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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2016-10-19 10:16:25|  分类: 视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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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的性格特点和他的恋爱婚姻悲剧

吴组缃

 

    对于《红楼梦》,向来有人认为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写贾宝玉的恋爱婚姻悲剧,一个是写封建统治阶级家庭的崩溃。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这不像鸡蛋那样,可能有双黄蛋,它是一个黄,一个主题。《红楼梦》主要是通过主人翁的恋爱婚姻悲剧,说明产生这个悲剧的客观原因。作者的认识能力非常高,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继《水浒传》后的又一个高峰。首先不是因为《红楼梦》的技巧好,不是因为作者有非凡的艺术才能,而是因为认识能力高,看问题跟人家不同。他看出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不简单,根子扎得很深,很广。为了交代客观的社会根源,有必要描写社会环境,描写家庭及其内部的斗争。作者就是通过社会环境来表现贾宝玉的恋爱婚姻悲剧的,因此不是两个主题。假如把以家庭为主的社会环境同恋爱婚姻悲剧割裂开来看,就会削弱《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削弱对作者伟大认识能力的估价。

    讲到恋爱婚姻悲剧,并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两个悲剧,一个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这是恋爱关系,这个恋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说明的是一种社会问题;另一个是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关系,这是婚姻关系,这个婚姻也是个悲剧,这个悲剧同贾、林的恋爱悲剧有不同的意义,说明了当时社会另外方面的问题。这两个悲剧以贾宝玉为中心,作者从这两方面来挖掘悲剧的根源:一是从客观的社会环境方面,一是从当事人的思想性格方面。作者对人物性格论掘得很深,在这方面,无论中外的古典文学,都还没有能超过《红楼梦》的。国际上也承认这一点,推崇为经典杰作。唯其性格挖掘得深,对悲剧的根源也交代得深。另一方面是客观原因和社会环境。这个客观原因和社会环境联系得很广,也挖掘得很深。唯其对社会环境描写得广泛而深刻,对悲剧根源也就挖掘得深刻。话是这么说,但不要引起误会,以为悲剧的根源有两个——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在哲学上讲就是所谓二元论。因为当事人的性格也是客观环境养成的,作者一方面描写性格,同时就描写产生这些性格的社会原因。因此,归根结蒂是一个原因,即社会原因。人是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的思想性格也是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都是《红楼梦》的主要人物,而贾宝玉更是中心的主要人物。这里,我们先来谈一谈贾宝玉的思想性格。

    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是在他的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中一步步地发展的。贾宝玉性格的要点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平等待人。在封建社会里,男性有特权,统治阶级以男性为主。一方面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统治阶级压迫者,一方面是被统治阶级被压迫者。在《红楼梦》中,后一方面的人主要就是一些女孩子,大大小小的丫头们。在这两方面的矛盾斗争中,贾宝玉是坚决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同情她们,爱护她们,平等地对待她们。贾宝玉面对的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环境。《红楼梦》写的是日常生活,但通过这个日常生活,反映了家庭骨肉之间尖锐的阶级斗争。所谓“杀人如草不闻声”,宁荣二府中是充满了血债的。没有枪,没有刀,可是不知逼死了多少人,这些人都是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贾宝玉从小就说这样的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这是客观环境在一个聪慧敏锐的小孩子头脑中的反映。客观环境使他感觉到男人的肮脏,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纯洁善良、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则对他有很自然的影响。因为贾宝玉从小在这些女孩子中长大。这些姑娘都是城市和乡村中劳动人民的女儿。同贾宝玉最亲近的几个丫头,比如袭人,就是城市贫民的女儿,家里穷,没有饭吃,几两银子卖给了贾家。又如晴雯,连她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是赖大家买来作为礼物送给贾母的。这些是外面买来的。还有一种丫头属于“家生子儿”,是一世世代代的奴才。例如鸳鸯的父母亲都是贾家的奴才,鸳鸯的父亲在南边给贾家看房子,鸳鸯的母亲死了,想回家去看一看都不可能。另外,还有从苏州买来的唱戏的小演员,如芳官、药官、葵官等等。这些女孩子在大砚园中占了绝大多数。不管这些丫头们的性格怎样,思想上受封建阶级的影响也有深有浅,可是她们的客观条件是共同的:第一,她们都有一个悲惨的充满血泪的身世;第二,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生命毫无保障,要把你配小子就配小子,逼死了就抬出去埋掉;第三,未来的命运不可捉摸。贾宝玉从小受她们照料,在这些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女儿身边长大。过去有人认为贾宝玉的性格没有什么进步的地方,成天跟女孩儿厮混,是个“淫棍”;现在这样的意见少了。但是还有人怀疑,说贾宝玉生在富贵之家,从不参加社会活动,又怎么能产生进步思想?他们忽略了贾宝玉身边绝大多数都是被压迫的丫头,而且多是不顾一切敢于起来斗争的丫头。统治者不把这些丫头当人看,甚至看得连鸡犬都不如。而贾宝玉却尊重她们,同情她们,爱护她们,平等地待她们,在两相对立的矛盾斗争中,坚决地站在她们的一边。对于统治阶级认为最卑贱的人,贾宝玉却评价极高,看到她们品德的美。这是两百年前中国封建社会中不大可能有的进步思想,是曹雪芹塑造出来的理想的典型。对于士大夫,贾宝玉最瞧不起,斥之为“禄蠹”,他就乐意跟丫头们在一起。本来丫头是服侍他的,结果成了他服侍丫头,丫头们骂他,他也不生气。晴雯就骂过他:“你这个人一天不忖你几句就过不去。”贾宝玉否定自己出身的阶级,例如初会秦钟,他就痛恨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他认为女孩儿最珍贵,男人都是“浊物”,这种偏激的感情在当时环境下是了不起的进步。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描写这样一个贾宝玉。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中,贾宝玉坚决拒绝站在统治阶级这边,而且把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同这些女孩儿的生活幸福问题相联在一起。

    封建统治者从小就给贾宝玉安排好了一条封建主义的道路。贾宝玉拒绝往这条道路上走,越长大越坚决。他厌恶科举,厌恶所谓“经济学问”,愿意同被压迫者死在一块。他企图整个否定封建主义的道路,他的那套思想破坏了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所以他一点不讲究封建礼法。怡红院中要是没有外人,关起门来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天地,虽然袭人有时不免劝说几句。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写小姐们走后,丫头们脱了大衣服,胡乱地混坐一起,毫无顾忌地吃喝玩乐起来。半夜三更,大家喝醉了酒,笑的笑,唱的唱,简直无法无天。脂砚斋评道:吃酒没有这样吃的,祝寿也没有这样祝的,这是怡红院的特殊风俗。贾宝玉这样的进步思想已经形成了体系:他不是偶然的平等待人,也不是偶然的同情和爱护被压迫者,他否定礼教,否定科举,否定整个的封建制度,他的性格要点,是初步的民主主义者的性格和思想的具体表现。他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不仅是口头上说了,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行动中。这在两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不能不说是一个崭新的人物。他不同于古代的具有民主性的人物性格,也不同于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性格,而是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崭新的人物。在《红楼梦》以前的文学中,无论是戏曲和小说,都没有这样成系统的进步人物。在历史上,明末清初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但是也没有象贾宝玉那样的行动。作者以他敏锐的感觉,进步的思想,概括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寄托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光辉的“新人的典型”。两百多年来,《红楼梦》脍炙人口,一直为读者所喜爱,首先不是因为艺术技巧高,而是由于作者有高度的认识能力。他能够从日常的现实生活中挖掘具有深刻意义的东西,经过观察、体验,创造出全新的典型。作家的伟大也在于此。

    由于贾宝玉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决定了他一定爱林黛玉。林黛玉的性格又是怎样?作者写得很简单扼要。林黛玉出身于没落贵族,她的祖上是侯爵,清制侯爵袭三代,传到黛玉的祖父时皇上加恩增袭一代,到林如海就没有世袭,是真正的科举出身,书香门第。作者写林如海就是为了写林黛玉。写林如海是个正派的读书人,夫人亡故后也不再续娶,膝下只有一个独养女儿。子孙不盛,这在封建时代是个严重问题。林家没落,子孙不盛,唯一的姑娘只好送到外婆家去。外婆家可是个国公府,公爵在贵族中仅次于王,门第显赫。第三回写林黛玉初进贾府,这个小姑娘全身的每个神经细胞都竖在那里,紧张得要命,唯恐被人家耻笑,不敢多走一段路,多说一句话。谁叫她出身门第低微呢。

    不久,林如海也病死了,这时的林黛玉就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女,同丫头们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一个身世和经历的姑娘到了贾家,就自然地形成子一个同贾家环境相对立的性格:生性好疑,脾气很大,说话很尖锐,动不动流眼泪,随时随地警惕着,怕被人瞧不起,怕被人踩在脚下。假如林黛玉没有外婆,就会同甄士隐的女儿英莲一样。脾气大也好,流眼泪也好,都是她的斗争形式,表现了她的性格同所在环境的矛盾对立。

    作者安排了一个很突出的情节——葬花,来描写林黛玉的性格。林黛玉从落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花象自己一样的纯洁美丽,而自己所处的环境象污泥一样的肮脏,花谢了终究要落到污泥里去,所以怜花就是自怜,葬花就是自葬,写葬花就是写林黛玉的性格要点,经过场面的烘托和情节的概括,把林黛玉的性格突出地描写出来了。薛宝钗不会去葬花,史湘云也不会去葬花,她们没有这样的感触。只有林黛玉这样身世、处境和性格的人才会去葬花。

    对处在被压追地位的女孩子的广泛同情和爱护,是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环节,他把对被压迫的女孩子的深刻同情集中起来,倾注在林黛玉身上,结成生死不渝的爱情。可以这样说,贾宝玉对被压迫者的爱护和同情,是他和林黛玉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这说明他爱林黛玉是从民主主义思想出发的,是以民主主义思想作基础的。就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贾宝玉要爱林黛玉,身体瘦弱,有肺病,脾气又大,哪一方面也比不上薛宝钗。他们不了解这一点,即贾林二人的爱情是有思想作基础的。在《红楼梦》以前写爱情的小说很多,但从来没有写以思想为基础的爱情。贾宝玉同林黛玉爱情的成熟阶段,也是贾宝玉思想的成熟阶段。这可以拿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为标志。这一回开始写史湘云受了薛宝钗的影响,也来规劝宝玉,要他别老在女孩子队里鬼混,“也该会会这些为官作宦的,谈讲谈讲那些仕途经济。”宝玉听了立刻说:“姑娘请别的屋里坐坐罢,我这里仔细腌臜了你这样知经济的人。”闹得史湘云下不了台。我们知道贾宝玉最尊重和体贴女孩子,可是在这种关键问题上,他却毫不留情面。下面袭人接着说:“……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见他走了,登时羞的脸通红:说不是,不说又不是。——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得怎么样、哭得怎么样呢!”宝玉接着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就是贾宝玉的原则性,一点儿也不含胡。这些话正好被黛玉无意中在门外听着,心里又惊又喜,又悲又叹,不好意思进来。接着宝玉出门,赶上黛玉,倾诉肺腑,这时,他们的爱情达到了白热的地步。作者描写他们爱情的成熟,同贾宝玉的思想成熟是一致的。这种以思想为基础的爱情是古代文学中从来没有的。张生爱莺莺,梁山伯爱祝英台,他们的思想基础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一见倾心;而贾宝玉是爱林黛玉的思想,身体差一点,脾气坏一点,这没有关系,首先要思想好。林黛玉身世飘零,一无所有,这是她为贾宝玉所同情的客观处境,林黛玉心灵的纯洁,在贾宝玉看来就是美。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因素,作者写林黛玉不是孤立的一个人,而是概括、集中了使贾宝玉感动、同情和爱护的女孩子们的客砚要点和主观要点。因此,他们的爱情是根深蒂固的,生死不渝的。

    同贾宝玉一样,林黛玉的性格一方面有民主主义,另方面还是有局限性。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抓住自己头发离开地面,在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下,有些东西她是无法摆脱的。贾宝玉有感伤主义,他对前途不是很有信心。林黛玉更是如此。我们不能把封建思想的束缚仅仅看作是外在的,在林黛玉的头脑中还有严重的封建思想。他们热烈地进行自由恋爱,迫切地要求婚姻自主,可是仍旧等待着家长给他们订婚。有人说怡红院、潇湘馆的财物不少,为什么不收拾收拾跑掉了我们说,他们思想中有落后的一面,受它紧紧的束缚,他们不会跑,也不可能跑。存在决定意识嘛!如果问这是阶级的局限,还是时代的局限,我们说两方面都有,而主要是阶级的局限。林黛玉实际上在搞恋爱,可是口头决不承认,贾宝玉一说我们在相爱,她立刻生气,放下脸来斥责宝玉。尤三姐就不是这样,她公开声明婚姻要由自己作主,对象要由自己选择。智能这个小尼姑,除了封建束缚外,还有一层宗教束缚,可是她就敢私奔到秦钟家里去。至于林、贾二人,不但不敢私奔,而且连想也不会想的。所以我们说主要是阶级的局限。林黛玉虽然是个一无所有的孤女,可是还有一个外婆,过的还是小姐的生活,封建小姐自尊自贵的意识还是很浓厚的。自己束缚自己——这就是林贾两人爱情悲剧的思想原因。当然,在那样的条件下,这一爱情悲剧还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它具有着深广的思想意义与社会意义。

    对于薛宝钗,作者同样写得简单扼要。她家是皇商,给皇帝当买办,在封建时代,商人没有社会地位,薛家虽然是皇商,但作为豪门,政治地位此不上贵族。《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豪门,薛家排在最后,大概也因为政治势力差。作者写薛家,首先写薛蟠为争英莲(后来改名香菱)打死冯渊,出了人命。书中轻描淡写,好象化几个钱就可完事。其实也要看具体情况。封建社会的官府草菅人命,视为常事,但你得有政治势力做靠山,不然还是要偿命,弄得你家破人亡。所以薛家母子三个——薛姨妈带着宝贝儿子加上薛宝钗,要进京去投奔贾家。不这样做,后来贾雨村就不会徇私断案。书中写薛蟠进京有四条原因:一来送妹候选;二来望亲;三来亲自入都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四来游览上国风光。对薛蟠的性格我们是完全了解的,他不可能有这样一套精密的想法。第一条送妹妹候选,他不会有这样高明的主意;第二条探望亲戚,他不会关心这些事情;第三条整理店务,更不放在他心上;倒是最后一条“游览上国风光”才是他真正的意图。头三条都不是薛蟠的主意。所以要上京,是薛家的家庭现状提出的要求。送薛宝钗候选就为争取政治势力。在封建时代,一般善良的父母都不肯把自己女儿往深宫里送,牺牲女儿的终生幸福来谋求富贵。《聊斋志异》中的《竇氏》、《刘夫人》以及川戏《拉郎配》都写了这方面的情形,为了逃避选入深宫,硬把十一二岁的幼女往外送。薛家却不是这样。作者写这一条就是贬薛家,同时也点出薛家的阶级本性——他们缺乏政治势力,现在闹出人命案,迫切要求政治势力的支持和庇护。关于候选的事,以后撇开不提了。姨妈是控制不住也依靠不上薛蟠的,薛宝钗才是薛家的灵魂和主宰。薛家如果没有薛宝钗,很难想象将怎么办。所以薛宝钗是不能真的进宫去的。到了北京,薛家投奔贾府,很快他们就发现国公府也挺不错,尤其是有贾宝玉这样一个有希望的人。

    薛家在京中有很多房子,本来,完全可以住到自己家里去,俗语说,“探亲不如访友,访友不如住店”,自己家有漂亮房子,为什么非跑到贾家去住?而且简直是赖着不走!作者先把他们安排住在梨香院,呆了一个时候,又把他们迁到东北角上另一个小院子去,让出梨香院给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唱戏的女孩子住。作者写薛家住在贾家的前后情形,连搬了一次家也不漏掉,实际上是暗示薛家不肯走:你把我安排在梨香院住,我没有意见;你要我搬出梨香院让给唱戏的女孩子住,我也不生气。林黛玉起反感的东西,正是薛家迫切需要的东西。林黛玉深深感到被政治势力压得慌,而薛家则时时刻刻在争取。

    这里提个问题,贾宝玉那块玉,作者硬要写成从妈妈肚子里带来的,这是神话,我们没有办法。那么你写薛宝钗的金锁又是哪里来的?他一会说是和尚给的,一会儿又说那锁上的八个字是和尚给的,又说什么命里注定必须有玉的才能配。我们知道,只有贾宝玉才有玉。又如,作者写薛宝钗从小不爱花儿粉儿,平常穿半新不旧的衣服,连周瑞家的送去宫花她都不要,转送给了别人,可是那把沉甸甸的金锁,为什么老是挂在胸口?薛宝钗自己也说冷冰冰的。第八回写宝玉宝钗二人互看玉锁,宝钗拿着那块宝玉,把“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字念了一遍又一遍,旁边莺儿接着说:“……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原来不知道有金锁这回事,听莺儿这么说,才要求薛宝钗给他看看金锁。这一回在脂砚斋八十回本中叫做“看金锁姻缘微露”,实际上就是求婚。在封建社会,从没有女家向男家求婚的,何况林黛玉来在薛宝钗之先,同宝玉的成情很好,又是贾母的外孙女。因此,非得让自己姑娘有把金锁,扬言必须有玉才能配亲,并且还要找机会显露这把锁,这不是求婚是什么?

    有人说,薛宝钗一脑袋的封建思想,是个典范的封建淑女。我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且看《红楼梦》如何描写。在二十二回以前,作者写薛宝钗老是跟着宝玉转,每当贾宝玉、林黛玉在一起时,紧跟着总是“宝姑娘来了”,用北京的土话说,叫做“夹萝卜干儿”。论理,象宝钗这样的人,应该成天跟着李纨、迎春、探春、惜春等人才是,现在成天跟着宝玉转,这又算得个什么封建淑女!当然,我不是说薛宝钗就没有资格同贾宝玉恋爱,但你不要嘴上一套,心里又是一套,搞得贾宝玉很腻烦。此如有一次贾林两人正闹别扭,宝钗在旁不走,宝玉就撵她去陪贾母打牌。贾林两人有一阵子老是吵嘴,而且越吵越凶,主要的矛盾就是“金玉良缘”之说,许多吵闹都是从这引起的。

    从二十二回起,情况有所变化。贾母喜爱薛宝钗“稳重和平”,要给她做生日。这天王熙凤问贾琏按什么样子做生日。这里作者怕读者不注意,因为书中写过生日的事情很多,点明这不是普通做生日,而是贾母看中了宝钗,所以这个生日就有特殊意义。

    到二十八回,薛宝钗开始有主意了。她不再老是跟着宝玉走,她有意识地讨贾母等人的喜爱,贾母要她点菜。她就点老太太爱吃的甜食;要她点戏,她就点吉利热闹的戏。元妃发出灯谜来让大家猜,明明很简单,她偏装猜不着,东猜西猜,最后才猜出来,这也是为了讨大家喜欢。二十二回前,她只讨贾宝玉喜欢,这时则左右开弓,要两面派,既讨贾宝玉喜欢,又想方设法讨家长喜欢。讨贾宝玉喜欢主要是显示自己的才学,让宝玉佩服她。

    二十八回以后,薛宝钗又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她不可能两方面都讨好:家长喜欢她,贾宝玉就不喜欢她;讨好了家长,就不能讨好宝玉。这一回写元春送礼物,送来的东西宝玉同宝钗的一样。宝玉问:“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袭人回没有错,“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着签子的。”这里作者告诉读者,这份礼物有其特殊意义,就是通过给礼物订了婚,只是没有明白宣布而已。这个地方也要对薛宝钗怀疑怀疑。果真是一个封建淑女的话,拿到这份同宝玉一样的礼物就应该害羞。她多的就是一挂红麝串,照说应该装进箱子里不拿出来,何况当时正逢炎夏,宜于戴翡翠、玛瑙之类的光溜溜的饰物,她却公然戴上一挂挺不舒服的红麝串,毫不害羞,反而自豪。这无异于当众炫耀自己的胜利,夺得了锦标。一上来跟着宝玉转,然后又两面讨好,最后就一边倒,再不怕你贾宝玉不喜欢我。在二十八回前,薛宝钗没有批评过贾宝玉,从这时起,她就政于进“忠言”了。葬宝钗是实利主义者,什么事情对自己有利就干,这时她已没有顾忌,开始批评贾宝玉,一边倒向封建主义的怀抱中去。

    《红楼梦》前四十回,主要写贾宝玉和林、薛二人的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贾宝玉同林黛玉的恋爱关系是一条路线,贾宝玉同薛宝钗的婚姻关系是一条路线,前者是民主主义的道路,后者是封建主义的道路。究竟走哪一条道路,要求贾宝玉作出抉择,这里二面也反映了阶级斗争。

    原先,林黛玉同贾宝玉的关系也是有斗争的。贾宝玉有进步思想,但是出身富贵之家,公子哥儿的习气很重,这两种东西在贾宝玉的身上是并存的,是一步步地克服和发展的。林黛玉对贾宝玉的公子哥儿的缺点不能容忍,加上“金玉良缘”的问题,因此产生矛盾。在前四十回,我们看到这两个人老是闹别扭,越闹越严重。作者写他们二人关系的发展是高度现实主义的:由最初的青梅竹马发展到有意识的搞爱情,最后发展到成熟,“诉肺腑”之后矛盾解决,他们从此再也不吵架了,可是两个人又面对了环境的矛盾,象大山一样矗立在面前,无法逾越过去。

    写薛宝钗同贾宝玉的关系也是一步步地发展的:最初跟着宝再转;然后左右开弓,两面讨好;最后一边倒。薛宝钗在环境方面取得完全的胜利,可是贾宝玉不喜欢她,她也一点没有办法。薛宝钗跟统治势力方面越处得好,越没有办法叫贾宝玉爱她。

    以上两条线在书中是同时发展的,而作者的倾向性非常鲜明,常常通过具体情节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例如三十六回写宝钗正帮袭人绣花,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木石姻缘!”这意思是说,他只知有林黛玉,不知有薛宝钗。作者有意通过宝玉说梦话否定“金玉姻缘”,让薛宝钗亲耳听到。这说明作者对处在被压迫地位的林黛玉充满了同情。

    这两条路线写到这里,形成僵持的阶段,家长的倾向性很明确——选中薛宝钗,不要林黛玉。可是,作为贾府最高权威的贾母,又犹豫不决,一直拖着,不肯公开宣布。贾母这个老太太不大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的享乐,是个极端利己的享乐主义者。正因为如此,把个贾宝玉娇惯成这样,没有贾母的庇护,贾宝玉的思想是形成不起来的。当然,贾母不是民主主义者,她是封建主义者,封建主义发展到最后产生极端利己的享乐主义,自己破坏自己,挖封建主义的墙脚。贾母在她的享乐生活中,不能不考虑自己钟爱的孙子宝玉的意志。贾母不是一个胡涂的老太太,脑子清楚,眼睛很亮,深通世故,经验丰富,通过多年的观察,宝玉和黛玉的关系她完全知道。尤其是通过紫鹃试宝玉一节,宝玉一听黛玉要回苏州去,立刻就发疯了,这使得贾母更加心中有数。宝玉不能没有林妹妹,他们的关系是有思想基础的,不可动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设想贾母唯一宠爱的宝玉婚姻生活不幸福、而她仍能保持自己的享乐生活。她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再说黛玉是她的亲外孙女。摆在次要地位,她也要考虑考虑。于是表现了举棋不定:照她的本意就是要订薛宝钗,考虑到孙子和外孙女的具体情况,又不敢马上决定。总之两方面她都要考虑。有人认为贾母不会去考虑两方面,我的看法不同。封建时代的老太太,为了宠爱自己的孙子,作出某些容让和迁就的情况是有的。因此,我们说写到这里形成了僵持局面:家长方面不放薛宝钗,贾宝玉不放林黛玉。本来贾宝玉不一定非要林黛玉不可,现在则形成了一种力量,坚持不下,要死一块儿死,要活一块儿活,达种现象是很有社会意义的。

    从这时起,作者就把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线索摆到次要地位。因为家长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当事人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写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的关系,写各个人的主观因素,都只能到此为止,因为婚姻问题的最后解决不决定于个人的爱憎。于是作者掉转笔头,用主要的笔墨来写环境。从书中可以看到,第四十回以后就不大写爱情,贾宝玉见了林黛玉好象没话好讲了,或者有一肚子话不敢讲,怕损害了林妹妹的自尊心。林黛玉对贾宝玉也是一样,见了面就含着眼泪,默默无言。

    从四十回起,作者用很多笔墨写了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场面,来反映和刻划环境,这里不能一一地讲,总括起来,有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写贾家经济上的枯竭。贾家的经济状况,原来就已经不宽裕了,奢侈挥霍,收入少,支出多,到这时更是急转直下,几乎无法维持下去。例如当家人通过鸳鸯把贾母的金银器皿偷出去典卖,用来偿付债务。又如王熙凤病了,要吃人参,东寻西找,拿出来的不是参须,就是年久失效的坏参。这个情节揭示了贾家经济上的困难情况。这方面,薛宝钗很在行,她说临时到外面买人参容易碰上假货,建议通过她家店铺的内部关系去买。这些方面,薛宝钗长袖善舞,深得贾家的欢心。你贾家枯竭,我薛家有钱;我看中你贾家的“贵”,你看中我薛家的“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封建贵族家庭,“娶妻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单行本第七四页)这话说得深刻极了!薛宝钗追求贾宝玉就是一种政治行为,而贾家看中薛宝钗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解决经济困难,维持门面。

    第二,写各方面矛盾的爆发。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到这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显著,越来越突出了。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应该是长子掌权,长媳管家,就贾家说,应该是贾赦掌权,邢夫人管家。可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贾母不喜欢老大,偏爱老二,硬把贾赦摆在“那边屋子里”。因此,贾赦和贾母有矛盾,见了母亲有一肚子牢骚,中秋节说笑话还讽刺妈妈偏心眼,惹得贾母生气。由于贾母喜欢贾政,就叫王夫人掌管家务。王熙凤是邢夫人的儿妇媳,本来也应该在“那边”的,可是由于贾母偏爱,又是王夫人的内侄女,就到这边来当家。这些关系就非常复杂,母子之间,婆媳之间,妯娌之间都存在着矛盾。傻大姐拾了个绣春囊,胡里胡涂地交给了邢夫人,邢夫人拿到这个东西,觉得这可了不得,郑重其事地转送给王夫人。这是什么意思?邢夫人有满腔不平:应该我管家的,却叫你管家,看,你把这个家管成什么样子!其实,在贵族之家发现一个绣春囊又有什么了不起,邢夫人无非借此机会打击王夫人。再说王夫人,如果心里没事的话,把绣春囊烧掉也就完了。她不是这样,而是立刻大张旗鼓地搜检大观园,并且特意让王善保家的参加,因为她是邢夫人的陪房,叫她去检查,等于是请邢夫人自己去检查。这种钩心斗角就是搞政治斗争。搜检大观园本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矛头却转向被压迫者,因为实际受害者还是那些当丫头的女孩子。司棋牺牲了,晴雯也牺牲了,四儿、芳官等人一个个地被撵出去了。封建主义的气焰大为猖狂。接着,作者写到当这些当家人不在家时,被压迫者起来挣扎反抗,大观园里到处打架,吵翻了天。例如勇于反抗的芳官与养母吵架,紧接着又有芳官、葵官等人与赵姨娘打群架,等等。这些情况说明,封建秩序已经无法维持了,王熙凤的权势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垮下来了,弄得王熙凤得了病,达个病主要是政治病——维持不住统治地位。于是乎有探春理家。封建社会由姑娘管家是很少有的,这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了,才由探春出来临时主持,搞个薛宝钗在旁边帮忙。这是王夫人的主意。让薛宝钗来帮忙,家长的意图是清清楚楚的。由于内部各种矛盾爆发,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不能维持了。试问谁能够继承王熙凤来维持统治?林黛玉是不行的,只有薛宝钗行,所谓“薛宝钗小惠全大体”,她向来是有办法的,只有她能够代替王熙凤来维持摇摇欲堕的统治。选择谁的问题,最后不能不落在薛宝钗身上。

    第三,贾宝玉走什么路子的问题。一个人失足落水,他还是要用一切办法来挽救自己,据说淹死的人常常两手紧紧抓着泥草,表明他临死前经过一番挣扎。没落了的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现在贾家要完蛋了,唯一的指望是贾宝玉,要他走封建主义的道路,才能维持贾家的门第。那么,什么人可以帮助贾宝玉走封建主义的道路?是林黛玉,还是薛宝钗?我们说,只有薛宝钗可以扶持贾宝玉走上封建主义的所谓正路。

    关于《红楼梦》所写的环境问题,我们不多讲了,就凭以上三条,不难理解为什么非选择薛宝钗不可。作者没有把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恋爱悲剧的根源,简单化地看成决定于家长个人的好恶。解放初期越剧舞台上演的《红楼梦》,就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仿佛贾林二人的恋爱悲剧,完全是凤姐在中间出坏主意造成的。曹雪芹不把原因完全归结到家长个人身上。家长个人有他的意图,但不能决定,最后决定的是具体形势。贾家经济枯竭了,统治不能维持,后继无人。薛家有钱,薛宝钗能接替王熙凤,又能帮助贾宝玉走上封建主义道路。因此,贾林的恋爱悲剧根源,是由封建统治阶级的客观形势决定的,这样来认识,社会意义就大了。再看通过环境描写揭示出来的统治阶级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道德品质的败坏堕落,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长时期形成的,它不是普通的伤风成冒、头疼发烧,而是已经病入膏育。通过这些描写,把封建主义制度的罪恶和衰朽的特点全部端出来了。这是封建主义末期的形势,表面强大,内里已经腐烂透顶。这是贾林二人恋爱悲剧的根源。

    对贾宝玉同薛宝钗的关系又怎样看?照常理,封建社会的一个公子哥儿,爱上一个姑娘,家庭不同意,用欺骗的手段给他娶了另外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很漂亮,很有钱,又颇有才干,这个公子哥儿最初也许不高兴儿天,慢慢的完全可能得新忘旧,相安无事;甚至即使不爱她,也可以象贾珍、贾琏那样,来个三妻四妾。可是贾宝玉不干,他一定要跑。这个结局说明在贾宝玉身上的民主主义力量虽然还薄弱,但已经形成,是新生力量,已经压不死,打不垮。你要我走封建主义道路我就是不走,你要我娶薛宝钗我硬是不干,我不能带林黛玉私奔,我可以一个人跑。跑的结果也产生悲剧——薛宝钗和贾宝玉之间的婚姻悲剧。薛宝钗也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这体现了当时的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斗争。

    恋爱婚姻问题作为个人问题,不会有多大意义,可是《红楼梦》不同于任何以恋爱婚姻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它联系到整个社会和社会制度,鲜明地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事,揭露了腐朽的封建制度日趋衰亡的必然趋势,歌颂了虽然幼稚但是不可战胜的新生力量。作品的伟大,首先在于作者提出了如此重大的问题。我认为《红楼梦》的吸引人不在技巧,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谈技巧。《红楼梦》的高度技巧主要也是从作家的高度的认识能力和强烈的爱憎感情中产生的。《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这里,我们读《红楼梦》首先要学习的也是这一点。

                                                      原载:《名家图说贾宝玉》

 

    作者:吴组缃(1908-1994),原名祖襄,泾县茂林人。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3年升入清华研究院,专攻中国文学。建国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担任全国文学作者协会委员、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北京市文联委员、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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