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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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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曹文轩:圣坛  

2016-12-17 15:02:42|  分类: 名家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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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学生毕业了,决定他留校任教,然后却又许他逍遥校外,放他归老家故土,优哉游哉一年有余,这在北大历史上究竟有无先例,说不大好。

   一九七七年秋,我总算熬毕业了,上头却说:你留校。“北大不可留”这一认识深入骨髓。几度春秋,几度恐怖,将人心寒了。北大不好,很不好。又要将好端端一生缚于危险四伏的讲坛上,更叫人不情愿。说老实话,北大在我印象中,是很不招人爱的。

   借“深入生活”之名,我回苏北老家了。在乡间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地晃悠了一年多,我才又回来——我只有回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站讲坛——这大概叫“命”。

要命的是,我后来却完全颠倒了,直颠倒到现在非北大不肯去,并把讲坛一寸一寸地挪到了心上。细究起来,其中自然是有原因的——它叫人有一种自由感。这或许是因为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似乎一下子将恐怖用完了),而获得了这人类最宝贵的东西。又或许是它的自由、民主的传统。这传统像灵魂一样,长期压抑,纵然有人挖空心思用掺沙术,也未能使它泯灭。而如今,它又醒了,并赤裸裸地在未名湖边游荡。我这人天生散漫,受不得规矩,受不得束缚,受不得压抑,我怕一旦走出校门,失去这开朗、轻松的氛围。它叫人有一种安全感。它不在真空,免不了染上种种社会恶习,但它毕竟是文化人群居之地,高度的文化修养使人少了许多杂质。文化温柔了人的性情,净化了人的魂灵。走动于这群人中间,觉得不用提防,更不必睁大了眼“横着站”,至少是我所在的一片小天地里如此。大家温文尔雅,且又能互相谦让,关系简单如1+1。我实在害怕每天得付很多脑力去琢磨人际关系,害怕算计,更惮惧受暗箭袭击。那样活着,委实太累。我还很欣赏这里的节奏。它外表上看,一盘散沙,稀里哗啦,全无约束,然而在它的内部有一种看不见的张力。这无形的张力,像鞭子催赶着人,使人不敢有片刻的喘息。它松散,吊儿郎当,却在深处激烈竞争着。一出校门,我轻松得如春天乍到卸去沉重的寒衣,而一踏进校门,就像被扔进急速翻卷的湍流里。而就在这湍流里,我获得了生命扩张的快感。这里的人都很忙,来往甚少,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时间长了,我倒习惯了这种宁静与寂寞,甚至是孤独。我由一个坐不住、猴儿一样不安分的人,变得别无它想,死心塌地地蜗居于斗室,竟不肯到人流中去,到热闹中去了。那颗原先喧闹不宁、躁动不安的心,安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迷惑与吃惊。我分明觉察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种种气质,已一点一点地渗入我的血液。我变得跟这个社会有点格格不入了。

我不太好走得出去了。

使人不肯离去的原因,主要还是那个寒陋的讲坛(北大的讲坛未免有点寒陋得不像话)。

要上讲坛了。半个月前,我还无动于衷,全不当回事。可是在上讲坛的头一天,我忽然紧张起来:也就是说,明天,我将开始教学生涯了。教师的责任感似乎与生俱来,不做教师,你一辈子感觉不到,而你只要一做教师,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抓住你的灵魂。晚上,我敲开一位先生的门,问:怎么讲课?

他像修炼很深的禅师面对未悟的弟子,头微微向上,少顷,说出四个字来:目中无人。

我退出门外。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课就没有失败。下面安静极了,我能清楚地听见台下动人的喘息声,这全靠那四个字给我撑着。从那以后到现在,我一直信那四个字。我对“目中无人”似乎有所悟:目中无人非牛气哄哄,非内荏而色厉,非蔑视,非倨傲,非轻浮,非盛气凌人。无就是有,有却是无。是一种境界吧?人格上的、精神上的、气势上的?是对学术观点的诚实和对真理的自信吧?……此言似乎只可意会而不可细说。但有一点,似乎又是可以说的:所谓无人,就是没有具体的人,而只有抽象的人——具体的人则无。因此缘故,即使只给二十人的一个班上一年课,在课堂上我也往往难记住一个具体的面孔。似无人,但恰恰是把听课者看得很高的。

敢目中无人,却不敢再掉以轻心。我很景仰一位先生,既为他的人格又为他的学识。然而我想像不出,就是这样一位先生——一位凭他的学识,上课玩儿一样的先生,却在上课之前竟对明明认识的字一个个怀疑起来,然后像小学生一样,去查字典,把字音一一校对,标注。我敢说,他的这种心理,完全是因为他对讲坛的高度神圣感引起的。这件小事使我不禁对他又景仰三分。我喜欢这份严肃,这份认真。当然,我并不排斥“名士风度”。我很钦佩有人不用讲稿,竟然雄辩滔滔,口若悬河,一泻千里。我曾见过一位先生,他空着手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然后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缺了角的香烟壳来。那上面写着提纲要领。他将它铺在台子上,用手抹平它,紧接着开讲,竟三节课不够他讲的,并把一个个讲得目瞪口呆,连连感慨:妙,妙!而我只能向其仰慕。我这人缺这份好脑子。我得老老实实地备课,然后一个一个字毫不含糊地全都写在稿纸上。有时看样子离开讲稿了,但所云,却几乎无一句是讲稿以外的突发灵感。我有数,像我这样做教员,是很累的。可我笨伯一个,无奈何。时间一久,我退化了,离开讲稿竟不能讲话,一讲,八成是语无伦次,不知其所云。

我何尝不想来点名士风度,来一张香烟壳儿就侃它个三四个小时,好好潇洒它一番?可我不敢。

讲坛是圣洁的。我认识一位外系教员,此公平素浪漫成性,情之所至,捞衣卷袖,把衣领一一扯开,直露出白得让人害臊的胸脯来,有时还口出一两个脏字,以示感叹,以助情绪。然而有一次我去听他的课,却见他将中山装的风纪扣都扣得严严实实,一举一动全在分寸上,表情冷峻、严肃得让人难以置信。课后我跟他开心:何不带一二感叹词耳?他一笑:“一走进教室,一望那讲坛,我顿时有一种神圣感。在上面站了一辈子,我从没说过一个脏字,并非有意,而是自然而然。”

我有同感。我高兴起来,放浪形骸,并有许多顽童的淘气和丑恶。然而,在临上讲台前一刻,却完全沉浸到一种庄严的情感之中,完全是“自然而然”。我不能有一点亵渎的行为,甚至苛刻地要求我的听众。生活中的嬉皮士,我无意管他,因为人家也是一种活法。可在课堂上,我绝不容忍其混杂于我庄重的听众之中。曾有那么一位(我估计是社会上来偷听的),穿着一件极短的短裤,一件极敞的汗衫,光着大脚丫,脚蹬一双拖鞋,“叭嗒叭嗒”就来听我讲课,我像受了侮辱似的走过去:“对不起,请出去!”他大概从我的目光中看出什么来了,便很听话地提着书包出去了。后来我又从听众席上发现了他。他穿着很整洁,极稳重地坐着。我不禁朝他感激地点了点头。

既为圣坛,就得布道。有人提醒着公众:一些人在利用大学讲坛。说得对极了,既占着,就该利用。不利用是傻瓜,是玩忽职守,倘若把讲坛仅仅理解为传授纯粹的知识,大概未免浅薄了一些。讲坛应该也是宣扬真理的地方。占住讲坛者,岂敢忘记布道!既给知识,也给品质、人格、真诚和正义。其实,没有后者,一个人怕也是很难获得多少知识的。再说,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但全然无人之骨气,又有何用?我们何必讳言布道呢?别忘了布道。当年的鲁迅不敢忘,闻一多不敢忘,我们敢忘?

既布道,布道者自己就要有正气。他应当坚决捍卫知识的纯粹性。他应善恶分明。他只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原则。他不能油滑,见风使舵,像捏面团一般把讲稿随政治风潮变来变去。他给他的听众是一个助教,一个讲师,一个教授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象。我走到教室门口,总觉得那讲坛很远,很高。我朝它走去,有一种攀登的感觉。我曾有过幻象:我被抛进一个巨大的空间里了,就像走进一座深邃的教堂。我静静地站到讲坛上,等待着铃声,宛如在聆听那雄浑的令人灵魂颤索的钟声。我喜欢这种肃穆,这种净化了的安宁。我曾多次体味到莫斯科大学一位教授先生的感觉:

“我走上讲坛,我有一种上帝的教士的神圣感。”

也许有一天,我会厌倦北大的讲坛,但至少现在还恋着。恋它一天,就会有一天的神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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