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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文学形象的审美读解  

2016-10-19 10:15:26|  分类: 视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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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文学形象的审美读解

孙建中

 

    读懂贾宝玉,理解贾宝玉文学形象的意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读懂宝玉,像理解曹雪芹一样有诸多困难。这些困难并不全在历史资料的匾乏和史迹的湮灭,而在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在世俗人眼中是难于理解的。

    生活在宝玉身边的人,血缘上靠他最近的是王夫人和贾政。在他俩眼中宝玉专在淫词艳赋上下功夫,混迹于裙钗之中,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混世魔王。位置上靠他最近的是丫头袭人,评价宝玉有三:一是动辄言死,不珍惜生命和尊重自我。二是非但不读书上进反而骂读书人是禄蠢。三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任情失正。宁国府里的尤氏也像王夫人、贾政一样是有眼无珠之人,她也曾经这样评价过宝玉:“谁都象你,真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顽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七十一回)无疑,宝玉在这些人眼中成了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至于在傅秋芳家的两个婆子眼里,宝玉则更显可笑了:“大雨淋的水鸡似的,他反告诉别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罢。’你说可笑不可笑?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咪咪的,且是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的。”(三十五回)

    宝玉在庸常人眼中,即是如此这般一番景象。

    在大观园里,具有兰心慧质的人不少。宝钗、探春即算第一类,走正统之路;王熙凤也算一类,走极端利己之路;林黛玉是这种人的第三类型,和宝玉默然认同,表现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异端,且不思己“过”,不谋与世人相偕。这三种人都没有轻率地骂过宝玉,她们或深或浅地窥见和走进了宝玉的精神世界。

    在宝玉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宝玉在利害关头却总是先想起别人。人生事业,是需要时时盘算的,而宝玉却不问生活在大家族中自己的使命是什么。芸芸众生,上下内外,尊卑有序,而宝玉却偏偏不守繁文缛节,惟求怡情悦性。与异性交往,重在真情真义,绝非皮肤淫滥之徒。袭人曾说宝玉是“无事忙”, 宝玉忙饯花、祭花,忙结社、吟诗、作赋,忙黛玉、晴雯。这就是宝玉的精神世界:物我相通,人我平等,不计功利,唯美是求。

    然而,在那个社会里,追求这些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更与世俗的价值观念相背离。春天的花美,女孩子的青春美,人际关系的纯洁美,这些算得了什么?随着光阴东逝了,随着秋风飘零了,随着物事湮灭了,只有“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袭人如是说。

    就宝玉所处的内外环境而言,科举取仕,被众人视为他唯一的“阳关道”。而宝玉却决绝此道,这与曹雪芹在书中的对贾雨村人生道路模式的彻底否定,相谋相合。

    贾雨村出身贫寒,却仪表堂堂,才智不凡。虽中科举得来一官半职,却因不识仕途诡道被人参了一本,削职为民。黄缘贾府贾政之后,又巴结王子腾,复旧职。从此深懂圆通之术,见风使舵,金蝉脱壳,出卖良心,恩将仇报,丧尽天良,于是官越做越大,直到吏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谓位极人臣,炙手可热。对雨村而言,除了有“伴君如伴虎”的颤颤惊惊之外,还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惩罚,“意悬悬半世心”,在人格毁灭之后,又被削职为民,这次是险些丢了性命。

    书中宝玉,厌恶雨村,骂此类人为禄蠢,并坚决不与此类人为伍。这表明了宝玉对科举道路的否定,相对于宝玉的小小年纪而言,这一选择带有自觉性甚至先验性的特征。而曹雪芹否定此“阳关道”,则是建立在对封建社会复杂关系的冷静观察和反复思考基础之上的。宝玉虽未沐官场的凄风苦雨,雨村却成了一个样板,两相对照,谁能说宝玉决绝仕途的思想不是曹雪芹分析人生社会的结果呢?贾府中只有贾政,久在险途,却盲人瞎马,在抄家时欲求雨村又被踹了一脚,是可怜可悲还是活该呢?

    曹雪芹通过贾雨村的人生道路,虽未明言而明言,虽未宣言而宣言:贾雨村式的那条自毁毁人之路不可走。宝玉走科举之路,难免雨村的结局和下场。至此,我们大概对宝玉的“不务正业”有了些许赞同,这正是作者运用“写此注彼”的手法,在对比性的艺术描写中所期以达到的效果。宝玉没有走封建大家庭为他安排的光宗耀祖之路,而是从此走上了反叛的不归之途,任凭贾政棍棒交加,任凭袭人娇嗔骗劝,任凭宝钗、湘云絮絮叨叨,宝玉不为所动。如此坚定的信念,因为坚定而显得成熟,显得耀眼夺目。

    不走科举取仕之路,那么,宝玉意欲何为?

    仔细观察宝玉在贾府内外的活动,我们会发现他与贾府内部的男性角色保持着谨小慎微的关系。你见过宝玉和贾环、贾兰一块嬉戏、玩耍吗?你见过宝玉和贾琏一同做事吗?你见过宝玉对于贾赦、贾政的主动依赖和敬畏吗?宝玉可以和秦钟交游,可以和薛蟠、冯紫英共饮,决不会寻机会和贾赦、政、珍、琏、蓉多说半句话。甚至,贾宝玉对于荣宁二府还保持着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似乎贾府的荣辱枯败、兴衰交变与己无关。一个有意义的场面是,十六回元春晋封贵妃,这是贾府兴隆盛事,当大家欢乐无比时,宝玉却无动于衷。至于“贾母等如何谢恩,如何回家,亲朋如何来庆贺,宁荣两处近日如何热闹,众人如何得意,独他一个皆视有若无,毫不介意”。实际上,宝玉的这种局外人心态,实在是无可奈何的、舍此无他的选择。贾府内部的紧张关系,王熙凤曾有一段“好评”:“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爷们也一样——笔者注),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点火’‘站干岸’‘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十六回)难怪一遇是非纷争宝玉总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是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就是模糊敷衍,不愿追根到底。宝玉在贾府貌似地位很高,实则是无半寸权力,甚至他连插言说话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其它了。试问,宝玉能指责贾珍贾蓉父子娶尤二姐吗?宝玉能干涉贾赦欲收鸳鸯、强夺古扇吗?宝玉能劝说贾琏珍惜平儿、不渔猎女色吗?宝玉能反唇相讥贾政既然少小“酷爱读书”、喜欢诗文,却为何每到用时又黔驴技穷、斯文扫地呢?宝玉能阻止贾琏、王熙凤放高利贷吗?

    依宝玉的个性、志趣而言,宝玉不会充当管家婆的角色。排除年龄尚小这一点,还因为他并不强有力。那么换一个角色是否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呢?且看凤姐,不可谓不精明强悍,不可谓不心狠手辣,不可谓不尽心尽力,到头来不过如鸳鸯所评“治了一经损一经”(七十一回),最终“机关算尽,反算了卿卿性命”。

    宝玉没有混迹于贾珍、琏、蓉辈之中,是因为志趣迥别;宝玉不屑于贾政训子的堂皇说辞,是因为他别有追求。那么,宝玉的志趣、追求是什么呢?宝玉,又欲何为?

    贾府内外充斥种种丑恶、罪恶,贾宝玉与它们拉开了距离。而在大观园中,宝玉却深深地被种种美景、美人、美时所吸引,留恋于此,忘情于此,陶醉于此,伤感于此。

    我们有理由相信曹雪芹是美的观察者、欣赏者、表现者、崇拜者。在大观园中,宝玉是这些美景、美情、美人的享受者、赞叹者、沉醉者,其他人或为名来或为利往,绝没有宝玉这样的闲暇和心情。就此而言,宝玉没有被虚名浮利所俘虏所异化,依靠受之于天的自然本性,和大自然同呼吸,和同样没有受到尘世污染的女孩子同悲欢,谁又能说宝玉不是贾府中最幸福的人呢?至少宝玉没有辜负这人间的良辰美景…… 这里的美情美景都不如林黛玉的美,她没有宝钗赤裸裸的功利心和莫测深浅的城府,她没有湘云的憨直浅露和缺乏含蓄,她不像晴雯那样锋芒逼人,不像袭人那样步步为营、精心图划。所以宝玉深爱着纯净得像水晶人儿一样的黛玉。可以说,黛玉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深爱着宝玉,他们之间演出了一场感天动地的、绝唱般的爱情悲剧。

    可是,曹雪芹并没有把《红楼梦》 写成“美人画廊”、写成“四季风景图”、写成“美物博览会”。在对美的描写背后,曹雪芹和贾宝玉一样,对于美的好景不长、稍纵即逝而无限伤感。本来,春花秋败,青春易老,人情莫测,是生活常识而人人知之的,但宝玉却偏偏弄词作赋,欲求挽留,最终落得对空长叹!《红楼梦》 的魅力之一正在这里,曹雪芹以美对抗庸俗、以美反抗虚无、以美沐浴人生,是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的,虽然这一理想如黑夜中摇曳的星星之火,在别人眼里微茫难求,而曹雪芹、贾宝玉却有一种顽强的执着,执着于对美的强烈追求,执着于一种至死不渝的美的信仰。随着抄检抄家,美离大观园而去;随着宝钗熏心利欲的滋长,美离杨妃而去;随着人情分定,探春、湘云之美再不能为人共享;随着倾轧日烈,晴雯、黛玉香销玉陨;尊重现实的曹雪芹看到了美的悲剧的时代必然性,然而《红楼梦》何尝不是一首美的挽歌,曲终人散,残月一轮,“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但是,人是万物之灵,智慧却承受着美被毁灭的痛苦。至此,我们似乎理解了宝玉在默默中的祈求:来生“再也不要托生为人。”面对丑恶人世,贾宝玉义无返顾,这是对现实扭曲美、压抑美、毁灭美、销蚀美的强烈抗议。宝玉是“向死而在”的。

    《红楼梦》中的宝玉的主要活动是在他的十五岁左右,这样的小小年龄却常常言及死。最显著的是在三十六回向袭人说的那次:“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 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也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看来,宝玉是不怕死的,甚至他还希望死在姐妹们离散之前,他仿佛已参透人生,达到了大彻大悟的境界。那么,宝玉的生命是否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了呢?不能说没有。一次是贾政立意要打死他,虽然是在情急之中,贾政的意识却明晰,决心也坚定,与其他来日“拭父拭君”,不如今日一绳勒死他。这里贾政实在是高估了宝玉存在的异端性和叛逆性。另一关是宝黛的爱情考验。如果说前者的危险是一种外力的强加,那么后者则有可能从内部、内心摧毁两个脆弱的生命个体。

    宝玉的数次或“疯”或病,均已危及生命,原因大多与黛玉的去留、婚配有关。贾母是明眼人,却故作不知,实际上是内心反对。王夫人、王熙凤,为了能和将来的宝二奶奶结成一党,当然希望王夫人妹妹薛姨妈的女儿宝钗入选,有八面玲珑的宝钗在,当然不能首先考虑外姓人兼性格孤僻的林黛玉。薛姨妈虽说要给黛玉的婚姻做主,却到处散布金玉良缘说。在第五十七回中,更是虚情假义地安抚黛玉,用缓兵之计把宝黛那已闹得满城风雨的生死依恋在处心积虑中大化小、小化无了。

    宝玉生命中的最大阻滞因素终于演化为爱情失败的沉重打击。这打击是致命的。试想,宝玉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爱情之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所谓事业,不过是封建社会所规定的千篇一律的人生道路,是从虚幻走向毁灭的恶性循环;所谓家庭,父母、兄弟心灵相隔、志趣迥异、人情冰冷;所谓良辰美景,也如“落花流水春去也”,好景不长,徒增遗憾、伤感!这就难怪宝玉也对人生持决绝态度了。联系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之后所说的“我便一时死了…… 亦无足叹息”和常对黛玉说的化灰化烟的话,宝玉是愿为美为爱情而殉身的,这也并非一时的冲动之言,而是深思熟虑的。

    并不能说,宝玉和林妹妹的爱情体验是纯粹的愉悦,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而其中所夹杂的难于相互理解、相互沟通、不能自由实现的痛苦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如下:一是社会因素。宝玉和林妹妹的关系难以被认可,不能完全看作是“金玉良缘”的说法在干扰、阻挠,更重要的是,宝玉和林妹妹的那些相同的异端思想、行为相汇合、凝聚,极有可能给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等所竭力维护的家族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冲击。所以,不管宝玉和林妹妹在园子里怎样几起几落的大闹,怎样明白无误地向人显露,均不能被上述诸人认可。所以,把宝玉和林妹妹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看作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思想对立即异端和正统的对立一点也不过分。正因如此,林妹妹才感到“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宝玉对此也有共鸣,他们的生存意志受到了严重压抑。二是文化因素。林妹妹的个性和心理品质是传统文化的结果,一方面,从需要的角度她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要表达、要求证、要印证、要回应;一方面,又在现实中竭力掩饰、掩盖、模糊、隐藏这种感情,甚至把宝玉的回应和真情的表达看作是对自己的轻慢、欺侮,所谓“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即此是也(二十九回),这就堵塞了两人由心心相映到团结一致、共图良策期以成功的可能性。就此而言,谁能说这不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苦果、一种悲剧呢?三是个性因素。黛玉的过分闭锁、多疑的性格带有自我摧毁的性质,而宝玉“爱博”(鲁迅)的难改习性也让黛玉无所适从,黛玉不是抱怨宝玉“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吗?

    爱情失败的打击对于宝玉来说并不是最后的打击。在后四十回中,宝玉在骗局中和宝钗成婚,两人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无爱情的婚姻又建立在黛玉冤死怨魂之上,对于宝玉来说婚姻更无幸福可言,这也许是对宝玉的最后一击。

    宝玉离家出走了,被一僧一道挟走,这就是宝玉故事的结局。如以前宝玉所言,当和尚了吗?宝玉平日里可是毁僧谤道之人呀!与其说宝玉因情悟道,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倒不如说宝玉是追随美而去。宝玉的故事并不是演绎了佛家的教义真理,也不像本世纪初王国维依据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 所作的评论,所谓“灭绝生活之欲”“寻求解脱之道”“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是宝玉形象的意义,这两种这说法的以偏概全是明显的。若仅以宝玉出家为立论根据,那将更明显地沦为一种皮相之论。透过宝玉,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那位伟大的文学家曹雪芹。

    在“曹学”研究中,由于曹雪芹在可信的正史中和官方资料中没有记载,而民间记载又多有分歧、矛盾之处,以致于我们连曹雪芹的父亲是谁、曹雪芹的生卒年及婚姻、子嗣等情况都无法确切知道。这为我们研究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人生经验、审美理想可能给《红楼梦》作所发生的影响,带来了困难。但曹雪芹毕竟给我们留下了《红楼梦》,“世远莫见其面,规文辄见其心”(刘勰),这种“沿波讨源”(刘韶)的方法不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研究曹雪芹美学思想的途径吗?

    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新传》中,这样塑造了曹雪芹的形象:“第一是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潇洒开朗的胸襟,能使他的谈话挥挥霍霍,喜笑怒骂,意气风生。这就是古人所谓‘雄晚大谈’,听之使人神旺、色动的那种谈话。第二是他的素喜诙谐,滑稽为雄,信口而族,不假思索,便能充满幽默和风趣,每设一喻、说一理、讲一事,无不使人为之捧腹绝倒,笑断肚肠。第三是他的自具心眼,不同流俗,别有识见,如鲠在喉,凡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他就和你开谈设难,决不唯唯诺诺,加以他的辩术无碍,口若悬河,对垒者无不高树降蟠,抑且心悦诚服。第四是他的傲骨狂形,疾俗愤世,凡是他看不如眼的人物事件,他就要加以说穿揭露,冷讽热嘲,穷形尽相,使聆者为之叫绝称快!”(外文出版社1992 年版第228-229 页。)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周策纵先生也有相似的见解,认为曹雪芹颇像魏晋时期的阮籍,才华卓异,自命不凡、遗世独立。(参见周策纵《弃园文粹》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77 -81 页)

    两位周先生从传记学的角度对曹雪芹的研究与我们对贾宝玉的分析有很多叠合之处:宝玉的似疯似癫,是不是曹雪芹的豪放不羁呢?宝玉的似痴似呆,是不是曹雪芹的大智若愚呢?宝玉的万人皆谤,是不是曹雪芹的不合俗流呢?宝玉的万物互答,是不是曹雪芹的一片诗情呢?宝玉的命运遭际,是否包含有曹雪芹的人生缩影?回答无疑是肯定的。换言之,宝玉的形象意义不仅是整部《红楼梦》的思想纽结,而且还是解开曹雪芹美学思想、社会理想之谜的一把钥匙。在宝玉身上,凝聚着曹雪芹对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反思,作者赋予这一形象以理想的形式和色彩,不幸的是作家又看到了这一形象在封建时代、在现实重围中的力量弱小和无法突围,以致于最终归于毁灭。从宝玉形象的意义看,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曹雪芹期待着社会的新生,期待着有别于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新的人生追求的实现,而这样一种追求由于彻底摆脱了现实中的功利主义、贵贱等级观念、自我独尊等落后意识,而显得与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如,曹雪芹也被看作是难以与时代合拍的如陶渊明、阮籍、秘康、苏轼一样的人物。实际上,从宝玉形象塑造的更深刻的意义上看,曹雪芹与那些前代与现实发生龃龉的历史人物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曹雪芹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理局限和文化性格,从对现实关系的深刻洞察、分析、思悟进而在小说的描写中给予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扼杀个性自由、创造精神以深刻的抨击。曹雪芹认为自己处于一个社会末世时代,旧的社会大厦行将崩溃,往日的辉煌已荣光不再,处于生活浊流中的人们,个个嗜痴若癖,唯利是图,蝇营狗苟,物欲横流,面对江河日下的世事人生,曹雪芹以先知先觉的敏锐触觉,在小说中深刻地暴露了末世社会大厦的蛀梁蛆虫的种种丑形并通过艺术描绘呈现了它必然崩溃的内在逻辑。而《红楼梦》之所以不同于其它暴露小说、讽刺小说,重要的是在于他成功地塑造了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作家对于宝玉那样一种唯美唯情、平等待人、向往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肯定,显示了作家对于未来社会人生的期望。与同时代一样优秀的小说作家如吴敬梓、李汝珍等相比,曹雪芹对正面理想的描绘无疑更全面、更具体、更深刻、更生动。尽管小说是以悲剧为结局的,但作者对这一理想境界的核心人物——贾宝玉的一腔热情,业已由一种精神力量转化为一种物质力量,成为鼓舞人的力量。因此,我们说宝玉文学形象的意义不是逃遁,不是忏悔,不是解脱,而是一种昭示,一种希望,一种抗议。在这里虽然作者没有直接提出社会变革的政治要求,但这一要求潜在地寓于作者对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无可置疑的否定中。宝玉之所为,乃作者之所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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