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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理想与生命:苏格拉底与商鞅的生死异同 孟宪实  

2016-12-04 15:43:46|  分类: 精彩故事汇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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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399年,古希腊70岁的苏格拉底选择了死亡。又过了九年,在东方的中国,商鞅呱呱落地。52年之后,名震一时的商鞅被杀。苏格拉底有很多机会选择生,但是他都放弃了,是他自己选择了自己的死。商鞅临死之前,采用了多种手段希望挽留生命,但最终没有成功。

 

    苏格拉底:为民主理想而死

 

    苏格拉底是战士,他曾多次代表希腊出征,不仅杀敌英勇,而且冒险救人。他主张并且率先锻炼身体,认为健康的体魄不仅有利于战时杀敌,也有利于和平时思考。但是,当时的希腊,正面临堕落,苏格拉底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城邦走向衰落,痛心疾首,如同东方的孔子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努力要使自己的城邦重新振作。他研究城邦的政治和社会的伦理,自称是思想的助产士,到处演讲,宣传自己的观点。他指责政治腐败,抨击社会堕落。他认为,人们过分关心自己的财产,而对于灵魂的丧失毫不在意。但是拥护他学说的人跟反对他学说的人一样众多。当更多的人不耐烦他的说教的时候,他最热心的民主制度给他带来了最终的审判,他不信神,并且腐蚀雅典青年的罪名成立,他被以饮毒酒的方式处以死刑。

 

    苏格拉底可以不死。他可以选择认罪,然后道歉,请求法庭宽恕。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为了生命而出卖灵魂,他高贵的头颅不能因为生命而低下。他拒绝这样生。

 

    他还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有人替他出了一笔钱交给法庭,以换取他的生命。然而,苏格拉底再次拒绝了。

 

    即使如此,苏格拉底仍然有活的希望,那就是逃走。有人为他买通了看门人,准备好了逃出希腊的船只以及所有费用。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苏格拉底看到监狱的后门开着,就走了出来。所有的知情人都为苏格拉底高兴,他们以为他从此开始踏上逃亡之路。然而,苏格拉底却是出来散步的,他要最后看一眼自己热爱的希腊城。然后,他又安然地走回了监狱。

 

    希腊人投票决定了他的死,而他一直是希腊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反对的是希腊的堕落,他希望希腊的民主制度更加健全。然而,悲剧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他的理想显然没有得到希腊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在他的生命和雅典制度之间,苏格拉底选择了后者。他说:“让雅典人杀我吧!宁为受难者而死,不为叛逆者而生。”作为教育家的苏格拉底,用自己的死完成了一次教育行动,他想自己的死会成为雅典的一个经典教材。

 

    商鞅:拼死延续生命

 

    苏格拉底死后63年,在东方的秦国,叱咤风云的商鞅也面临生死抉择。商鞅来自卫国,曾经在魏国努力,因为不被重用,便投奔秦国。正赶上秦孝公向天下招揽人才,两人一见如故,秦孝公立刻重用商鞅,在秦国大搞改革,史称“商鞅变法”。商鞅取消贵族特权,废井田,发展农业和水利,奖励耕战,加强对人民的管理,推行郡县制度和残酷的连坐制度。秦国迅速强大起来,邻国魏国为了躲避秦国的锋芒,迁都大梁,连周天子也来主动讨好秦国。

 

    商鞅为了贯彻新法,不惜与旧贵族公开决裂,甚至对太子的师傅也进行刑事惩罚。秦国的强大也让商鞅获得了利益,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臣,秦孝公还分封商鞅15邑,号为商君,荣誉、地位、利益都达到了顶峰。

 

    商鞅在秦国努力工作了18年,秦国在商鞅执政时期成为战国七雄的领跑者。但是,新法带来的矛盾也在日益增加。商鞅变法的真正基础其实就是秦孝公的信任与支持,因而命系一人,这个政治基础是十分脆弱的。纵横之士赵良就看到了商鞅潜在的危机,在秦孝公病重的时候,他劝商鞅激流勇退。赵良说:“你是依靠宠臣跟秦王联系上的,又是靠着秦王的支持获得这么多荣誉和利益的,如果你如今仍然贪恋你的地位,就像晨光下的露水,想长久也是不可能的。”

 

    当秦孝公终于一命呜呼,他的太子驷即位为惠文王的时候,公子虔等立刻出面告商鞅谋反,政府发吏追捕。

 

    商鞅开始了逃亡生涯。他来到函谷关前,因为关口已经按时关闭,他只能寻找投宿,待天明马上出关。但是,商鞅遭遇了由他一手造成的困境:他是逃亡之人,没有政府发放的证明文件,而他当年规定,店家要是收留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所以没有哪家客店敢收留他。历史记载,此时的商鞅感叹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他后悔了,他自己制定的法令竟然有如此弊端。“遁来关下无人舍,正为商君法太行”。

 

    商鞅还是想办法逃到了魏国,然而,魏国不仅不收留商鞅,还劝说其他国家不要收留商鞅。商鞅只好再从魏国返回秦国,困兽犹斗。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有限的人力组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郑国。秦国没有让商鞅的计划得逞,发兵攻打商鞅,商鞅战败而死。秦惠文王还不罢休,依然把商鞅车裂,并宣告世人:“莫如商君反者!”

 

    商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到底心怀怎样的念头,我们至今仍然无法弄清。但是,商鞅在拼死延续生命,这是没有疑问的。

 

   二人都是制度的牺牲者

 

    苏格拉底本质上还是学者,他到处演说,接收学生,以推广自己的理念为宗旨,不屈不挠。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经过改革以后,扩大了社会基础,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希腊城邦的管理之中。民主基础扩大了,但是相伴而来的新问题也出现了,执政者素质下降,利用职权大搞个人利益成为普遍现象。这些都成了苏格拉底忧心忡忡的问题,他大声疾呼,要提高执政者素质,改善民主制度。他看到了现有制度潜在的危机,但是也被很多既得利益者看成是自己的威胁者。于是,他最终被法庭判有罪。

 

    商鞅为百姓制定法令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也有证件不足的问题。当自己在受到法律约束的时候,他立刻反身来指责法律了。商鞅毕竟是政治家,投身政治没有社会理想因素,仅仅是为了图谋个人的发展而已。所以,在这样的政治家眼中,法律也好制度也好,都是自己谋生的手段,并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所以,当个人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选择放弃制度。

 

    说商鞅谋反当然是冤枉的,说苏格拉底腐蚀雅典青年同样是冤枉的。然而,一个是端坐在监狱中岿然不动的苏格拉底,另一个是函谷关前慌不择路的商鞅,他们分别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努力奋斗。

 

    然而,无论是商鞅还是苏格拉底,他们真的获得后人的理解了吗?苏格拉底的死,并没有让雅典获得教益,希腊民主社会一如既往地衰落下去。苏格拉底的被追认,是先由他的学生们坚持不懈的推崇,在很久以后,他才被承认为伟大的牺牲者的。比较起来,似乎商鞅还好一点,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指望过被理解。中国人以胜败论英雄的秉性没有多少变化,没有人对秦惠文王的做法提出质疑,更多的人认为商鞅车裂是咎由自取。有人对商鞅也抱有一点同情,为秦国做出那么大的贡献,结局让人有些心凉。

 

    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两人都是牺牲者,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不过,悲剧的特点却是一样的,在人与制度之间,苏格拉底为他热爱的制度牺牲了生命;商鞅呢?他是政治的牺牲品,因为他是战败者。苏格拉底毕竟留下了理想的旗帜,而商鞅,只剩下了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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