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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误读《论语》了  

2016-11-02 21:32:04|  分类: 先秦专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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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误读《论语》了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我早年是做荀子的,来清华之后做出土简帛和《周易》比较多。近年来我对《论语》比较重视,对儒学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当年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都是批林批孔的时候开始读《论语》,一开始接受的就是负面的东西,对儒学没有多少好感。后来书读得多了,慢慢地对儒学有了感情,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当初切入的时候是批判,不是接受和继承。

我原来觉得《论语》通俗易懂,研究的人也多,不容易讲出新东西来,所以一直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因为给学生开《论语》课,一投入,一深究,发现问题其实还很多,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以为大家的释读没问题。

比如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大家通常都认为这是宣传愚民思想,所以对孔子有很多的批判。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读了郭店简就有了不同的看法。郭店简《尊德义》篇对这句话有解释,认为“民可使导之,不可使知之。民可导也,而不可强也”。我原来不太理解,为什么郭店简要用强迫的“强”来解释“知”?后来想起荀子的《劝学》篇才明白。“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一名句,到《大戴礼记·劝学》篇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就写作“锲而舍之,朽木不知”。原来“知”和“折”是可以通用的。《中庸》引《诗》:“既明且哲。”陆德明《释文》曰:“哲,徐本作知。”《尚书·吕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释文》曰:“折,马云:智也。”这说明从“知”之字和从“折”之字也是可以通用。哲学之“哲”,也可称之为“智”,哲学也可谓之智慧之学。为什么?因为“哲”字从“折”,“智”字从“知”,“知”通“折”,自然“哲”与“智”也可通用。在《论语·泰伯》此章中,有两个假借字:一是“由”,郭店简《尊德义》作引导的“导”,可知当读作启迪的“迪”,这是我的学生李锐指出来的。第二是“知”,它的本字就是“折”,折服的“折”。为什么“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本字,道理很简单。孔子是个教书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可知教的学生不少。如果按照一般的理解,说民“不可使知之”,那孔子的教学就无从谈起了。因为民“不可使知之”,孔子再怎么“诲人不倦”也没有用。我们只要肯定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是“有教无类”的,就势必不能接受孔子有民“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把这段话读懂了,就知道孔子这句话非但不是愚民思想,而是非常强烈的民本思想,即老百姓只能去引导(迪),不能以暴力去强迫、去压服(折)。为什么?因为孔子知道“匹夫不可以夺志”。

《论语·子路》篇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关于父子互隐的问题,这些年来争议非常之大。刘清平、邓晓芒他们因此批评孔子以亲情为上,置国法于不顾,导致司法腐败。郭齐勇等学者维护孔子,认为儒家讲父子互隐情有可原,他用西方的司法制度解释中国的这个问题,说这就是直系亲属拒绝作证,让亲人从证人席上走开的精神。上课时,有学生告诉我,说《浙江学刊》上有王弘治的文章,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中的“隐”不是隐瞒的意思,这个“隐”原来是木字旁的那个“檃”。“檃”原本是一种可以使曲木变直的工具,作为动词,则有纠正的意思。所以,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是说父亲包庇儿子的错误、儿子包庇父亲的错误,而是说父亲要能纠正做儿子的错误,儿子也要能纠正父亲的错误。我非常赞赏这一解释,著文做了补充证明。《荀子》和《孝经》都有“诤子”的记载,孔子说:“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这跟“父为子隐(矫正),子为父隐(矫正)”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儿子能够纠正父亲的错误,父亲就能够少犯错误。如果相互包庇,问题就会越搞越大。父亲替儿子隐瞒错误、儿子替父亲隐瞒错误,这怎么能够叫做“直”呢?在孔子的学说中,家国是同构的,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了的家。孔子为什么重视孝道?因为在家不孝,为国就不能尽忠。只有家之孝子,才能成为国之忠臣。所以孔子强调孝道,其实是为治国服务的。古人说“室不扫,何以扫天下”,也是基于家国同构这一精神。《大学》所谓修齐治平,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父子之间可以互相包庇,隐瞒错误;到社会上,还能坚持公平正义,还能“天下为公”吗?显然,孔子是不会同意的。“修道是谓教”,在社会上是如此,在家里也当是如此。基于这些了解,把“父子互隐(隐瞒)”读为“父子互檃(矫正)”,显然更合乎孔子的思想。至于基于误读而攻击孔子搞“司法腐败”,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季氏》篇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大家把“畏”解释为畏惧。这是讲不过去的。实际上,“畏”是“敬”的意思,《广雅·释训》:“畏,敬也。”不是说君子害怕圣人之言,而是君子敬重圣人之言,敬重天命。孔子讲“后生可畏”,也不是说害怕后生,而是因为后生表现突出,所以他敬重他们、看重他们。

还有,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也”,我们以前都把这句话理解为早上我知道了真理,晚上就死都无所谓了。这种理解也是不对的。孔子不是以求“知”为第一要务的人,相对于“道问学”来,孔子更重视“尊德性”。孔子周游列国,不是去求道的,孔子对道是什么心里很清楚,他是去推广他的道,要君主们接受他的道。因此,这里的“闻”,决不能训为“知”,而应训为“达”。“闻”有“达”之训,最熟悉的就是诸葛亮的《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里“闻达”并举,“闻”跟“达”就是同义词。《论语·颜渊》篇里面孔子跟子张也有过讨论,子张认为“闻”跟“达”是一个意思,但孔子认为“闻”跟“达”不同。孔子这种讲法在当时有特别的用意,是临时措意,而非一般义。在一般的语境中,“闻”跟“达”是同义词,所以子张以“闻”释“达”。“朝闻道,夕死可也”即“朝达道,夕死可也”。孔子不是说早晨知道真理就可以死了,而是说达到、实现了理想,晚上就可以死了。如果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是“朝知道,夕死可也”,那孔子在周游列国前早就死了。孔子周游列国不是为了求“道”、知“道”,而是为了达“道”,为了推行他的治国之道,实现他的治国理想。

    这些例子在《论语》里面是有普遍意义的。很多人以为《论语》好讲,实际上并非如此。要理解孔子的真精神,就要读懂《论语》。要读懂《论语》,就要解决《论语》的误读问题。这几年我已经就《论语》的误读问题写了十多篇文章,以后准备再写一些,到一定时候出一个论文集。力争还原真相,将《论语》一些事关孔子思想原则的重大问题的误读解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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