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文化里，将世间的事物，分作两类，一类是道，一类是术。道是方法，是要达到的境界。术是手段，是具体的作为。后世不说道了，说学，说学科，比如科学、算学、医学。什么是学呢，就是通过术而能达到道的境界的行业。只有术，而不会达到道的行业，是不能叫做学的，比如街上有扫地的，你不能说还有门学问叫扫地学。
从这个道理上讲，文学，就是通过文字的写作，而能达到文学的境界的行业。光是用文字来写作，说自己写的是小说，是诗歌，是不能称之为文学的。只有达到文学的境界的，才能称之为文学。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华书局创办不久，舒新城先生是总编辑，有个名人写来信，给他推荐一个年轻人写的诗集，舒看了，在信上批了句话：“不是诗，不是文，只是一串一串的字。”
据说现在，我们每年要出好几百部长篇小说，短篇恐怕是这个数字的好几倍。这些东西，出版是在文学出版社，发表是在文学刊物。作者说他们写的是文学作品，我们也都这么认为。
真的是吗？
这不等于说，文学是个篮子，就像俗话说的，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捡到文学这个篮子里的，就都是文学。
这一现象，多少年前，我就注意到了。很想写文章说一下，可一想，这样说了，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也就忍住没有说。贼心不死，这个意思，还是说了。
十多年前，在《徐志摩传》的《序》里，借说自己的书做由头，我说：“读者先生，千万别把这本书当做什么传记文学。若存了这个念头，我劝你还是放弃。习文三十多年，我已看透了文学，世上有没有这么个东西，先就值得怀疑。是作家写的就是文学，还是叫成文学比如叫成小说就是文学？若是前者，得世上没有冒牌作家这种货色；若是后者，形式就那么尊贵？比点石成金还要容易，连点都不用，只要一放进文学的筐子里（比如小说）就是文学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徐志摩传》第2页）
人微言轻，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人会听。
过了七八年，德国汉学家顾彬著文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下子炸了窝，觉得这个德国人实在是太可恶了。群情激愤，一片哗然，直疑心这家伙是八国联军的后代，要再一次火烧圆明园。
顾彬后来说，他说的垃圾，主要是指小说，诗歌是好的，还举了几个著名的诗人。
我的看法不同，我觉得，如果说当代小说是垃圾的话，当代诗歌更是垃圾。
顾彬所以会有这个看法，我估计他的汉语言文学的认识水准不低，而欣赏水准，属于浅易的那种。不知道中国诗歌的古典传统，也不知道中国现代诗人在新诗上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只看了些当代诗人翻译成德语的诗歌。诗，是要有韵律的，不是分成行就叫诗。新诗是舶来品，现代诗人徐志摩、闻一多、孙大雨、戴望舒诸人，在建立新诗的音节或者说是音步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可惜他们的试验，还没有取得成功，就迎来了一个“诗崩律坏”的时代，评判是诗不是诗，只看分行就行了。他们前期的试验，全都打了水漂，不会有人再去理会。中国的诗人分行写了，外国的翻译家，不会也这样粗鄙，按原来的行儿翻译。他们一定是按照作者的意思，翻译成德文诗的形式。这样，顾先生看到的，就是既有韵律之美，又有思想冲击力的中国的诗歌了。于是乎，他说诗歌的情况不坏。
公允地说，中国的小说里，诗歌里，都有好的东西。但是大多数，说是垃圾有点过的话，像舒新城先生那样，说是“一串一串的字”，该是不为过的。好的总是极少数，要不就不能叫好的了。
在人类前行的历史上，任何可以称之为“学”的行业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都担负着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将人类在这一行业里已然达到的智慧，再往前推进一步。
一个作家，所需要的才智，跟一个科学家所需要的才智，应当说是一样的高。某种程度上，还应当更高。好些科学家，说他的灵感来自于名诗的吟咏，作家绝不会说他的灵感来自一次科学的实验。
举个小例子。杨振宁的理科成绩，一定是很好的了。获得诺奖后，七十年代吧，回国参观，在北京，遇见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此人着实不简单，当过美国的亚洲学会的会长，是大师级的学者。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前后差一年，考取公派赴美留学的资格。闲谈中，说起当年留美考试，杨说炳棣啊，你比我高三分。这已经是很尊重了，何不买这个账，当即说，不对，我比你高七分。这是何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写的，同时说，历年留学考试，分数最高的是钱钟书。那时候公派出国的人很少，谁是什么成绩，大家都知道。
他们说的是外语考试的分数。看书时，我算了一下三人的成绩，钱是八十三分，何不会超过这个分数，若是七十七八的话，杨也就是七十分的样子。他们都是清华毕业的。成绩的好坏，就是这门学科的好坏，一点侥幸都没有。
这三个人，都是中国的顶级人材，钱是作家（也是诗人），何是历史学家，杨是物理学家，也可说是科学家。杨得了诺奖，钱和何，也在他们的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这是不是可以说，作家和学者的才智，一点也不比一个科学家低呢？
文学的境界，说白了就是智慧的境界。
什么叫文学，就是用文字写下的，达到文学这个境界的作品。
反过来说，没有达到文学境界的作品，叫什么都可以，只是别叫文学。
前面说的太沉重了，这里，不妨换个轻松的说法。
我是十二月二十一号晚上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就是二十号，在故宫东侧的太庙，就是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了日本大书法家井上有一的作品展。井上已去世多年，来参加开幕式的，是井上的老朋友，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海上雅臣先生。我不是书法家，为什么要我去呢，海上先生的《井上有一传》，在中国出版时，我给写过序，这样我就去了。这次展览，分别在东西两配殿里举办，东配殿展出的是井上有一的书法，西配殿里展出的是十三位中国书法家的作品。
在东配殿的展版上，有海上先生写的前言，说这次展览，还有友情参展的各位作家的作品。他没有说这十三位是书法家，而说是作家，即作书之人。
来的火车上，睡不着，我就想，是不是在日本，对书法家的称谓，比在中国要尊贵一些，也就谨慎一些。仿此例，我们对作家，是不是叫写家更合适呢？即这是一个写文章的人
古人说，惟名与器不可假于人。我们现在给人名分，实在是太随意了。取得太轻易了，自己就不珍惜，别人也不会很看重。当下文化上的混乱、粗鄙，这该也是一个原因。
如何写作，我有一个老观念，那就是，写作，是一种智力的较量。是作家自己跟自己智力的较量，更是作家跟读者智力的较量。读者每买一本书看，除了已然成为名著，慕名而买之外，大都是抱着较量的心理。就是，看看这个家伙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看书的过程，像是在猜一个谜，只有这个谜还有趣，他又猜出来了，才觉得有意思。太浅了，他笑话你，太深了，他理解不了，也不会服气。
跟作家做智力较量，这让人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在中国，好长一个时期，当作家的，多是考不上大学，为了找出路才去写作的。让考上大学的，跟没有考上大学的，去较量智力，不是笑话是什么？作家自己，怕也没这个勇气。
我是一九六五年考上大学的。那时候，社会上对考文科的人，多持鄙弃的态度，认为是数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确实有数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的，可也确实有文科不行才考理工科的，怎么就不说呢？事实上，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要出成果，都需要第一流的才智。
我上学学的是历史，没有学成，是混出来的。过去写小说，很少给人说我是大学历史系出来的。为什么呢？你说了加不了分，还減分。懂得的人说你这是斯文扫地，陪太子读书。不懂得的人，说上过大学的，怎么会写小说？成了自取其辱。我后来不写小说，转而做现代文学研究，写《李健吾传》、《徐志摩传》，跟这个不无关系。
在火车上，想的最多的是，怎样跟朋友们谈小说写作。我是不写小说了，但对文学的研究，对小说的关注，从没有停止。
当代小说写作的问题，跟写新诗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大体说来就是，一批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人，在那里自拉自唱，自得其乐。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现象，比如一九五八的全民写诗运动，那时也跟疯了一样，小学生写诗，老农民写诗，只要是个顺口溜，就说是诗。再有一比，就是现在的广场舞，会不会都可以跳。现在写小说成了，只要会写字，就敢写小说，写下一行一行的字，连起来是一段。一段一段连起来是一节，一节一节连起来是一章，一章一章连起来就是一本书了。至于写的是什么东西，只怕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两个字，一个是编，一个是写。编下的写出来，就是小说，是小说就是文学，写出文学作品的人，能不是作家吗？
这些人，可以说，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东西。
路上我一直在想，该用个什么最简单的例子，说了朋友们一听，就知道什么是小说写作，什么是瞎编瞎写。
小说写作的关键，或者说小说写作的秘籍，以我的理解，应当是，人物在低层面上的冲突，在高层面上达到和谐。具体的说，就是人物在社会层面上的冲突，在人性的层面上达到和谐。在欲望的层面上发生的冲突，在理智的层面上达到和谐。几乎所有的文学名著，都是这样的一种格局，比如《红与黑》，比如《包法利夫人》。三十年代，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不是这样，他们的写作观念是，人物在经济层面的冲突，在阶级斗争的层面上，通过斗争，得以解决。比如茅盾的《子夜》，曹禺的《雷雨》。
这道理太玄了，说了很难让人一听就明白。
想啊想，还真让我想到一个例子。
前几年，我在写一个历史长篇小说，叫《边将》，写了好几年。儿子让我上微信，我嫌麻烦，没上，现在《边将》写完了，两个月前，儿子给开了微信。没事了，常上去浏览。有个段子，也是正好在火车上，让我想起来了。
说的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大爷坐夜车，坐的是卧铺，上面是个年轻姑娘，一直在看手机，看电影吧，声音不大，呜里呜噜说个不停，扰的大爷没法入睡。后半夜了，大爷实在忍不住了，敲敲上面的床，说：“姑娘，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姑娘俯下身子，看了看，说：“嗯，上来吧！”过后大爷对人说，代沟真好。
这个段子，真是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名著的缩微版。你看嘛，冲突是社会问题引起的，一个老年人，一个年轻人，一个要看手机，一个要睡觉，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真是烦死了。无奈之下，提出了自己的抗议，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接下来极有可能引发一场争吵。但是，同样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另一种可以出现了，姑娘看这个大爷模样也还将就，人家又是如此文明的提出要求，想了想，说上来吧。原本是一场社会冲突，在人性的层面上达到了和谐。
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在这样的较量中，失败的，极有可以是读者。当然，也会有聪明的读者，预测到后来准定有那样的事儿，要不他设定一个大爷一个姑娘做什么？
现在再来推测一下，这样的题材，给了一个不会写小说，却爱写小说的人，会写成什么样子。一种可以是，姑娘在上铺，看黄片，看的来了情绪，又无处发泄，便撩逗下面的大爷。大爷呢，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当即从命，毕竟上了年纪，爬到半截掉了下来，又往上爬，爬上去倒也如狼似虎。再一种可能是，这个大爷是个老色鬼，一看这个卧铺车箱里没有外人，就打上了姑娘的主意，如何撩逗，如何云雨一番。
两者的不同在哪儿呢？
前者有构思，有起伏，有因果，有事情的进行，还有事件所达到的思想的境界。后者，只是叙事，只是描写，这样的故事，跟上窑子没什么差别，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跟强奸也没什么差别，不过是野地里换到了火车上。
前者是文学作品，后者，只能说是文字垃圾。
这样就该明白，有结构有意境，才叫文学。当然是通过叙事与描写达到的。光有叙事，光有描写，不能叫文学。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你的作品的语言，能不能达到文学的层面。在这上头，可以说，简洁与冗繁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清楚，耐读，有文学的意味。更高级的，还会有一种内在的韵律。
诸位都是成熟的写作者，这上头就不多说了。
现在该着谈传记文学了。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就转向了传记文学的写作。这样说，也是从了俗，严格地说，应当是人物传记的写作。至于是不是传记文学，那要看你的作品的语言，达没达到文学的层面。
二○一一年之前，一共写了三部传记，分别是《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和《张颔传》。张颔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仍健在，一九二○年生，今年九十七岁了。这几年，我在写两本书，一本是历史小说《边将》，已完成；一本是《徐永昌将军传》，正在写着，快完了。徐永昌这个人，好多人可能不甚了解，说一件事就知道了。一九四五年九月，盟军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主持其事的，是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每个国家各派一个代表，在降书上签字。中国签字代表就是徐永昌将军。整个抗战期间，他是军令部长，可以说所有大的战役，全是他策划并发布命令的。这个人是山西原平人。一位原平籍的出版社的社长，要我写他的传记。
我动手写《李健吾传》的时候，写传记的人还不是很多。这几年，一下子热了起来。先是作家出版社组织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写作，此前此后，各省也都有类似的举措。好些作家转向了传记写作，最多的是写报告文学的人。对这个，我不好多说什么，只能说，这是好事。
对组织方式，还是有点看法的。不是说现在的不好，是说以后可以做的更好。
我以为，这样的大工程，应当用现代的方式进行。比如你要写一百个文化名人，谁是合适的写作者呢？不能说是你指定，也不能说是他报名，这两种办法，都有相当的风险，就是钱花了，东西出来了，但是不尽如人意。
现代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在媒体上登广告，提出条件，然后组织一个高水平的审核班子，到时候也许会缴来三部五部，经过审核，谁的好，出谁的，给以巨额的报酬。只有这样，才能将最好的作品征集回来，为后世提供最好的传记版本。
有人说，你不给钱，我就不写。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人，给了钱也写不好。
写作，应是一种舍得投资的事，完成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花钱是本分。
我写《李健吾传》时，只是说自己要写，花多少钱觉得都是应当的。一两年内，都没有跟出版社联系过，后来是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么一本书，他们也正要出《李健吾文集》，就拿过去出了。
写《徐志摩传》，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一位朋友，听说我写了《李健吾传》（还没出来），说他们正在组织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些大名头的人物，都有人写了，出版了。还有三个人，让我选一个。问哪三个，说是何其芳、冯雪峰、徐志摩，朋友以为我会写何其芳或是冯雪峰，料不到的是，我说写徐志摩吧。
他们问我一年行不行，我说肯定不行，两年呢，我说不要定死了，我争取早点写成就是了。结果是，我写了四年才完成。一九九七年接下的活儿，二○○○年秋天交稿，二○○一年初出版。《李健吾传》也是写了四年，一九九三年开始，一九九七年出版。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呢？
我完全是按照历史著作的路数写的。
上大学的时候，看过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知道写传记要先编年谱，我是一边搜集资料一边编年谱。这两本书，都是用了三年的时间编年谱，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书。
年谱怎么编呢，就是把传主一生的行事，按年月日编下来。有日的编在日下，没日而有月的，编在月下，没月而有年的，编在年下。连年也没有的，总有个大致时间段，就放在这个时间段某年之下。年谱编成了，传主生平事业，就全都理清了。前后有了照应，左右有了依傍，性格的发展有脉络可寻，事情的原委可由果求因。写起来，就能做到起承转合，浑然一体。
写人物传记，还有一点要记取，就是要舍得买书。只要花了钱，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事。比如说，徐志摩办过《晨报副刊》，我在北京图书馆查资料时，有次去琉璃厂闲逛，看见一家旧书店卖《晨报副刊》的影印本。一套十几大册，售价两千六百元，买还是不买，不是没有犹豫过。毕竟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几百元，想了想，这书虽是应出版社之邀写的，但它是我自己的著作，狠了狠心，还是借钱买下了。
后来证明，这套书是买对了。这样的书，拿在手上随意翻看，跟从图书馆借出来，只能在阅览室查一两条资料，是不一样的。从随意翻看中，找出许多资料，写了十几篇文章。对《徐志摩传》的作用，就不用说了。后来编《徐志摩全集》时，又从中翻检出多篇徐的逸文。
在写几本传记的过程中，还有个体会，就是别人对我的预期，比我自己的对自己的预期，总是要大许多。比如，我自找传主，选了个李健吾就觉得很幸运了。别人让我写，就让写徐志摩。前几年，我自己找传主，写了个《张颔传》，别人找我写，就让我写《徐永昌将军传》。
再有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不管是别人的委托，还是自己的寻找，既然选定了一个人物，一定要尽心尽力，把这个传记写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最好能立下这样的心志，甚至不妨夸下这样的海口：这个人物的传记我写了，几十年内毋庸他人烦劳。
这是多大的气派，又是多高的品格！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杜海先生，谢谢在座的诸位朋友，谢谢前面的几位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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