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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孔子为什么“喟然”长叹  

2016-11-04 16:34:44|  分类: 先秦专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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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喟然”长叹

徐昌才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如实的记录了2500多年前孔子师徒五人谈论理想、志趣的事情。最后一个发言的学生曾皙用朴素晓畅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了他的理想蓝图:“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当即评说,文章写道:“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赞许曾点的宁静淡泊、逍遥自在的生活志向呢?又为什么“喟然叹曰”?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教学参考书(人教社)和许多资料都认为,这种认同评价反映了孔子怀才不遇,壮志未酬而夫意绝望,隐退田园的心理。因为,孔了曾经带领学生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思想学说,希望当政者重用他并采纳他的政治主张,但是屡遭拒绝,孔子碰了一鼻子灰,免不了心灰意冷,产生一些消极隐退的想法。他曾跟颜渊说过一句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思是如果有人任用我们,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那就竭尽全力做一翻事业;如果没有人任用我们,那就退身自隐,与世无争。因此,他单单赞赏曾皙的话。这种理解知人论“事”,合情合理,但失之肤浅,也割裂了文章的整体联系,我不敢苟同。我觉得,要联系全文特别是要联系四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及其相互联系,还有孔了对不同学生的理想的评价来理解。试作如下分析。

    首先,《侍坐》章虽然属于语录体散文,但四个学生畅言理想抱负的文字并非各自独立,互不关涉,它们应该是排列有序、层进相衔的,传统的分析往往把孔子的四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割裂开来,独自理解。其实,这四层内容,无论从学生发言顺序的安排来看,还是从发言内容高低深浅来看,都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从学生发言的顺序来看是从大到小,据考证,当时孔子约60岁,子路约51岁,和孔子是同龄人,曾皙约39岁,冉有约31岁,公西华大约18岁,曾皙因为鼓瑟,所以别的同学先发言,整个发言的顺序是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文章开头第一句叙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完全按照学生年龄辈份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有意思的是,这种发言顺序不知是孔子随意点将的结果还是《论语》编纂者的有意安排。从四个学生发言的内容来看,四个层次之间是一种层进相接,有机统一的关系。子路第一个发言,治国安邦,强调抵御侵略,平定战乱,消除饥荒,稳定局势,侧重于以勇强国;冉有第二个发言,强调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侧重于以粮富国;公西华第三个发言,强调祭祀祖先,胸怀虔诚,或是诸侯会盟,朝见天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循规蹈矩,而不肆意妄为,侧重以礼治国;曾皙最后一个发言,而且是在聆听了前面三个同学的理想之后别具情趣的发言,他强调社会清明,风俗纯美,逍遥自在的生活,这种理想侧重于以美治国。四种理想中前三种均是从政治国,从抵抗外敌入侵说到发展国内生产再到推行礼乐教化,后一种理想的实现均以前一种理想的实现为基础,是前一种理想发展的必然结果。第四种理想则是前三种政治理想的综合和发展,只不过曾皙描述得比较含蓄而已。四个学生依次谈理想分别构成四个层次,层次之间呈现出一种逐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整体感。清代学者张履祥在评点《侍坐》章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四子侍坐,固各言其志,然于治道亦有次第。祸乱戡定,而后可施政教,初时师旅馑,子路之使有勇知方,所以戡定祸乱也。乱之既定,则宜阜俗,冉有之足民,所以阜俗也。俗之既阜,则宜继以教化,子华之宗庙会同,所以化民成俗也。化行俗美,民生和乐,熙熙然游于唐虞三代之世矣,曾皙之春风沂水,有其象矣,夫子志夫三代之矣,能不喟然长叹?!”(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272页,安徽教育出版)。这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章四层言志内容的整体联系。

    其次,既然前面四个学生依次言志的四层内容构成了一个整体,我们就不能把孔子总结性的感叹“吾与点也”单独剥离出来,而应联系四层内容及其整体关系来理解孔子的“喟然”长叹和“吾与点也”。我认为,孔子这一番声情并茂的点评决不仅仅是对曾皙一个人的理想志趣的评价,而应是对四个学生的理想志趣的总体评价,并且是在比较了四个学生的理想志趣之后所作的终结性评价。这种评价既有对前面三个发言的学生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埂想的认同和赞扬,又有对最后一个发言的曾皙的欣赏和赞叹,同时还有对四个理想抱负各不相同的学生的实力和才能的坚信和肯定。(这从文章结尾一段孔子的总体评价中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在这种评价中,我们完全可以确证,孔子对各种理想志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必定是深刻洞悉的。他尤其欣赏曾皙所描绘的理想蓝图,那是因为这种理想蓝图是前成三种理想发展的终极结果,是孔子心目中至淳至美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礼乐沼国付诸实践的完美体现。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孔子喟然“长叹”、“吾与点也”这一评价的理解,必须立足全文,整体着眼,梳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这种关系来分析,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个相对完整、圆通照应的结论。

作者单位:长沙市雅礼中学

 

 

《侍坐》章孔子“与点”原因新探

方波兰

 

    学习《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对孔子独“与点”原因的探讨往往难以回避。《教师教学用书》认为,曾皙描绘的正是“儒家所向往的‘礼治’社会的景象,是‘礼治’的最高境界”,“孔子对他的话非常感慨,当即表示赞同”。此说粗看在理,但结合曾皙谈志一句(异乎三子者之撰)思考,就会疑窦顿生:若曾皙之志与“三子者”有异,则推出的结论应是“三子者”之志与“礼治”无关。“三子者”之志真不关乎“礼治”吗?从原文看,子路志在军事防御(有勇),冉有志在经济建设(足民),公西华则选择做“小相”,在诸侯祭祀、会盟或朝见天子时穿礼服戴礼帽替国君主持赞礼,即做司仪。由此可见,若说前两者未及“礼治”尚能接受,但认定公西华之志不在“礼”则明显牵强,因为他选择的正是施“礼”于内政外交。由此可见,《教师教学用书》认为曾皙之志不在“礼治”一说根本无法立足。

  孔子“与点”之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以为,曾皙之志在“乐治”。下面,笔者就从三个方面试作一些探讨。

  一、从古代“乐”的地位与功用看

  众所周知,儒家典籍往往“礼”“乐”并称,如有《礼记》也有《乐记》。《乐记》对“礼”“乐”两者作了细致的区别,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其意思为“音乐是协同好恶的,礼仪是区别贵贱的。协同了好恶就会互相亲善,区别了贵贱等级就会互相尊敬。乐的作用超过了礼就会随波逐流,礼的作用超过了乐就会骨肉分离。调和人的内心情感,修饰人的外表行为,是礼乐共同的事情”。显然,古时“礼”与“乐”的地位相当,但功用各异——“礼”,“饰貌”;“乐”,“合情”。所谓“合情”,即调和人内心的情感。《乐记·乐化篇》对“乐”的功用还有这样更明确的说明:“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所谓“易直子谅”,指的是平易、正直、慈爱、诚实四种思想。显然,《乐记·乐化篇》的作者认为,这些思想产生了就会带来欢乐、安生、天真和神灵,人心就接近于上天的仁了。由此可见,儒家确实认为古乐能和谐人际关系,修养人的心性和品德。正是受此影响,后世的司马迁也认为“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史记·乐书第二》)。太史公之言,再次说明古人视“古乐”为社会教化的工具。

    二、从曾皙谈志的内容与行为细节看

  曾皙之志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教材释“风乎舞雩”为“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将“风”注释为“吹风,乘凉”。其中,将“风”注释为“吹风,乘凉”实在是不妥。查《古汉语大词典》,“风”还可释为“教化”等。此外,《古今韵会举要·东韵》中有“风,王者之声教也”;宋朱熹《诗集传·国风》中也有“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由此可见,“风乎舞雩”中的“风”当为名词动用,应释为“用音乐教化”。具体地讲,就是曾皙率“冠者”与“童子”出游,目的是“以乐治心”——先在沂水中沐浴净身,然后在庄严肃穆的“舞雩台”上歌舞,借古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至于“咏而归”,因为经过音乐洗礼,大家内心充满仁和,快乐难以抑制,确实非“咏”出来不可。

  《侍坐》章中,其他三人言志时曾皙一直在“鼓瑟”。《教师教学用书》认为,“鼓瑟”前后的动作表现了曾皙的从容懂礼。笔者以为,曾皙在老师用心倾听弟子谈志时竟不管不顾地鼓瑟,根本谈不上有礼;而从“乐”的角度看,这一安排就有了着落——不仅巧妙地为述志埋下伏笔,作了渲染,还使文章前后文气贯通,彰显了曾皙“以乐治国”的人生理想。

    三、从孔子对“乐”的情感态度看

  孔子欣赏曾皙的“乐治”有深厚的思想根源。《论语·述而篇》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整整三个月,孔子醉心于古乐,连吃肉都不知是什么滋味了。何也?就是因为他对古乐太喜爱了,太推崇古乐的教化功能了。此外,《论语·泰伯篇》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由此不难看出,孔子拿诗、礼、乐三者比较后,认为只有音乐才能完善人格修养和实现社会大治。所以,在《侍坐》章中,当最后述志的曾皙以诗意的言行,举重若轻,化拘泥为洒脱,化紧张为轻松,推出“以乐治国”的主张,把一幅民生安泰、人心和谐且充满仁爱的美好画面展开在孔子面前时,孔子自然就怦然心动,产生了共鸣。这样看来,其“与点”也就情在理中了。

  综观《侍坐》章全文,我们不难发现,四子述志是分别从四个方面逐层推进的:子路关注的是社会安定;冉有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富足;公西华是主张以礼建设国家政治,进而使国家内外、官民上下秩序井然,达到“敬”之层次;曾皙则是“以乐治心”,使人心悦诚服,以达到“和”之境界。总之,这四者之治是意在使国家从物质文明走向精神文明。

  《论语·子路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在此表达的观点是:一个国家在解决了人口数量问题后就应该使它富裕起来,富裕之后就该考虑教化问题了。这和《侍坐》章的观点很接近。其实,《侍坐》章只是从不同方面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儒家的治国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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