现在的《诗经》则能比较确切地知道其整理《诗经》的主旨。

《诗经》即《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汇合了大约从西周到春秋这500年间各国不同风格的民歌。可见,孔子在整理过程中几乎是搜集和触及了当时流行的全部诗歌。这一工作的浩大和繁复,是不言而喻的。孔子整理这些诗歌的主旨也是明确的,即注重诗歌的抒写怀抱的作用。

孔子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学习《诗》呢?《诗》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借鉴,教导人如何融洽地相处,教导人如何讽刺现实社会;近呢,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事奉父母,远呢,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事服国君;此外,还可以多识些鸟兽草木的名称。”这段话孕育着儒家后来“诗言志”的萌芽。孔子整理《诗经》是偏重于抒写怀抱的,即抒发对现实的美刺。因此,他强调其所选编的诗歌所包含的政治意向和道德内容,要求人们去领悟诗歌中的政治意向和道德内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说:“《诗》三百余篇,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使人们的思想归于正道。”

就其选编《诗经》的本意而言,这一概括是不错的。然而就其中每首诗的本意而言,这一概括就不一定是正确的了。因为《诗经》中有许多诗是偏重于吟咏情性即描写爱情和其他各种情愿的。例如《诗经》中的第一首诗歌《关睢》就是奔放的爱情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诗歌描写一个青年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一直相思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最后终于结合在一起。孔子将这首诗选编于《诗经》,是因为他觉得:“《关睢》是快乐而不淫荡,悲哀而不颓丧。”这一方面说明孔子对于男女爱情是开放的,不像后来的正统儒学家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把描写爱情的诗斥之为淫诗;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子强调要把这首爱情诗看作是深藏着赞美行为适度而不过分的道德内容的。这后一方面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是以诗歌抒写怀抱的作用吞并了其吟咏情性的作用。这一吞并固然突出了诗歌同现实政治的关系经及才华的社会功能,但也会导致另一偏向——诗歌成了政治口号的标签和枯燥的道德说教。以后宋明理学家的“文以载道”就把这一偏向发展到了极端。于是,政治教条代替了生动的艺术形象,诗歌成了干巴巴的道德戒律。

虽然,《诗经》的辉煌不在于孔子赋予其的政治含义和道德内容,而在于以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展示了两千多年前的社会风貌、民俗人情以至青年男女爱怨的情感世界,从而使人获得美的享受。《诗经》的辉煌还在于它向整个世界宣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在两千多年前就写下了那么多绚丽多彩的诗篇。孔子整理这部辉煌著作的业绩同样是辉煌的。

如果说《礼》、《乐》、《诗》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情感领域里的辉煌起点,那么《易》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领域里的辉煌源头。《易》即《易经》和《周易》的简称。《易》是西周初年流行起来的占卜之书。它的六十四卦由八卦重叠组合而成,而八卦又由阴阳两个符号排列组合而成。它用具有对立性质的阴阳原理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这就在巫术迷信中显露出了以理念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的萌芽。因而《易》成了传统的理论思维的开端。这个开端明显地具有辩证思维的倾向。晚年的孔子喜好读《易》,由于不停地翻阅,用以把竹简《易》串起来的牛皮绳也被磨断了。他说:“要是给我几年时间,我对于《易》的认识就会更加深刻了。”孔子正是抱着更加深刻地认识《易》的哲理的目的,对《易》进行整理的。因此,他尽可能摆脱《易》的巫术色彩。例如,他引《易·恒卦》上“不恒其德,或承其羞”这两句话之后,接着说:“这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事应持这以恒。”经过孔子的整理,《易》的理论思维萌芽得到了生长,再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善于辩证思维方式的传统。这一传统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大放异彩,就是在近现代的西方,一些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也惊叹其智慧的光芒是何等的辉煌。

孔子所整理的《春秋》、《书》、《诗》、《礼》、《乐》、《易》在中国文化史上树立了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孔子的名字就镌刻在这辉煌的里程碑上。然而,辉煌的里程碑掩饰不住孔子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凄凉。

公元前479年,是孔子生命的最后一年。

此时的孔子,在政治舞台上已成了多余的人。两年前,齐国执政大夫陈恒杀了齐国国君。这同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斋戒沐浴,如临大典地去见鲁国国君鲁哀公,请他出兵讨伐陈恒。鲁哀公让他去见执政的三桓,三桓与陈恒的政治立场是差不多的,当然不会过问这种事。孔子碰了钉子。这意味着孔子在政治舞台上已是无人理会的角色了。虽然无人理会,但孔子并不以为自己是多此一举。他说:“天冷了,才晓得松柏树是最后凋谢的。”孔子的坚守晚节是以彻底终止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的。这不能不给他的内心带来很大的痛楚。

此时的孔子,在生活上中有极少的几个弟子有时来陪伴他一会儿。两三年来,儿子和弟子颜回、子路的相继死亡,给孔子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这一伤痕随着日甚一日的孤独和寂寞,就越来越深地刺痛着孔子的心。

此时的孔子,已经听到了死神正在逼近的脚步声。两年来,种种的不祥之兆,使孔子相信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两年前的春天,有人在鲁国西郊猎获一头野兽,孔子见到后说,这是“麟”。麟是传说中的仁兽,它被人捕获而死,不是好兆头。于是,孔子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叹息道:“我的人生道路到此为止了。”他编的《春秋》于此年首记“西狩获麟”,就停笔不写下去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获麟绝笔”。以获麟为将死的预兆,自然是不足取的。但是“获麟绝笔”意味着孔子学术生命的终结。

政治上的彻底失意、生活上的极度孤寂和对死亡来临的预感,组成了孔子生命最后一年的凄凉背景。

这最后的一年终于来临了。春天,万物苏醒。然而,久病的孔子寂寞地躲在床上。春天毕竟是充满着生命力的季节,突然有力量支撑起病体,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到门前站立着,像是在等待什么。子贡来到这里,孔子对他说:“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呢?”子贡想要扶他进去,他却唱起了这样的歌:

高高的泰山啊,快要崩颓!

直直的梁柱啊,快要折断,

炯炯的哲人啊,快要枯萎!

这是孔子最后的歌声。歌声中有着自信和自尊,也有着哀怨和失望。歌罢,子贡扶孔子进了屋。孔子一边流泪一边向子贡诉说道:“天下正常的传统秩序和制度已经破坏很久了,谁也不相信我的政治理想了。夏代人的棺木停放在东边台阶上,周代人的棺木停放在西边台阶上,殷代人的棺木停放在厅堂两柱子之间;昨天夜里我梦见自己坐在两柱这间,受人祭奠。我的祖先是殷人呵,我大概快要死了!”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孔子没有忘怀他的理想和祖先,深深为自己没有实现理想和愧对祖先而遗憾。

从这天起,孔子再也没有起过床。7天之后,他在一些弟子的呜咽声中悄然离开了人间。这一天是夏历二月十一日。

孔子的遗体被安葬在曲阜城北约一里路的泗水旁边,就是现在被称为“孔林”的地方。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孔子墓是经过后人修建的。它状似马背,高高耸立。但由于墓广坡缓,加之前设护栏,给人以峻而不险、威而不武的印象。凝神注视着孔子墓,犹如看到一位宽厚慈祥而深患忧虑的老者,正风尘仆仆地向我们走来……

孔子是在凄凉的境遇中死去的。但是,凄凉之后就是辉煌。孔子死后,其地位步步上升,走向了辉煌的顶点——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给他带来这一辉煌的,主要是其开创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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