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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冬天不能逾越

你问我为何时常沉默,有的人无话可说,有的话无人可说

 
 
 

日志

 
 

有关柳宗元  

2017-03-22 18:27:31|  分类: 传记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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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里的一次奇遇

——柳宗元《渔翁》

             渔翁

          柳宗元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译文:

渔翁夜晚停宿在西山(在今湖南零陵西湘江外)。待清晨醒来时,他取来清澈的湘江水,以楚竹为柴点火做饭。太阳出来后缭绕的烟雾渐渐消散,却并没有看到人影,只闻得摇橹的声音荡漾在青山绿水之中。回头望去渔舟早已顺流而下,惟有山上的白云在随意飘浮、互相追逐。

 

唐代永贞年间,柳宗元参与了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改革,改革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永州僻处湘南一隅,司马又是个闲职,不得过问吏治,因此柳宗元一直心情抑郁,无奈之时,他只能寄情于山水之间,聊遣愁怀。因此这一时期,柳宗元写出了许多极为优秀的山水游记和山水诗,《渔翁》便是其中之一。

这首诗起句较平,只是简单地点明了渔翁夜宿的地点在西山。第二句却峰回斗转,奇特别致。“晓汲清湘燃楚竹”,连用两个动词,“汲”与“燃”,为诗句增添了几分动感与活力。我们仿佛感受到渔翁在一夜安眠之后的轻松与闲适。打水、烧柴做饭,这原本是日常生活中最俗常不过的事;然而由于诗句中的“清湘”、“楚竹”,却带给我们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西山在湘江边,古时围绕“湘水”本就有许多美好神奇的传说;而西山古属楚地,楚地的斑竹枝又带来一份怅惘的回忆和对一种高洁情感的追怀。因此渔翁这一无心之“宿”,却具备了如许多的雅趣。渔翁本就是一个自然的意象,是一个自然中人,靠自然为生,与自然为伴。这也暗含了诗人因贬谪的境域而产生的寄情山水的理想。“汲清湘”、“燃楚竹”,我们看到的是一幅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清新明朗的画面。并且这两个连续的动作还赋予了诗句一种意想之外的节奏与音韵美,使诗句流动起来,极具美感。

因为“燃楚竹”而产生了缭绕炊烟,加之清晨水面常有的水雾之气,因而渔翁的身影是隐在这烟雾之中的。等到太阳出来,烟雾消散,要寻找他时,却早已经不见人影。这就使诗句具有了些许神秘色彩。下一句可以说是全诗中最具奇趣的一句,“欸乃一声山水绿”。“欸乃”,象声词,一说指桨声,一说是人长呼之声。唐时湘中棹歌有《欸乃曲》。此处场景转换,我们的视线也由水雾迷蒙的江岸转到了日光初起的青山绿水中,视野开阔了。这时忽闻得水上摇橹声,或者还伴有一些歌唱,这“欸乃”一声就打破了山水的清寂,为平静的景色注入了几许活力,也增添了几分生活的气息。此句颇得民歌的特色,清新鲜活而又朴实无华,读来趣味盎然。“款乃一声山水绿”句,历来为诗人所玩赏称赞。“绿”虽是一字之微,然而全境俱活。

以上诗人为我们渲染了一幅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般的情境。与自然的亲近在另一方面也是与世俗的疏离,对诗人而言当然是暗含着对官场的怨愤与失望。自古遭贬谪的诗人很多,他们或孤高傲世誓不屈服、或遁迹山林产生归隐之心,然总之是脱不开寥落与愁绪。此诗虽极力渲染一种空灵冲淡的境界,却还是隐隐流露出作者的一丝孤寂,也正是因了由宦途坎坷产生的孤寂心境才引发了他对闲适生活的向往。诗人被贬的永州僻处湘南一隅,风景秀美,这对他的失意是一种慰藉,也为他寄情山水提供了现实条件。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江流滚滚,云影悠悠,这里表现出了一种旷达与超脱,可谓余音绕梁。“无心”二字可说是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而出岫”而来。一般是表示庄子所说的那种物我两忘的心灵境界。

关于后两句,历史上有两种不同说法,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严羽《沧浪诗话》从此说,曰:“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然刘辰翁认为:“此诗气泽不类晚唐,下正在后两句。”此后,关于此诗后两句当去当存,一直有两种意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后两句读来的确给人拖沓之感,单此四句倒能够给人留出更多回味的空间。所以个人比较赞同苏轼的说法,觉得后两句不必也可。没有后两句,不会削减全诗的奇趣,反而使诗句更加简洁凝练。

总之,《渔翁》一诗,造语平实,设色淡雅,情致悠闲,境旷意远,确是一首淡泊入妙的好诗。

在柳宗元谪居永州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带有浓厚地方情调的刻画自然景物的小诗。除《渔翁》外,还有《溪居》、《江雪》。《溪居》:“久为簪组束,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从此诗中淡泊纡徐的风格,不难看出柳宗元在这一时期对陶渊明的模仿。苏轼曾说“柳子厚晚年诗极似陶渊明”,“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陶诗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以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都可谓是此诗的前身。虽然二者都流露了一种对归隐的向往与乡居的闲适,然柳与陶比起来,后者是真隐士,前者却是借隐遁讽实事。在柳诗中我们不难感觉到一种反讽的意味,“幸此南夷谪”中的“幸”可谓意在言外,表面说“幸”,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一种不平与激愤。

柳诗中流传后世最为人称道的当属那首被称为“唐诗五言绝句最佳者”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这首诗中依然出现了一位渔翁。然而此渔翁非彼渔翁,这个渔翁的孤高清绝就与《渔翁》中那位踏歌而行、闲云野鹤般的渔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首诗是诗人借助歌咏隐居山水的渔翁,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怀,抒发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和压抑。他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寒江雪钓图,用清冷幽僻的情境凸显作者的忧愤、寂寞、孤直、激切,闪现出其深沉凝重又孤傲高洁的生命情调。因此可以说这两首诗代表了诗人的两种心境,这正是他被贬后矛盾心情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有着孤高的品性,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对于有一番抱负在胸的诗人来说,在贬谪生活中难免生出孤独寥落的寂寞心绪,难免会有心灰意冷的片刻。因此诗人实际是在矛盾中徘徊,又渴望隐居遁世,又郁积着一腔志向与不甘。他也因此无法有陶的彻底与纯粹。此外,在艺术表达上,《江雪》之峻洁,《渔翁》之丰美,与陶诗之平和淡泊并不一样。但两人的诗又都是内涵丰富的。

苏轼说柳宗元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在诗歌创作中,柳宗元对具有凄冷意味和峭厉之感的意象特别偏爱,他作品的基调,也多呈现出冷峭的风格特征,这当然与诗人的遭遇也有很大关系。然而在《渔翁》一诗中,我们领略了诗人难得的清新疏朗的一面。后世常以“奇趣”二字为全诗贯名。的确,这是一首奇特的、美好的诗,是诗人带给我们的一件礼物,我也愿意把它当成是诗歌里的一次“奇遇”。

 

大起大落的名门之后

 

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文学家,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和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鲜为人知的是,他的祖辈曾是皇亲国戚,而他本人则是曾经历过人生的大起大落……

祖辈曾是皇亲国戚

柳宗元出身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柳氏。唐朝人喜欢说自己先世出于高门,许多是不能相信的,但柳宗元的家族却是货真价实的门阀贵族。北朝时期,黄河以东地区的柳氏,就与薛氏、裴氏一起,并称“河东三著姓”。唐朝立国后,柳氏也被皇室倚重。唐高宗李治一朝(公元649年—683年),柳家光在尚书省(相当于国务院)同时做官的就达20多人,权倾一时。

但也就是在高宗时期,柳家开始走向衰败。当时,柳宗元的高伯祖(与柳宗元之高祖子夏为兄弟),高宗第一任皇后王皇后是高宗宰相的外甥女。后宫斗争中,王皇后败于武则天,柳宰相也受到牵连,先是被贬,后来干脆被诛杀。武则天上台主政后,打击旧姓,柳氏从皇亲国戚降为普通人,仅剩下良好的家风不绝如缕。

柳宗元的老朋友韩愈,说柳宗元正直、真诚,不计利害,为理想奋不顾身。柳宗元的这种品性正遗传自他的父亲柳镇。柳镇曾在晋州(今山西省境内)做官,他的上司是个粗暴而嗜杀的武夫,官府里的人都不敢得罪他。看到无辜受刑的人快要被打死时,只有柳镇会去据理力争,甚至亲身为无辜者抵挡鞭笞棍棒,即使上司暴怒也毫不退避。

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也出身世家,通晓诗书,文采不凡。柳宗元4岁时,父亲孤身在外,卢氏带着孩子们暂住长安西郊乡下。家中没有书籍,她就背诵口授。

稍大一些,柳宗元开始跟着在外地做官的父亲游历,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文采。十一二岁时,他随父亲在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李兼的幕府中生活了一段时期。李兼幕府中人才很多,像当时著名的文人权德舆、杨凭都在其中。柳宗元在父辈的圈子里,已经受到瞩目,被看成是“童子有奇名”者,杨凭还将9岁的女儿许配给他。

公元789年,柳镇担任殿中侍御史,是个监察部门的小官员,却在审理案件时得罪了权倾一时的宰相窦参,被陷害而贬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17岁的柳宗元为父亲送行,走了近百里,依依不舍,而刚强的父亲,只对儿子说了一句“吾目无涕”,就踏上了远去的道路。

胸怀大志却政坛失意

公元792年,陷害了柳镇的窦参获罪贬死,陆贽为相,气象更新,柳镇冤案昭雪,柳宗元也在第二年中了进士。又过了5年,他考中博学鸿词科(由吏部,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人事部所举行的人才选拔考试),被正式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这一年他才26岁。

集贤殿书院正字,相当于皇家图书馆的校对员,是刚入流的小官。按唐朝惯例,进士出身,授正字,然后出任京畿的县令、县尉(相当于县长、县公安局长),再回中央做官,是仕途上的快车道,柳宗元在集贤殿书院正字任上3年期满,就调补为京畿地区的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县尉,无疑是踏上了升迁的捷径。

实际上他并未到任,由于才华出众,柳宗元被留在京兆府(相当于首都市委)负责文书工作。同时,他也活跃在长安才俊之士的圈子里,与刘禹锡、韩愈等一批俊彦之士,友情甚笃。这批青年才子胸有大志,常在一起针砭时弊。公元803年,柳宗元刚满31岁,调任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国家监察部高级官员助理),走入了朝廷决策中心,好友刘禹锡等3人也同时被晋升。

这期间,柳宗元开始与王叔文结交。王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很有政治抱负。他棋艺精湛,曾在东宫陪当时还是太子的唐顺宗下棋,因帮助太子在复杂的宫廷斗争里站稳脚跟而深受信任。王叔文善于结交,到处为太子物色人才。柳宗元及其朋友们与王叔文政见相近,都成了他倚重的力量。

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顺宗顺利登基,着手进行改革。柳宗元此年升任礼部员外郎(相当于文化部兼教育部高级官员)了,在王叔文的带领下,他们这批年轻官员迅速推行新政,惩办贪官酷吏,整顿财政,抑制藩镇,打击宦官,雷厉风行,据史书记载,这些新政令“百姓相聚欢呼大喜”。唐顺宗的年号是“永贞”,这场革新史称“永贞革新”。

然而,官场一旦腐朽,其衰亡就成为必然——大唐王朝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到后期,王叔文等人遇到的强力反弹便可想而知。尤为不幸的是,如果顺宗是个清醒健康的皇帝,多少还可以给他们倚靠,不幸顺宗在即位前一年(公元804年),突然中风,无法言语,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朝廷百官对王叔文等人擅权的猜疑,自顺宗即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中断过。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打压的宦官、藩镇以及不满的朝臣,迅速集结成反对力量。太子李纯,则逼迫顺宗禅让,自己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宪宗。手中完全没有兵权的王叔文,面对这样的变局,也只能束手就擒。

宪宗刚一上台,就宣布把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官员贬到地方去当司马。所谓的“司马”,是地方上编制之外不得参与处理政务的闲官,实际上相当于流放了。少年苦学的柳宗元,在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走进政治的最高核心,然而无情的政治,也在转瞬之间,让他从巅峰跌落谷底。

带着悲伤离开人世

柳宗元被贬的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地处湘江上游,属于丘陵地带,在唐代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地区。柳宗元到任后,没有住所,只能在永州城里龙兴寺的西厢房里安身。第二年5月,随他一同前来的老母亲就因长途颠簸,加之受不了南方的炎热和潮湿,一病不起,又因缺医少药,撒手而去。母亲离世前,对心境萧索的儿子说:“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耿耿于怀,我也从没有觉得过得不好。”

母亲去世后,柳宗元自己的健康迅速恶化,脾脏肿大,消化不良,严重时一两天发作一次,吃不下东西,视力模糊,旁人说话的声音一高,就心慌不止。他自己懂一些医理,想买一些茯苓来调理,结果集市上卖的是用芋类假冒的茯苓,吃了病情反而加重。在龙兴寺熬了四五年后,他才有了自己的家。新家临着溪水,地气湿热,不久他又患了脚气病,双脚肿胀。

与身体的病痛相比,心里的压抑是更痛苦的。柳宗元早年才华过人,仕途又很顺利,性格刚直,议论不避利害,在长安被人称为“狂疏人”。作为“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他当政时,来巴结他的人在门口排长队,无非是想走门路,弄个一官半职。对于这些要求,柳宗元不肯徇私,“百不得一”。随着柳宗元政治的失势,人们对其才华的嫉恨、心意不遂的恼恨,一齐发泄了出来,骂他的污言秽语不绝于耳,有些人甚至靠污蔑和诋毁他来讨好新贵,一时之间“群言沸腾,鬼神交怒”。

柳宗元在永州过得很孤独,很少与人往来。他希望能回到长安,在永州待了5年以后,他就不断给京城的亲友旧交写信,盼着有人能施以援手,但人们都无能为力。当时宪宗统治下,时事已经平稳下来,但柳宗元却是在绝望中一待就是10年,完全看不到出路。

有个朋友听说柳宗元很痛苦,远道来探望,看见他并没有悲涕不止,以为传说不实。柳宗元对他说,你知道吗?长歌之哀,过乎恸哭,我这已经没有眼泪的痛苦,要超过那悲涕不止1000倍啊。

公元815年,事情似乎有了一线转机。当时的宰相韦贯之,很同情柳宗元等人的遭遇,将柳宗元、刘禹锡等5人召回长安。接到消息,柳宗元十分兴奋,一个月就回到京城。刘禹锡在兴奋之中,写了《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诗中对长安的新贵不无讥讽。

 

不愿看到柳、刘重归政坛的权贵,抓住此诗大做文章,坚决反对他们返回朝廷。永贞那场政变的阴影,也没有在唐宪宗心里完全消退,反对意见立刻得到他的支持。柳宗元等人2月回到长安,3月14日就宣布他们全部出任边远地方的刺史。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比永州还要远2000里。

在柳州,柳宗元尽自己的努力为政一方,取得不小的政绩,深受百姓爱戴。但漂泊的愁苦,折磨着他病弱的身躯,内心的悲伤,一刻也没有缓解。在柳州任所去世时,柳宗元年仅47岁。

文章必传于后

痛苦对人的砥砺,是未曾经历苦难的人难以体会的。苏轼的弟弟苏辙曾经说,在我哥哥未贬黄州之前,我们的文章不相上下,但黄州之后,我却再也不能望到他的项背。这种境遇同样发生在柳宗元身上。

早年在长安时,柳宗元就以文采名动一时。离开长安,在长期几近绝望的贬谪生活里,他的文章日益褪去表面的辞藻,追求文以明道,走向雄深雅健的深邃之境,其中《封建论》等理论长篇,《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以及《江雪》、《捕蛇者说》等诗文,都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这无疑是他思想日趋深沉,精神不断精进的结果。

在孤独的贬谪之地,柳宗元深刻地反思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认为早年仕进顺利,的确有些“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加上“性又倨野”,无疑忤逆了权贵。但是,他却未因此变得圆滑起来。他到永州一年后,王叔文被赐死,罪名是乱国,舆论指责蜂拥而至。一般人即使不努力撇清自己与“罪人”的关系,也要保持沉默,但柳宗元在给友人的信中,还是如实提到自己早年与王叔文亲善,“交十年”。

政治失意后,因为自己当初的锋芒与才华,柳宗元受尽倾轧与奚落,但他还是对政治上庸碌无为、明哲保身的态度,给予最大的抨击。在一封写给岳父的信中,他明确提出,那种没棱角、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老好人式的官吏,是政治的大害。

柳宗元去世后,他的灵柩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长安。好友韩愈从遥远的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寄来了为他撰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如果柳宗元早年能像他后来当司马、刺史时那样老成一些,也许他就不会离开长安;贬斥以后,如果有人能拉他一把,也许他就不会沦落至此;然而,如果他不是这样绝望无助到极处,也许文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必传于后”。

一个仕途显达的柳宗元,和一个官场失意、人生绝望却文章“传于后”的柳宗元,孰得孰失呢?历史无法分辨,如同命运难以抗拒一样。但他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一定会被后人认识!

文章大家柳宗元

■刘继兴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非常独特,他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与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言其为文章大家。

柳宗元是古代的学界通才,他一生留下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诗《江雪》乃千古绝唱,其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以散文《永州八记》与寓言《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篇最为脍炙人口。其哲学著作有《天说》、《天时》、《天对》等,政治学著作有《封建论》等,均为惊世骇俗之作。

柳宗元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不发达的唐代哲学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二是与韩愈共同掀起“拯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并影响中国上千年。

作奇文《天对》,登哲学思想高峰

在我国历史上,唐代是一个最为意气风发、个性张扬的时代,理想主义和形象思维非常发达,如唐诗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顶峰;而在唐朝,抽象的逻辑思维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柳宗元如一个苦行僧,对当时人迹罕至的哲学思想领域,包括老庄佛儒都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达到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他坚持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思想,敢于对前人哲学思辨的论争驳邪祛误,并对宣扬“天命”的观点给予了批判。

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但屈原只问不答,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空间。与屈原几乎同时代的荀子曾写过《天论》,但不是直接回答屈原的问题。对屈原在《天问》中所提出的170多个问题,自战国后便无人回答。

一直到了唐代中期,被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把《天问》中所提出的问题概括为122条,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逐个作答。柳宗元从元气一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提出了“本始之茫,诞者传焉”,“庞昧革化,唯元气存,而何为焉”。他的这种“元气”,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神秘色彩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果敢地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关于太阳出没和昼夜变化,月亮的死而复生,天气冷暖变易和下雨等等自然现象,柳宗元都努力运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去把握和答疑,并勇敢地开展了对神秘哲学的批判。

除《天对》外,柳宗元的哲学论著还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了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深得毛主席偏爱,多次手书柳诗

毛泽东很喜欢柳宗元的讽刺寓言《三戒》(由《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等三篇所组成),对柳宗元《三戒》中《黔之驴》这则寓言,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加以引用,并赋予其不同的思想文化价值。

在此之前的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也引用了这则寓言。他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教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还干净。”

《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毛泽东十分喜爱柳宗元的《封建论》,认为这是一篇永垂千古的政论文。郭沫若曾写出《十批判书》,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的评价也不高。毛泽东则把郭沫若和柳宗元相比,认为郭沫若远不及柳宗元。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说,1973年5月,毛泽东读了郭沫若著的《十批判书》之后做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毛泽东还很喜欢柳宗元的诗歌,他曾多次手书柳宗元的诗,如柳宗元的七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歌表达出离亲别友的悲苦心境,语言婉约,感情深厚,深受毛泽东赏识。在毛泽东晚年所读的古诗作品中,许多柳诗都被多次圈阅以示赞颂。除上面所举外,还有象《别舍弟宗一》、《岭南江行》、《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初秋夜坐赠吴武陵》、《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江雪》等。

 

岂一个“清”字了得

——细读《小石潭记》

《小石潭记》是中国古代山水散文中的经典之作,在这篇作品中,作者以细致入微的手法,对潭水、岩石、藤蔓、竹树、游鱼等进行生动刻画,并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巧妙地寄寓于凄清幽邃的自然景物中,使情与景达到高度的和谐和统一。阅读此文,从柳宗元的身上我们不免可以考量古代文人士大夫在仕途落魄失意之时面对青山绿水的态度。

我所接触的语文课堂,师生每每遭遇如下文字的羁绊——“柳宗元贬官后,为排遣内心的愤懑之情,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探山访水。”(人教版教材《小石潭记》导读提示)根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师生在进入文本阅读之前,心理上已经有了一个既定的结构图示——“借山水之景,排遣失意之情”。师生在既有的阅读图示影响下,对小石潭之景浅析辄止,对柳宗元之情蜻蜓点水,隔于小石潭之外,阻断了通往柳宗元幽微内心世界之路。

而阅读活动实际上是通过与作者的对话达到对作者与自我的双重“发现”,最终达到知识的传递与精神升华,使自己内在的生命本质获得一种更高层次的新的形式。阅读《小石潭记》如何引导学生透过迂回曲折的文字,拨开层层云雾,直视文本的内核,触摸作者幽微的内心世界,从而审视自己?我想有必要对《小石潭记》进行一次细读之旅,实现价值的去蔽,体悟和发现本文内在为人忽视的文化和精神的密码。

一、沉吟词句

对于文本细读,新批评学派的代表施特劳斯认为:“在字里行间阅读。”对《小石潭记》的细读就需要我们徜徉在语言之途,沉吟于文本的细微之处,穿行在多重话语之间。柳宗元眼中的小石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我们先从字里行间感知小石潭的环境:

“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小石潭之清冽;“如鸣珮环”,小石潭之清静;“隔篁竹”“伐竹取道”,小石潭之清幽;“青树翠蔓,蒙络摇缀”(“青”“翠”属于色彩上的冷色调),小石潭之清冷;“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小石潭之清澈的;“四面竹树环和,寂寥无人”,小石潭之冷清;“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小石潭之凄清。

身处如此环境里的柳宗元的心境有一个微妙的起伏。从柳宗元“伐竹取道”探奇猎美开始,闻听“如鸣珮环”水声,迫不及待流露“心乐之”;寻见小石潭直视无碍之游鱼,心觉“似与游者相乐”;之后陡转而下,“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如何追溯柳宗元一喜一忧的矛盾心情?吕叔湘先生说:“从语言出发,再回到语言。”文本细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语言,柳宗元隐晦曲折的心迹就在其描述小石潭之景和不经意的自述心情中显现出来,在字里行间形成了巨大的语言“空白”和“矛盾”。是以,我们不得不去追寻这种矛盾和空白生成的原委。

二、还原分析

所谓文本语义“还原”,孙绍振教授提出:“首先要从文学语言中‘还原’出它本来的、原生的、字典里的、规范的意义,其次把它和上下文中,也就是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加以比较,找出其间的矛盾,从而进入分析的层次。”

柳宗元闯入小石潭之后确乎为此处的环境所吸引陶醉,但“醉”而复“醒”究其原因在于文中这么一句:

“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教育家叶圣陶曾说:“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当我们逐字去潜心涵咏以上语言时,“清”字会直逼我们的视野,参悟“清”字的丰富意蕴成了我们解读文本的关键。因为清幽、清澈的小石潭,对于赏玩山水的文人来说是一方难觅的绝佳去处,可柳宗元竟然认为“过清”,弃美景而不顾,匆匆记之离开了。这显然有悖于我们常人的理解,而柳宗元迥异于一般人的反应,恰为我们的生疑提供了思考的契机。显然小石潭环境之“清”已有明显的作者的主观情怀付诸于内,这是架起景与情的桥梁,更是进入文本内部结构,揭示深层的、话语的、艺术的奥秘的文本核心字眼。

三、矛盾探源

柳宗元自叙“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难道仅是小石潭“过清”之境使得柳宗元弃之不顾?有人认为源于柳宗元自我的处境和心境,贬官使然,可如何避免空洞的言说,如王尚文所说“倾听文本发出的细微声响”,深入文本的灵魂之处,探寻柳宗元的心境?

德国哲学家和美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曾这么说过:“在文本的探寻中,只有深入地阅读和感受文本,才能使文本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的转换,才使文本有着现实的意义及审美的存在。”于是,文中如下的一句漫不经心的句子走进了我们分析的视线: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

小石潭的四周果真“寂寥无人”吗?这显然与文本收束处作者不厌其烦地罗列这次游玩小石潭的随游者构成矛盾: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同游者的存在之于柳宗元已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无法走进柳宗元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如是,我们就能理解柳宗元如此详细记录同游者的原因了,这分明是柳宗元有意而为的笔触,柳宗元也许在边写的时候会边感叹:吴武陵,龚古,你们怎知我内心的寂寞呢;我的弟弟啊,你也不能解我心忧啊;崔氏两个年轻人,更是无法明了我内心弥漫的孤寂啊。

四、互文参照

被孤寂重重包围的柳宗元,只能从小石潭的风景中获取片刻的慰藉,柳宗元这种无法挣脱的孤独情怀并非一时的流露,自从“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时艰不可济,唐祚难振兴,谤毁兼至,贫病交加,老母病故,居处遭火,他满怀忧惧之情,多藉山水以排遣。在柳宗元《永州八记》的其它作品中也都有其心迹的显露:

“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 ——《石渠记》

“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袁家渴记》

“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石涧记》

“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始得西山宴游记》

柳宗元写石泉,则以幽然铭之;写袁家渴,则以幽丽记之;写石涧,则以深山幽林衬之;写西山,则以幽泉怪石冠之。《永州八记》大部分作品中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幽”,是景之幽,亦是柳宗元心之忧也!由是,我们就可以理解小石潭“过清”的环境只是“情以辞发”触点而已。

五、文化比照

文本细读,相遇的不光是语言文字,更是人与人的精神。

语文不仅包括文字,更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语文教育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过程。语文教育就是唤醒学生的文化意识,因为“文化意识是人的主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也是人主体性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小石潭记》作为经典之作,其经典的价值和文化意义究竟何在?显然,绝非在于让学生感受小石潭之景,讨论柳宗元情感变化之因,得出柳宗元贬官寄情于山水之果,如此而已,经典的作品自然有其滋养学生身心的精神因子。

著名文学理论家金元浦在《接受反应论》说过:“阅读一篇(或一部)作品,必须与其他相关文本互相联系或对照才行;其他文本犹如一层栅栏,能够增加、删除或过滤信息,使读者的阅读按照一定的方向进行构建,以达到阅读目的和期待。”

在自然山水面前,失意的迁客骚人会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

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奇异的富春江山水面前忍不住感叹: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与朱元思书》)

东晋诗人陶潜离开官场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身居田园的他不禁欣喜写下: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吴均、陶渊明等文人乐于纵情山水,心返自然。人是应该有所寄托的,人生应当有一种新的归宿,不能兼济天下,却可以选择归隐之途,独善其身。出、入、隐、仕是古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一直面临的深层冲突,而协调这种冲突的正是田园之隐、山林之隐。既然如此,柳宗元为什么不选择让心灵彻底回归自然呢?在如此艰难的困境里,在如此黑暗的时世里,即使不能实现人生抱负,也可以不同流合污,走进山水田园,做个乐在逍遥的隐士。而柳宗元面对永州的奇山丽水和如此“清”的小石潭,为何却摆脱不了内心的凄凉,始终解不开孤寂的心结呢?

柳宗元向来仰慕“古之夫大有为者”,青年时代就立下雄心壮志,向往于“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他25岁时已是“文章称首”的长安才子,逐步成为文坛领袖,政坛新锐。在其后的几年里.柳宗元又成为了当时皇帝的老师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热情昂扬、凌厉风发的气概,准备施展自己“辅时及物”“利安开元”的抱负。

即使“永贞革新”失败接连被贬,他也始终坚守自己的理想。在永州,柳宗元被贬10年,由在京城时直接从事革新活动,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这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在柳州,是柳宗元人生最后一站,仍然放不下他的政治抱负,他所作所为,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这样写道:“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在柳宗元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古代圣贤在人生困顿之时坚守的济世情怀,正是“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品性,柳宗元做到了“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完美结合。《小石潭记》,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景与情的交融,还有柳宗元崇高的人格和高贵的灵魂,或许更多。

 

柳宗元的境界

 

柳宗元出生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贞元九年中进士,受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贬永州司马,元和十年春,回到京师。不久再次被贬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卒于柳州。

柳宗元的散文是说不尽的悲歌,也是几乎完美的人生境界。

柳宗元从出生到离世,由升官至贬谪,历尽千般磨难,万般打击。永州之贬对柳宗元而言永远是抹不去的伤痛,而这一贬就是十年,这使柳宗元这位政治上的中坚人物悄然转变成了文学领域的先锋。

于是,柳宗元便在这片蛮荒的永州土地上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崭新道路。

在《小石潭记》中,他这样写道:“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只是他身临其境的感觉么?不,不是的。柳宗元静静的坐在小潭上心中之苦诉不出,这句“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不正是凝聚了他“安史之乱”后的伤感;不正是凝聚了他革新失败后的血与泪么?

我敬佩柳宗元,却并不是因为同情,因为柳宗元并非是一个可怜的人。即使在贬之际,他没有怨天尤人,没有嚎啕大哭,也没有如释重负,他依旧追求着文学的境界。

他在《小石潭记》中这样写道:“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这与柳宗元的心情相符么?不符合。柳宗元的“乐”,乐在景美;柳宗元的“悲”,悲在自己的失败。柳宗元没有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的满腔怒火;也没有像郑燮那样“无官一身轻”的洒脱。他将自己的心完完全全的交给了山水,交给了自然,任意地将自己的心情寄予灵山秀水间,难道这不是柳宗元自我调节的理想境界么?

随着岁月的流逝,辗转到了现代。柳宗元那“虽万爱摒弃,不更乎其内”的品质流传到今天,我相信,柳宗元的境界也会随着时光升华,再生华……

 

柳宗元,我想对你说

 

世事万变,你历经了由兴至衰,回首,读你的一生,字里行间无不流着两个字:坎坷。你出生于官宦,亦逝于官场,少有才名早有报国大志的你,一生波荡,但最后却落得客死他乡,凄凉收场。

幼年的你生长在长安,所见所闻无不向你展示着朝廷的腐败与无能。或许也正是如此,你才会在将来,义无反顾地支持“永贞革新”。冒着丢掉乌纱甚至掉脑袋的危险,毅然决定打击那些专横跋扈的官员,和那些官僚作斗争。虽只有半年的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它却成为震惊全国的一次进步运动。而你,却被贬为永州司马,一贬就是10年。

10年在永州,你历经悲欢离合。而我,每次怀着一颗懵懂的心,品读你用“情”写成的《永州八记》时,总会忍不住地,不住地感叹:“你若是一心想着那老老实实地当官,若是顺着那官场的洪流,又何来的骂声不断,悲愤痛苦,又何来用10年的闲游来填补‘失意‘。而今如此,何必?”但你就是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今贼官当道,朝廷无能,“位卑未敢”怎能“忘忧国”啊!你一身的清正,又何来顺从?我只配尊重,我只想对你说:“好样的!”

读你的《黔之驴》,生动有趣的故事下却掩埋着你多少的愁与恨,蕴蓄着你满心的怒火。你把对朝廷无能,统治者的迂腐的讽刺之意,毫无保留的展现。“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这不正是那些统治者们的真实写照。你也有你的无奈,有自己的骄傲,你不想山河国破,不想民不聊生,却不敢“荡倚冲冒”。一次次地被贬低,被迫害,却不能畅快地“跳踉大喊”,你恨不得有那老虎的本事,将他们“断其喉,尽其肉”。当然,你也渴望自己能想长辈们那样,光耀门楣,渴望自己的仕途顺利,能被朝廷所重用,也希望百姓们安居乐业,希望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宁生活。因此,为了你的这一切美好,你不得不“革新”。但在当时,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你的悲,听得到你的心声。我只能理解,我只想说:“你可以”。

读你的《小石潭记》,不得不佩服你的才气,你高超的文学造诣。而一开始,我也只单纯地认为,那只是你疏淡浄洁的山水闲适之作。而后才觉得,你那是把自己的悲哀全都浸在里头了。是啊,你被贬永州,原以为可得一耳根清静,但那些政敌们却死咬不放。保守派的造谣诽谤,人身攻击,骂声不断,甚至还将你丑化为“怪民”。这对于你—— 一心为民,清廉忧国的柳宗元,不仅是迫害,更是屈辱。也难怪你会写出“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悲怆之句。《小石潭记》,你那是用小石滩水的清净,小石潭景色的静谧来以表你内心不尽的烦恼和苦闷。

然而,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磨难,都未动摇你的政治决心和理想,“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一句话里装满了他多少豪情!

柳宗元,我想对你说……

 

柳宗元的时间和空间

 

造化弄人。不管是洒脱的李白、严肃的杜甫,还是忠诚的屈原、恬然的陶潜,似乎人总是逃不过命运的捉弄,追求什么偏偏得不到什么,得不到什么却又向往什么,执著而高洁的柳宗元也毫无例外。

翻开《愚溪诗序》,刚开始我还无法把他和那个满腹经纶却被一贬再贬最后终于柳州的文人联系在一起:他用平实的语调为我们叙述了一条溪水的过去,它风景绝佳,冉氏尝居,它水流清澈,曾可浣纱。这过去讲完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里走来了一位落寞、孤寂的诗人,他说他以愚触罪,谪潇水上,这时我感到了他的难过和抑郁。柳宗元来了,他一个人,缓缓而行,这多少使我想到当年的行吟泽畔的忧郁的屈原,他带着那场维持了146天便归于夭折的政治革新带给他的命运和创伤,满腔忧愤,无处可解,坐拥山水,却无心观赏。

失魂落魄的柳宗元又那里想到这一坐就是十年呢?余秋雨在他的《柳州祠》中这样写:“他的日子荒凉而孤寂。这期间。亲戚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又时时监视。”灾难使他万分狼狈,蓬头垢面,我知道他将终生无法再从永州回来,回到他向往一展宏图的长安——朝廷规定他终生不得量移,和他一样遭受着老死贬所命运的还有另外七个司马,即使是这样,我依然没有读到他穷途末路的浓郁的感伤和寂寞,直到他的文笔将那些浸透了强烈情感色彩的景物一一在文中展开、铺陈,从溪到泉,由池而堂,步至愚亭,回头张望,又见愚岛,景物历历,迤俪疏朗。就这样我们被他带入了那个世界,抬头是永州的山脉与天空,低头还是永州的丘壑与溪泉,天空无限,而永州却也没有他的自由;流水东逝,带不走他的愁思。柳宗元失去了他想要的空间——那聪明人聚集的朝野,但那里却留着他的梦想和志向,对于如今坐在愚溪之上的他来说,长安是忘记不得也归去不得的远方了。他原需要一席之地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兼济苍生,造福百姓,然而命运使他仅仅做了封建版图上的一枚棋子,被宪宗轻轻一移,就到了荒芜人烟的永州,他需要更大的空间来稀释和缓解自己的哀愁与苦痛,于是愚溪的一草一石就被哀痛的双眼染上了浓得化也化不开的愁怨,字字是景,句句是泪:然而柳宗元有的是时间,所以他熟悉这里每一条河流的每一处细微的转折,他了解此处每一座丘壑的每一次无端的起伏,仿佛那就是命运本身,柳宗元用自己的生命去解读和剖析,他沉痛而缓慢,谨慎而孤独,我们就这样被他的眼睛和心灵带着,去涉过那些山山水水,反复、回环、舒展、迂曲,柳宗元用生命为我们做了永州风景的导航。因此他的笔下,景物是那样疏朗熟稔,又是那样井然有序。那是柳宗元的全部空间,那也是柳宗元的全部时间了吧……

此时,我知道我是被他带到他的世界里去的了。他在愚溪之上发现了溪水的,不可灌溉,不可入大舟,不能兴风雨,总而言之,无以利世,这是他爱的溪流,他却发现了它的可愚之处,这是溪流的不幸,更是他自己的不幸,但更不幸的是,他也在这可愚的溪流之中发现了自己的可愚。那一刻,柳宗元的心一定被自己刺痛了——向着遥远的长安观望,那里已是永远的远方了,来路漫漫,归路更加漫漫;向更远的远方回顾,可是即使在历史的长卷中,柳宗元也没有发现自己的知音。天地茫茫,心海苍苍,他是真的孤独了,孤独得如同一个点,醒目地画在永州的溪边,不肯淡去,也无法绚丽。

只有文字还是自由的,那是一只畅达痛快无可顾忌的豪笔,至少他还有它,可以在愚溪之上洗涤尘杂,冲刷污秽,与溪水同纵同放,且歌且吟。他依然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可他却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柳宗元的永州岁月愤激处作旷达,旷达处却见愤激,终究是和那条“峻急而多坻”的溪水一样的了,我想若是他知道八年之后他又被一纸诏书移到了离大一统版图更远的柳州,又或者他所徜徉的不是那条湍急的溪流,而是一脉悠然的南山,一方如镜的池塘,他会不会多一些平静了呢?在那条风景尤绝的溪边,他是不是还记得《南华经》里“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训诫了呢?

可是,也许,忘记了长安,安居于溪边,柳宗元就不再是柳宗元了吧……

 

大唐文儒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蒲州解县(今山西永济县),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出生于当时的京城长安。

在北朝时,柳氏是著名的门阀士族,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曾自豪地说:“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自北魏以来,柳宗元的祖先世代显宦,到唐朝,河东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据有显赫的地位。就拿高宗一朝来说,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多达20多人。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在玄宗天宝末曾做过太常博士,安史之乱后又继续为官。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她生有二女一子,柳宗元最幼。两个女儿分别配山东崔氏、河东裴氏,都是没落的旧士族。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刚刚平定20年。虽然已有20年的短暂和平,但这时的唐王朝早已走过了它的太平盛世,逐渐衰朽。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柳宗元的幼年在长安度过。对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与动荡有所闻见和感受。他九岁那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爆发了继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它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不同意,四镇就联合起兵反抗朝廷。建中四年,柳宗元为避战乱来到父亲的任所夏口(今湖北武昌)。但由于夏口是一个军事要冲,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年仅12岁的柳宗元在这时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贞元元年(785),柳镇到江西做官。在这以后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这段经历使柳宗元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从这以后,他已经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注:刘禹锡《河东先生集序》“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见《柳宗元集》附录]。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柳宗元的家庭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文化气氛的家庭。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了南方,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聪明贤淑,很有见识,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她教年幼的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正是母亲的启蒙教育,使柳宗元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卢氏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供养亲族。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母亲以垂暮之年,跟随儿子到南荒,没有丝毫怨言。她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她身上体现了很多中国古代妇女的美德。母亲的良好品格,从小熏陶了柳宗元。

除了母亲外,父亲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的影响。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可知他信奉的是传统的儒学,但他并不是一个迂腐刻板、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况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直不阿的品德。他还能诗善文,曾与当时有名的诗人李益唱和,李益对他很推崇。父亲和母亲给予柳宗元儒学和佛学的双重影响,这为他后来“统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柳侯祠

余秋雨

 

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辩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祠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声,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八一五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进行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分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撬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十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待了十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炎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炎难也给了他一分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汩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汩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汩罗遇风》)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汩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纲络中的一点,只有颤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座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待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们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谑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祠,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箧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汩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汩罗江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谪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四十七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斐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业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于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快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帐。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闻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竞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墓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怆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下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至全然黯喑。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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