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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2 17:48:50|  分类: 传记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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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文人的傲骨

文人,其实也不是一律的“文弱书生”。

历史已经记录下了,由内在潜质、外在锤击及品格修养、价值取向而衍生出的正气凛然、刚烈强悍的那一类文人——傲骨文人。

                                                                                                                                             ----题记

一、傲气冲天,人头落地。

方孝孺的傲是天下闻名的。因为傲,全家老小还有他的学生九百多口人和他一起下了地狱。

当然,以死来反抗朱棣的文人,不止方孝孺。练子宁也是一个,他的文名不及方,但桀傲脾气却不亚于方。朱棣继位后,他坚决反对,被割去舌头。朱棣说:“我是学周公辅助周成王。”这时练子宁已无法说话,乃以手蘸舌血在地上大书:“成王安在?”恼羞成怒的朱棣杀了他并诛灭其九族。

二、倔强自重,清高狂狷。

坚决捍卫读书人的尊严,竟然震服了“流氓皇帝”。

历史上有不少文氓加流氓的皇帝与准皇帝,总喜欢羞辱读书人。这种时候,一些“傲骨文人”硬是坚守了节操和尊严。结果不仅没被杀头,反而被高看一眼。

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儒生郦食其求见。刘邦的卫士问明白他的身份后,对郦食其说:“沛公不喜欢儒生,只要有人戴着儒冠来见我家主公的,他常常摘下别人戴的帽子,往里面撒尿。跟这些儒生谈话的时候,动不动就骂骂咧咧,所以你不要对我家主公说你是儒生啊。”卫士通报后,郦食其就走进了刘邦的传舍,看到沛公两腿分开,坐在床上,正让两个女孩子给洗脚呢。郦食其看到这一幕,只作了个长揖却不拜,问:“阁下您是要帮助秦攻打天下的诸侯呢,还是要率领诸侯攻破秦呢?”沛公听了,骂道:“书呆子!天下被秦折磨得太苦太久了,所以当然是诸侯一起来攻打秦,怎么说是帮助秦攻打诸侯呢?”郦食其说:“如果您真心想聚集天下的英雄豪杰来攻打无道的秦,那么就不应该以这种态度来接见有知识的人。”沛公听到这里,赶紧停止洗脚,站起来穿好衣服,请郦食其坐到贵宾的座位上,向他请教。

刘邦就是个大老粗,骂骂咧咧惯了,要改也很难。有一次,陆贾要给他讲《诗经》《尚书》,刘邦又开骂了:“你家主公是在马上打下天下得来的,读《诗经》《尚书》有个鸟用!”陆贾就说:“您是马上打下来的天下不假,可是难道你还要在马上治理天下不成?如果秦始皇得到天下以后,行仁义,法先圣,天下怎么会轮得到陛下您来坐呢。”刘邦听到这里,有点醒过闷来,就恭敬地对陆贾说:“请先生为我写一本书,把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天下的道理以及古代那些成败的国家都写出来。”陆贾就写了一本《新语》献给刘邦,刘邦很高兴,大加赞赏。

也许是遗传,汉武帝对知识分子也不太礼貌。比如大将军卫青面君奏事的时候,“上踞厕而视之”,也就是坐在马桶上面接见他。丞相公孙弘陪宴的时候,皇上有时候连帽子都不戴。但如果是汲黯,皇上如果不戴帽子,都不敢出来见他。有一次,汉武帝坐在武帐中,正好汲黯前来奏事,那天皇上没戴帽子,望见汲黯进来,赶紧躲到帐中,让身边的人准许汲黯的上奏。又有一次,汉武帝召集群儒说:“我想振兴政治,效法尧舜,如何?”汲黯当面就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怎么能效唐虞之治呢?”一句话把汉武帝噎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那些日子,大臣们纷纷劝汲黯明哲保身,汲黯慨然说:“天子设公卿大臣,不是为了匡正错误难道是专作阿谀奉承的吗?我既在其位,总不能只顾个人安危,见错不说,使皇帝陷于不义之地吧。”这就是汲黯,汉武帝最怕也最敬重的一个大臣。一直到晚年,汲黯病得不行了,汉武帝还不得不起用他,任命为淮阳太守。

三、“贬”而发奋,创造奇观

官虽遭贬,继而发奋,竭力反思社会人性与制度,终创出灿烂的文化奇观。

有一部分“傲骨文人”,在特立独行、坚持原则之后,既未遭杀头,当然也未被高看一眼,而是“贬官”。但是,“官”贬,而“文”未贬。

从屈原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义了一番,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贬官,看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贬官的心态在这首诗中一览无余。当然不能说韩愈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受贬后取得的,但他相当数量的佳文不受贬那是决然写不出的。特别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没有相同的受贬经历,岂能相知如此之深?

柳宗元也是一贬再贬。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就是白居易不受贬也决然写不出《长恨歌》。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

至于苏东坡,那更是一位让人牵挂的贬官,“诗案”改变了苏东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读到《赤壁赋》这一类千古佳作。

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

四、官僚文人,群体傲世

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慨,前赴后继,止而不息,于是乎浩气贯虹,影响深远。

东汉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就是极好的例证。

第一次“党锢之祸”源于张成。张成其人神通广大,结交宦官横行不法;当他得知皇上要颁布大赦令消息,就怂恿儿子杀人。李膺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也颁布下来,但李膺不顾大赦令而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守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部郡读书人,诽谤朝政,败坏风纪。在宦官们的蛊惑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但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词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追问。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辞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在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人以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他严厉地拒绝了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在各方压力下,桓帝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做出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不久,桓帝去世了。灵帝年幼,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蕃、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蕃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启用。这样,陈蕃、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了澄清政治,陈蕃、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启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19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蕃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齐又遭了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宫女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绝无权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蕃就亲自去劝太后:“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然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嚣,全在议论宦官候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宫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他们者昌,逆他们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陈蕃、窦武便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词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禹看到奏章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并大声呼喊道:“陈蕃、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召集了17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蕃、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中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了太后,并抢走印玺,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很快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蕃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80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王甫立即下令逮捕陈蕃,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蕃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被杀死。窦武、陈蕃的家庭及学生及有牵连者都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至此,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官僚文人并未就此结束奋斗。

在宦官们杀死陈蕃、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八俊”、“八顾”、“八极”和“八厨”。在这32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蕃“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

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侯览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杀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斥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24人结成私党,“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书,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

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15年。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党锢之祸”。

官僚文人集团虽然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下,但历史影响是深远的。第一、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谁都无法抹煞;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时期也不会丧失良心和光明。第二、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之二:文人为何纵情山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这首著名的《临江仙》里,渔父的形象被赋予一种文化内涵———纵情山水、超世旷达的隐逸思想和人格的象征。

  渔父意象,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这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生活的向往。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是中国文人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莫不如散发弄扁舟,独钓寒江雪。山水田园,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灵魂获得拯救与升华。

  渔父的这种象征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辞·渔父》篇:诗人屈原流放江边。渔父飘然而至,劝他说,“圣人不为外物所羁绊,而能与世共进。既然举世混浊,众人皆醉,何不追随圣人,放弃执著,随波逐流呢?”屈原矢志不移。渔父笑笑离去,边走边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理想的康庄大道,同时也暗示着未来不可知的悲剧。对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学范畴,“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面对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国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像孟浩然、杜甫和陆游,是极想进入政治层又偏偏进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苏轼,进去了又被黜贬。

  屈原是中国文人悲剧的象征,他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争”的模式而没有危及君臣关系。所以屈原敢问天问地问神问历史而没有问君,问君会导致怀疑和否定整个文化体系。后世文人谨小慎微,更不敢胡乱猜疑了。

  儒道的隐逸观使自然山水成为中国文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隐逸流露出的是对世俗的不屑。“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的隐逸,其目在于通过隐逸方式来追求“无为”来排斥“有为”的纷扰,“有为”是不利的,会产生矫揉造作。庄子认为,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返朴才能保全性命的本原。逍遥是乐,其一乐是卸去物累的超脱感,其二乐是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的陶醉感。

  中国古代文人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老练与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于无形。隐逸者的象征———渔父,正好垂钓于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三者的汇合点上,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它使人安贫乐道;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心斋坐忘,闲适旷达;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它使人勘破红尘,化悲为乐。自然山水成为文人悲剧意识首要的消解因素。

  自然山水对文人悲剧的消解,是通过山水诗、画的创作来完成的

  朱光潜认为,山水诗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从晋宋时代陶潜、谢灵运起才形成诗歌的一种特定类型。谢灵运纵情山水,陶渊明躬耕田园,山水田园风光在他们笔下,不再是配件佐料,而开始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成为讴歌的主体。

  朱光潜指出,山水诗、山水画是交流融会、相得益彰的,山水诗人大半同时也是山水画家。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尚存于世的山水卷轴画中最早的一幅。画面生动地描绘出大地明媚的春光和游人怡然自乐的神态,桃红柳绿与小桥流水相映成趣,色彩上运用了深厚的青绿填色,既将自然山水之美展现无遗,又充分流露出仕人希冀回归自然山水的隐逸人格精神。

  山水诗画之美使中国文人实现了另一种人生价值

  隐逸生活超脱于物役物累及职业困境之外,自我意识容易得到觉醒,人生目标也随之从君君臣臣的二人关系转向了对自我的关注。当隐逸文人的精力转移到对自然与自我的观照之时,他们便发掘和体悟到了自然山水之美、人的精神气度之美以及诗画艺术之美。文人与自然的交流对话,不仅实现了自然美向艺术美的过渡,而且在艺术美的享受之中,成就了他们独立的隐逸人格精神,在艺术美的创造之中,中国文人实现了迥异于“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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