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语》，学处事
江西省大余中学
一、主张“恕”道的孔子也会生气
《论语·卫灵公》，子贡曾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的回答是：“其“恕”乎。”还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提倡“君子有九思”（《论语·季氏》），其三为“色思恭”，即脸色，要温和；君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与事，都应脸色温和，不生怒气。“恕”道与“色思恭”其实所反应的是孔子“仁”与“礼”的思想，而“仁”与“礼”二者又互为表里。《论语·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但是，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并不是永远和颜悦色，他并没有被固定的理论所左右，孔子也会生气。
我们且看《论语·公冶长》中一段文字：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宰予上课睡觉，孔子不是讽刺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朽木不可雕”早已成为骂不上进、不成器的人的俗语。“粪土之墙不可污”引用的人很少，因为这个比喻太挖苦人了，把人比作厕所的墙壁，我们没必要去粉刷——即使天天粉刷也刷不干净！这不是说他是“粪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么？用我们现在的教育观点来看，把宰予比作“粪土”之墙，是否有伤学生自尊？并且说“于予与何诛”—— 对于宰予这个人，责备还有什么用呢？——不就是说他是“死肉一块”么？“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说得再好也没用，还得看你的行动！这对孔子来说，是多么深刻的领悟呀，有种“今是而昨非”的感慨！这些，与我们现在的一般老师何其的相似。
孔子说“仁者，爱人”，但有些人，孔子不仅不爱，骂起来更是毫不留情。面对季氏“八佾舞于庭”（《论语·八佾篇》），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甚至自比天子的越“礼”的做法，孔子愤激的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同上）——如果这件事情都能容忍得下，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其实，温文尔雅的孔子是时常强调有些时候必须“忍”的。他曾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又说“君子有三戒”，第二戒是“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论语·季氏》）而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样的话，很能看出孔子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忍无可忍才会骂出这样的话。
这么看来，似乎孔子讲“仁”，讲“爱人”，但他并不能始终践行“仁”，所以他要骂“始作俑者”、骂“八佾舞于庭”的人；孔子讲“忍”，讲“戒”，但面对太嚣张过份的人，也并不能完全“戒”除容“忍”。孔子讲“恕”“可终身行之”，讲“色思恭”，但面对上课睡觉的宰予，还是不能宽恕而怒气显于色，尽揶揄挖苦之能事。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对于“己所不欲，施于人”的人，他也有脾气。
二、孔子发脾气是对思想原则的“灵活运用”
孔子这种思想与行动的矛盾如何理解呢？我们可以用孔子自己的话来分析。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什么事一定要怎么做，没有什么事一定不要怎么做，但有一点，就是一切都要依循“义”。“义”是做事的最高原则，是一切原则的原则；其它的原则在“义”面前都是小原则。孔子在这里的“义”很抽象，可理解为道义、正义，或者儒家所主张的“仁”与“礼”，甚至可以理解为事实、规律；“义之与比”就是一切以人为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从中可见，孔子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不会犯教条主义错误，也不犯经验主义错误，他知变通，能以“义”为原则“灵活运用”。
我们用“义之与比”来分析孔子骂宰予这件事，就会发现孔子生气生得应该。孔子主张“有教无类”，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对谁都进行教育。这某种意义上是人人平等，是“仁”。在招收学生上，孔子能突破等级，一视同仁，但对于禀性不同的学生，在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上也能一视同仁吗？显然不能。于是，孔子又提出“因材施教”。孔子是很明确的指出人的天性禀赋是不一样的。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因而，对于宰予，孔子不仅骂“朽木不可雕也”，还加上一句“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就需要这样的“教育”，他不仅受得了这样的骂，也只有这样的骂对他才有警示作用。孔子挖苦讥讽学生，虽有违“恕”道，但没有离开“仁”，没有离开“爱人”——对上课睡觉的人，孔子也没有放弃对他的教育；骂他，讽刺他，挖苦他，正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受教育！可见，当“仁”与“恕”放一处时，孔子正如孟子所说的一样，“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一样——舍“恕”而取“仁”者也，虽有违“恕”道但不离“仁”道，这就是“义之于比”。
季孙氏“八佾舞于庭”为何能激起孔子如此的愤怒？因为，当时宫廷舞乐队的制度是：天子八佾（八人为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八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季氏只能用四佾，鲁昭公应用六佾，只有周朝天子可用八佾。可是季氏却故意打破老规矩，偏要设置六十四人的大型舞乐队。他不仅不把国君放在眼里，甚至自比天子。这种做法违背了当时的“礼”，而“礼”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所以孔子谈到季氏时，就愤怒地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恕”道、“仁”道与最基本的“礼”仪相比，孔子舍小原则的“恕”“仁”而取大原则的“礼”，因而说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话。这也是“义之于比”的具体运用。
因而，孔子是主张“仁”，主张“礼”，是讲“恕”可以“终身行之”，希望做到“色思恭”，但这些原则都不是死的，在特定范围内确实应是如此，但不是在一切时候均应如此。这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子这于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孔子思想在实践上的光辉！这种光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教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要从实际出发，灵活的去运用教条与原则。
三、“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闪耀着孔子实践上的光辉
“义之于比”这一大原则，孔子在教育方面，运用得特别自如。孔子主张“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很有道理，到现在也焕发着光辉；但这句话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说：“闻斯行之”公西华对孔子的两个回答颇为迷惑，问原因，孔子淡淡的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一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范，也是孔子灵活运用理论的典范，更说明“三思而后行”这一原则也应因人而异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的选择才能够正确，不能死守一句话，死守一个字而不放。而现在的教育，常常是一边倒。赏识教育是对所有学生都进行赏识，不分对象；不能体罚学生，不能变相体罚学生，是针对一切学生来说的，不会考虑学生个人的差异；暑期学生游泳溺水身亡屡有发生，便有禁止下河游泳的禁令，根本不曾想预防溺水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会游泳。当一切事情都一刀切的时候，当什么东西都要求整齐划一的时候，就是消灭个体差异的时候，就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时候，就是违背“义之与比”的时候。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孔子很强调“信”，他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又说“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可他并不是片面地、无条件地推崇“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卫国的蒲城，正赶上卫大夫公叔文子的儿子公叔戍占据蒲城，准备叛乱。于是蒲人扣留了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说：“宁可跟蒲人拼命！”他斗得非常厉害，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只要你们保证不去卫国都城，就可以放了你们。”两方面各自发誓。可孔子摆脱了蒲人之后，就径直驱车向卫国都城行进。子贡问：“我们可以背叛盟誓吗？”孔子回答：“我们是被迫立下盟誓，神是不会听的。”子贡显然比孔子低一层，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片面的理解“信”，以为“信”必守；孔子则不仅知道“信”的重要性，他还知道“信”建立的前提必须自觉自愿而非强迫，不是自觉自愿的誓，是不必守的。这就是“义之于比”，这就是孔子思想实践上的光辉。
除被迫的誓言不必守之外，自愿自觉的誓言也不能死守，而必须根据世事的变化灵活处理。《庄子·盗跖》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这就是尾生抱柱的故事，后世用这个故事比喻坚守信约，忠诚不渝。《史记·苏秦传》以“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来赞誉他。嵇康《琴赋》说：“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李白《长干行》：“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但只要细心想想，相约时所设定的情境是没有涨水，而实际情况是水涨了。面对变化了的情况还死守着之前的约定，这不是不知变通么。如果孔子对这事进行评论，他一定认为尾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然而尾生的这一做法却得到那么多的赞美与肯定，这除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对诚信的渴望外，更能表现我们这个民族在诚信问题上极易犯教条主义。文章学问可以让人明智，但文章学问也可以成为愚民的工具！犯教条主义的人，就是不知变通的人，就是不知“义之与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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