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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三题)  

2016-04-06 16:15:48|  分类: 名家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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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思录(三题)

(本文选自《随笔》2015年第4期)

王开林

留名与留国

多年前,我阅读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历史特写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书中那篇《滑铁卢的一分钟》令我印象深刻。此文的开头语是:“命运总是迎着强有力的人物和不可一世的角色走去。多少年来,命运总是使自己屈从于这样的个人: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因为命运喜欢这些像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强权人物。”这段话与英国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英雄史观十分合拍,气味相当接近。然而作者的笔锋陡转,他认为滑铁卢战役的胜负枢机并未掌握在法军统帅拿破仑和联军统帅威灵顿手中,而是掌握在法军元帅格鲁希手中,倘若这位奉命追击敌军(实则踪影全无)的法军元帅能够脑筋急转弯,率领精兵强将杀回主战场,在联军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整个战局就将发生戏剧性的大逆转,拿破仑势必反败为胜。平庸刻板的格鲁希元帅原本可以逮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成为历史上有名有数的英雄人物,可是他缺乏天才必备的灵活敏捷,军情岌岌可危之时,他必须当机立断,却迟疑不决。作者的感想耐人寻味:“一个平庸之辈能够抓住机缘使自己平步青云,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伟大的事业降临到渺小人物的身上,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谁错过了这一瞬间,它绝对不会再度恩赐。”

格鲁希元帅错过了一生中唯一的良机,因此无以成名。拿破仑·波拿巴是一位横空出世的天才人物,他不仅能够逮住转瞬即逝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自己亟需的时势,他的各类事迹占据了法国历史和欧洲各国历史的大量篇幅,人们早已耳熟能详。拿破仑最终以惨败出局,以囚徒的身份死于圣赫勒拿岛。单从技术层面分析,你可以说,他征服欧洲的野心过于膨胀,远征俄国的壮举过于冒失,这些失误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致命的。其致命的失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将自己亲口许诺的民主、自由践踏在脚底。他答应解放民众,结果却给他们戴上更为沉重的镣铐和桎梏。一个独裁者,无论他的才智多么杰出,骨子里面仍然是虚弱的;尽管他指挥的军队所向披靡,但是崩盘的危险始终挥之不去。

近日,我阅读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录》,首卷中有一篇《华盛顿和拿破仑之对比》,可谓洞察幽微,切中肯綮。以下引用的就是此文的部分文字:

华盛顿跟波拿巴不同,不属于那种超过人类高度的种族。他身上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并未置身于广阔的舞台;他不曾同那个时代最能干的将军和最强大的君主打交道;他没有从孟菲斯转战维也纳,从加的斯转战莫斯科;他在内部狭小的圈子里,在一片无名的土地上,带着一小帮人进行自卫。他并未发动战争,取得可以同阿尔贝尔(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在那里取得对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决定性胜利)和法尔撒尔(公元前一世纪,恺撒在那里打败庞培)的大捷相媲美的胜利。他没有推翻王位,用王位的残余部分组成新王朝;他不曾让那些国王在他门口说:“他们让人等得太久,阿提拉厌烦了。”

华盛顿的行动被某种无声无息的东西包围着;他行动缓慢,仿佛感觉肩负未来自由的重任,担心损害它。这位新式英雄承担的并非他自己的命运,而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他不允许使用并不属于他的东西去冒险;但是,这种深深的谦卑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到华盛顿的剑锷曾经闪光的树林中去搜寻吧:你在那里找得到什么呢?华盛顿在他的战场上留下合众国作为战利品!

波拿巴没有这位严肃的美国人的任何特点。他在一片古老的土地上进行有声有色的战斗;他想到的只是创建功名;他肩负的只是自己的命运。他似乎知道,他的使命是短暂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冲下的激流将很快流走;他急于享受和滥用他的光荣,好像享受转瞬即逝的青春。他仿效罗马的神圣们,企图迈出四步就走到世界尽头。他出现在一切海岸上;他匆忙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各民族的大事记中;他将王冠掷给他的家庭成员和士兵们;他在他的建树、他的法律、他的胜利中是匆遽的。他俯视着世界,用一只手打倒国王们,用另一只手击败革命巨人;可是,在粉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他窒息了自由,而最终在他最后的战场失去他自己的自由。

每个人按照他完成的功业获得报酬:华盛顿使一个国家赢得独立;这位平静的法官,在他的同胞的叹惋中,在各族人民的崇拜中,在自己的家中,悄然长眠。

波拿巴剥夺了一个民族的独立:他从一个被废黜的皇帝变成被流放的囚徒,人们由于惊魂未定,认为海洋还不是可靠的监狱。他死了:在那个征服者叫人宣布过那么多丧礼的大门口,公布的这个消息既不能令行人止步,也不会令他们感到难过:公民们有什么好哀悼的?

华盛顿的共和国留存下来了,波拿巴的帝国毁灭了。华盛顿和波拿巴都是民主的儿子,他们都出身于自由,前者对自由是忠诚的,而后者背叛了它。

华盛顿是他的时代的需要、思想、智慧和舆论的代表;他帮助思想运动,而不是阻挠它;他希望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他被指定完成的东西;因此,他的事业是连贯和持久的。此人很少惊天动地的举动,因为他有正确的分寸,将他自己的存在同他的国家的存在融为一体。他的光荣是我们的财富;他的声名犹如那些公众的圣殿,从中流出丰沛和永不干涸的泉水。

夏多布里昂认为,拿破仑并未将自己的命运与同时代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丰碑就像古埃及法老的金字塔,矗立在寸草不生的荒漠中,徒然令人感到惊讶和诧异。

任何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留名都轻而易举,留国却难于登天。只要他的天才足够出众,事功足够显赫,即可留名。他要将自己的深谋远虑和大公无私实现无缝对接,方能留国。

独立战争取得胜利后,有人建议华盛顿称帝,他斥之为“荒谬透顶”。他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首任总统后,又有不少国会议员联名动议,乔治·华盛顿功勋卓著,理应担任终身总统,这种美事也被他断然拒绝。两任总统之后,他毅然辞去一切公职,返回自己的庄园,安度晚年。美利坚合众国能够日益强大,是因为在乔治·华盛顿的主导之下,将民主制度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石之上,就像核反应堆一样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诚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完美,但它拥有自我更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良性机制,因此能够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逾越险隘。

如果说拿破仑的“天才是现代的,野心却是旧式的”,袁世凯的天才和野心全都是旧式的。他凭仗自己多年积攒的政治势力和军事本钱,利用革命党人的软弱可欺,实现了乾坤大挪移,“当选”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即使是终身总统,也只要他点头就有得做。可是袁世凯意犹未尽,欲壑难填,非要称帝不可,非要独裁不可,非要专制不可,非要用家天下取代共和不可,最终弄得天怒人怨,一地鸡毛。在袁世凯执政期间,中华民国尚在童年,就已经元气大损,筋骨大伤,“癌细胞”在全身扩散。至于他个人留名千载,当然丝毫不成问题,但臭名昭著,究竟有何裨益?

二和犯二

除开尧、舜、禹禅让的传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全都在“家天下”的框架中暗箱操作。“家天下”的运作模式可以简化为四个字——创业垂统,创业艰难,垂统也很不容易。

开国君主个个奢望千秋万代江山永不变色,得偿所愿者却一个也没有。秦始皇最狂妄,结果二世而亡。好玩就好玩在这里,二世而亡的王朝和王国,并非个别,其中较为典型的有:秦朝、三国时期的蜀汉、隋朝、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后汉。更为有趣的现象是:王朝和王国的第二代继承人多半是弱主、庸主,被废黜、被谋杀的不在少数。例外当然有,如唐太宗,他既能打下江山,又能坐稳江山,还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大优局面,但这种例外并不多见。

秦二世胡亥的智商指数绝过没有过百,最乐观的估计也就在五十左右。秦始皇病死在视察途中,胡亥与赵高、李斯各自心怀鬼胎,于是抱团取暖,密谋于沙丘。他们合伙伪造遗诏,逼迫皇长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大臣蒙毅兄弟也相继遇害。赵高当众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公然犯下欺君大罪,秦二世虽满头雾水,却并未引起警惕。此后,赵高将胡亥玩弄于股掌之间,利用他铲除头号政敌李斯。结局可想而知,弱智者胡亥被赵高害死在望夷宫。嬴政的“万世美梦”至此沦为一截口香糖,总甜头还不如一根甘蔗。

汉朝的第二位皇帝是汉惠帝刘盈,只活了二十三岁,在位七年。虎妈过于强悍,犬子就荏弱不堪。刘盈做太子时,得益于留侯张良的妙计,商山四皓确实为他衬托了门面,稳固了地位,此外,“老人帮”就爱莫能助了。刘盈连同父异母弟赵王刘如意的性命都保全不了,如此庸懦,太史公司马迁根本瞧他不来,在《史记》中,虎妈吕雉有本纪,犬子刘盈却没有。

三国时期,蜀汉的第二位君王是后主刘禅,活了六十五岁,在位四十年。有人夸刘禅的命好,摊到了天底下最棒的大管家——诸葛亮,可以做个高枕无忧的甩手掌柜。也有人认为刘禅的命不好,大管家把国事管得滴水不漏,刘禅的治国才能如何提高?久而久之,竟沦为“扶不起的阿斗”。有人骂刘禅没心没肺,亡了国,居然乐不思蜀。也有人赞刘禅大智若愚,如果他表态思念成都,脑袋一早就搬家了,怎能在魏国再苟活八年?一位君王,如果他的聪明才智仅能用于苟全自己的性命,老百姓还能指望什么?

晋朝的第二位皇帝是晋惠帝司马衷,活了四十九岁,在位十七年。在所有弱智帝王中,晋惠帝落下的笑柄最大,民间闹饥荒,死了不少人,他却困惑不解,老百姓没饭吃,“何不食肉糜?”皇后贾南风心狠手辣,妒悍无比,不仅给司马衷戴绿帽子,而且常在宫中杀人,一尸两命是她的拿手好戏。晋惠帝在位期间,经历了八王之乱,受尽屈辱,最终死于非命。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是隋炀帝杨广,活了五十岁,在位十四年。有别于皇二代、王二代中的那些弱主、庸主,杨广具备雄才大略,年轻时战功卓著,诗也写得很好。他是强势篡位的狠角色,“最了不起的功业”是凿通了大运河,造福后世。在作恶方面,杨广可谓坏透了疽,矫诏缢杀哥哥杨勇,而且戕害其全家,处死功臣宇文弼、贺若弼、高 等人,草菅无辜,动辄盈千累万,骄奢淫逸则花样繁多,及时行乐的创新意识极强,常以无耻为有趣。短短十四年,杨广就将厚实无比的家底子折腾得精光。有一次,这个自恋狂揽镜自照,以掌加颈,对萧皇后说:“好头颅,谁当斫之?”完全是找死的节奏。最终,杨广在江都被杀,总算是知道了谜底。

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是建文帝朱允 ,在位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赶下了御座。他到底是自焚而死,还是逃入深山老林,做了和尚,已成为无法破解的历史疑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位二十多岁的皇帝急于削除北方的强藩,结果打草惊蛇,面对靖难之变,他束手无策。朱允 能力太弱是一方面,他祖父朱元璋将功臣宿将铲除殆尽,危难时,苦无良将以策万全,兵败如山倒,则是另一方面。朱元璋为皇孙考虑得过分周全,反而打出偌大一个漏勺,绝对始料未及。然而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夺走了亲侄子的皇位,仍然是羊肉烂在朱家的铁锅里,何况朱棣夺位登基后,亲手整出个“永乐盛世”。笔者估计,在孝陵中,就算朱元璋没有偷着乐,也不太可能怒气冲冲,踢烂棺材板。

民间以二百五骂人,据说来源有二:第一个说法源于历史,战国时期,客卿苏秦在齐国遇刺,齐王决定为他报仇,于是采用苏秦的遗计,将他的脑袋割下来,挂在城楼上,然后“悬赏”千镒黄金,寻找真凶。果然有四个人得意洋洋,前来领赏,各自分获二百五十镒黄金。这四个“二百五”其实连黄金的影子都没见到,脑袋就被端了锅。第二个说法源于牌九,二板和幺五合在一起组成最小的牌,谁拿到它都没辙,只能认输和傻笑。久而久之,人们将“二 板五”叫成了“二百五”,然后再将它简化为“二”,这是巧妙之极的精确概括。

在皇二代、王二代中,有人二,有人犯二,情况各不相同。晋惠帝是个二傻子,智商太低,这没有任何办法补救。隋炀帝自恃聪明过人,则是存心犯二,恣意妄为,流毒天下,就只能早死早投胎,以免继续祸害百姓。

如今,某些官二代、富二代跟《水浒传》中的高衙内和西门庆差不多,被网民骂成脑残。其实,弱智的为数不多,犯二的则为数不少。他们有老爹做靠山,有金钱铺路,就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将“油门”踩到底,径直飙到“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对面去。殊不知,人间常识雄辩无敌:无论价格多么昂贵、性能多么非凡的超级跑车,猛撞在桥墩、隧道壁和钢铁护栏上,都会立刻解体和散架。

“活”在当下

多数古人死了,不可能在今人的记忆中复活;少数古人枯骨已朽,但他们的气场还在,精神还在,变着法子“活”在当下,是其常态。

他们大致有六种类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迥然不同。

第一种类型是作为功业宿主“活”在当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如此,不少帝王将相也是如此。“一将功成万骨枯”,代价不可能不高昂。算法是相同的,看法则必定会有分歧:英雄主义者独独看重“一将功成”,人道主义者牢牢揪住“万骨枯”。这两个看法长期较劲拔河,英雄主义者的桂冠和金牌从未旁落过。王朝的更替,王朝的延续,无不用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髑髅夯实基础,铺平道路。中国古代的强梁无不做着帝王迷梦,如果做不成“真命天子”,就退而求其次,做土皇帝,做一方诸侯。如果连土皇帝和一方诸侯的名实也无法染指,他们就去做江洋大盗,顶不济的也会做草寇和流寇。杀人事业贵在做大做强,然后就不愁没有儒生来为他们粉饰遮掩,歌功颂德。历朝历代,帝王的罪孽都有一个滞后清算的过程,被人道主义者严厉谴责的往往是张献忠之类不成气候的草寇,似乎有点避重就轻。功业宿主如同幽灵一般存活,他们的陵墓如同山丘。你忐忑不安的同时,也会暗自庆幸: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倘若某位祖先被功业宿主剁掉了脑袋,你的生命之源早就枯涸了。应该说,当年情势危急,简直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

第二种类型是作为精神偶像“活”在当下。典型人物首推孔子,一部《论语》,被神化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头号利器。宋朝宰相赵普声称“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说法被胡适揭穿,他考证出,后人编造的这句鬼话根本站不住脚。精神偶像负责提供N条语录,但解释权握在后人手中,用法也多有变通,基本上是各取所需,原教旨主义的市场份额有限。真正用《论语》作范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绝对没有一个,但可以说少之又少。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王朝尊奉儒家学说为文化正统,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真正实行德治、仁治的,你屈指能数出几人?说一套做一套的,当然不只是强势无比的帝王,那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君子也没几个能自觉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而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精神偶像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其高标固然难以抵达,底线则可勉强保住。近代以来,每次打倒孔家店,就意味着全社会道德大崩盘,从未有过例外。孔子“活”在当下,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提醒每个读书人:行己有耻方为士。

第三种类型是作为思想导师“活”在当下。先秦诸子的存活率很高,朱熹、王阳明也“活”得不错。思想导师,比如庄子,往往能给中国古代的儒门士君子提供生存、生活的“B方案”,进则修齐治平,退则逍遥隐逸。再加上佛家的C方案,就算齐全了。不少鸿儒也要学佛参禅,修行炼丹(内丹和外丹),一方面固然是儒门士君子要拓宽感知的疆界,另一方面则是生存处境不容乐观,孔子主张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太具有可操作性。儒、释、道,在朱熹那儿,就已经熔于一炉,烩于一鼎,在大多数儒门士君子那儿,“三家门下转轮来”,就成为了必要的策略。现代人乐得承认道家“天人合一”的好处,明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是生存的王道,却总是飞奔到多欲多败的负面去。精神导师的话,比如庄子的“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很多人都故意忽略其善意的提醒,拜金主义大旗下的物欲膨胀者是这个时代的敢死队员。庄子“活”在当下,仍只能“曳尾于泥途”,但那份野性难能可贵。

第四种类型是作为文化精英“活”在当下。不管眼下的国学热是否有点虚汗淋漓,中国古代的文化精英逐渐走向前台,则是事实。当代诗歌乏善可陈,让孩子们读些古典诗词是个不错的选择,美好的山河,丰富的情感,我们仍能在回溯的过程中瞥见一斑。这些文化精英以胸怀宽广、造诣精深、底气厚实著称,屈原、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还有很多名字,他们的诗词、文章脍炙人口。当代家长致力于提高子女的文化修养,身入宝山,捡些碎玉断金,也会喜出望外。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们曾把中国古代众多的文化精英一篙扫到船下,这种虚无主义的做法不仅简单粗暴,而且缺乏起码的感恩意识,令人难以接受。试想,倘若他们自始至终未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和养分,还能写出顶好的汉文、汉诗吗?其实,人们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常识: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可以选择许多手段,但绝不可选择欺师灭祖的手段。中国古代的文化精英“活”在当下,让我们得到比较之后的鉴别:何为恶趣,何为美感?何为浮躁,何为温润?

第五种类型是作为故事人物、戏剧角色“活”在当下。一部《三国演义》就能让那么多历史人物粉墨登场,智者、愚者、勇者、怯者、诚者、诈者、忠者、奸者、善者、恶者、强者、弱者、乐者、苦者,还有许多墙头草、变色龙、两面派,均得到露脸亮相的机会,这场连轴大戏似乎从未有过闭幕的时候,更别说塌台了。人们总是能够从这部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长篇小说中学到些什么,阳谋也好,阴谋也罢,反正它能够提供许多高头讲章所无法提供的残酷的乐趣。在悲剧《霸王别姬》中,末路凄凉的项羽更可怜,也更可爱,一位悲剧制造者为何沦落到如此下场?绝大多数观众不会花费脑力去思考这个问题。在悲剧《桃花扇》中,李香君的真情至性能够“秒杀”所有委琐的男人,为何这些男人出卖灵魂比女人出卖肉体更加理直气壮?更加熟门熟路?绝大多数观众也未必能虑及这一层。“活”在故事和戏剧中的人物是幸运的,当下,正有海量的狗血剧目将他们搬上荧屏。古代暴君差不多个个开心,他们摇身一变,都成为了勤政爱民的仁君,成为了“宫斗竞赛”的裁判长,什么叫滥杀无辜?什么叫强奸民意?全都被编剧一笔勾销。

第六种类型是作为反面教材“活”在当下。比如夏桀、商纣、易牙、竖刁、赵高、邓通、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卢杞、高俅、蔡京、童贯、秦桧、贾似道、严嵩、魏忠贤、和珅、李莲英、袁世凯……同样是一数一大串。势利眼看到了什么?这些人物生前捞到了大风光、大尊荣、大富贵。尽管他们多半不得善终,悉数身败名裂,但作为反面教材,不少后人并未视之为殷鉴和覆辙,反倒是从他们身上瞟学了不少钻营、上位的技术,至于贪得无厌,鲜廉寡耻,往往能够推陈出新,后来居上。这些古人“活”在当下,在纸面上挨骂是要多一点,但有样学样的徒子徒孙却不会稀缺。

文化讲求共生共存,剥离了古就没有今,剥离了恶就没有善,剥离了丑就没有美,剥离了伪就没有真。我们强调“以史为鉴”,不仅要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而且要看清这些古人的活法,对人性的负面有更加深入的剖析和反思,光是集中火力去批判它,是不可能制造出解毒的血清的。

知人论世,不可缺少一颗包容的心,这颗心中既要有金刚怒目,也要有菩萨低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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