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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伶官传序》赏析  

2017-04-21 10:51:09|  分类: 高二课堂设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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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官传序》赏析

熊江平

【作者介绍】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国家军事的副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为官直言敢谏,曾支持范仲淹的政治革新运动。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主张写文章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内容重于形式,反对五代以来浮靡侈丽的文风。他在散文诗词创作、文艺批评、史传编写等方面都有成就,而以散文的成就为最高。他的文章无论抒情叙事,都显得明白流畅,摇曳多姿,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后人把他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八大家中的三苏、曾巩和王安石,都出自他的门下。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在史学方面,曾与宋祁合著《新唐书》,又单独编纂了《新五代史》。

【解题】

本文选自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伶官传》。《新五代史》,是和北宋初年的史官薛居正等人编写的《五代史》(即《旧五代史》)相对而言的。所谓五代,是指唐王朝灭亡以后,在中国北方相继更替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十分短暂的政权。伶官:封建时代称演戏的人为伶,在宫廷中授有官职的伶人,叫伶官。后唐庄宗李存勖(xù)取得政权后,荒淫腐化,癖好音律,宠用伶人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让他们做官掌权,以致败政乱国,只做了三年皇帝便身死国灭。为了提供历史借鉴,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写了一篇《伶官传》,记述了上述的史实。本文是《伶官传》前的序,作者通过对史实的评论,针对当时所谓“天命”的观点,谈了自己的进步见解。

【注评】

呜呼!盛衰之理,  盛衰:指一个王朝的兴盛和衰亡。 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岂:副词,表反问,难道。人事:人的活动和努力,这里主要指政治上的得失。○开门见山地提出论点。作者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天命”,但是用一个让步连词“虽”,很明显地把“天命”撇在一边;然后用副词“岂”构成强烈的反问语气,突出表明了国家盛衰是由人事所决定的。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原:动词,推究,考察。之:句中第一个“之”是用在定语和中心词之间的结构助词;第二个“之”是代词,代“天下”;第三个“之”也是代词,代上句所说盛衰由于人事这个道理。所以……:在这句作“……的原因”讲。这种“所”字短语有时可以和“者”相配合,构成“所以……者”的格式,表达的意思和不用“者”一样。“所以失之者”就是这种格式。矣:语气词,了。庄宗:即李存勖,沙陀部族首领李克用的儿子,灭梁建唐(史称“后唐”),做了皇帝。○“得天下”与“失之”,紧扣上文“盛衰”二字,为下文提纲,下文便以得天下和失天下两方面的史实来论证论点。“盛衰得失”四字,是全文的纲目。

提出国家盛衰由于人事这一论点,举出庄宗这一评论对象,并提出“得天下”与“失之”两个方面为下文提纲。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 世:指世上的人。晋王之将终:主谓短语用作表时状语,“之”用于短语的主、谓间以取消其独立性。终,死。晋王,李克用,先世本姓朱邪,是由北方沙漠地带迁入山西的沙陀部族骑兵的首领。他父亲有军功,赐姓李;他本人替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封晋王。也:语气词,表停顿。  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 以:介词,把。而:连词,这里表顺承关系,无需译出。  “梁,吾仇也; 梁:指后梁太祖朱温。他原为黄巢起义军将领,后投降唐朝,与李克用一起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梁王,赐名全忠。他与李克用为扩充自己的势力,互相争斗。唐僖宗时,朱温设计谋害李克用,李克用也曾多次上表请求讨伐朱温。唐昭宗时,朱温把李克用包围在太原。后来他迫使唐哀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而李克用仍用唐朝年号。因此结下世仇。 燕(yān)王,吾所立, 燕王:指刘仁恭父子。刘仁恭原幽州(今北京附近)小军官,投靠李克用夺得幽州地盘,又因李克用保荐,被任命为唐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后背叛李克用,投靠朱全忠。朱全忠灭唐称帝后,封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为燕王。这里李克用说“燕王吾所立”,不是说燕王是他封的,而是说燕王本是他扶持起来的。  契丹与吾约为兄弟, 契丹:东胡种族名,当时居住在今辽宁、吉林省一带。唐末,契丹首领耶律(姓)阿保机(名)建国做了皇帝,称契丹,后改国号为“辽”。耶律阿保机曾与李克用约为兄弟,商议共同举兵攻打朱全忠,后来又背约,遣使与朱全忠通好。  而皆背晋以归梁。 而:表转折,但是。以:连词,表顺接。归:归附。 此三者,吾遗恨也。  此三者:这三件事。遗恨:(死后)遗留下的恨事,亦即到死还感到愤恨的事。 与尔三矢, 与:动词,给。尔:代词,你。 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其:副词,表命令语气,一定。无:副词,表禁戒语气,不要。乃:代词,你的。○写晋王遗嘱,充分表现其克敌复仇的殷切期望,为庄宗的忧劳兴国张本。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 庙:宗庙,古代帝王、诸侯设立的供奉祖宗牌位的处所。 其后用兵, 其后:那以后。其,指示代词,那。 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  则:连词,就。从事:本指州刺史(地方长官)管辖下地位较低的幕僚随从。这里泛指一般的属官。以:介词,用。少牢:古代祭祀,用牛、羊、猪各一头作祭品,称为“太牢”;只用羊、猪各一头,称为“少牢”。告庙:古时帝王和诸侯外出或遇有大事,要向祖庙祭祀祷告,叫告庙。  请其矢, 请:请求(取出)。其:指示代词,那。  盛(chéng)以锦囊.  盛:把东西装在器具里。以:介词,用。  负而前驱,  负:背着。前驱:行进在队伍的前头。前,方位名词作状语。驱,本义是鞭马前进,引申为行进。 及凯旋而纳之。 及凯旋:等到胜利归来。这是个介宾短语,作状语。及,介词,等到。凯旋,军队打了胜仗,奏着胜利的乐曲回来。凯,军队得胜时所奏的乐曲。旋,回来。而:连词,把状语连接于谓语。纳:放进(宗庙)。之:代词,指三矢。○写庄宗秉承父命,兢兢业业,紧扣“人事”二字着笔。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 方:介词,当。从“方”至下文“告以成功”,是一个很长的介宾短语,充当状语。其:代词,指后唐庄宗。系:捆绑。以:介词,用。组:丝带,这里指绳索。燕父子:指刘仁恭和刘守光父子二人。后梁乾化元年(911),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次年李存勖攻破幽州,俘刘仁恭及其家族三百人,刘守光逃到沧州,后亦被俘。二人被械送到太原,献于晋王的太庙。后刘仁恭又被送到雁门,祭了晋王的坟。 函梁君臣之首, 函:匣子。这里用作动词,用匣子装着。梁君臣:指后梁末帝朱友贞(朱全忠的儿子)及其部将皇甫麟等。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李存勖攻破大梁,朱友贞为避免死于“世仇”之手,命部将皇甫麟将自己杀死,皇甫鳞随后也自杀。李存勖把他们的首级漆封起来用匣子装着,藏在太庙里。 入于太庙, 入:(把俘虏)献纳进去。于:介词,表动作的处所和方向,到。太庙:帝王的祖庙。  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 告:禀报。后省宾语“之”。以:介词,把。成功:成就功业,大功告成。 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其意气之盛:他意气昂扬。这是个主谓短语,作句子的主语,“之”用于短语的主谓间以取消其独立性。其,代词,指后唐庄宗。哉:语气词,表感叹,啊。○写庄宗逐个消灭仇敌,极力表现其声威的壮盛,一方面照应开头“盛衰”的“盛”字,一方面为下文的跌抑造成更大的坡度和高度,使盛与衰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盛”的方面着笔,写晋王临终遗嘱和庄宗郑重执行遗命克敌制胜的业迹,揭示出忧劳兴国的史实,论证得天下由于人事。

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 及……已定:这是个介宾短语,作下边整个句子的状语。及,介词,等到。仇雠:仇敌。雠,义同“仇”。 一夫夜呼,乱者四应, 一夫:一个人,指皇甫晖。后唐同光四年(926),李存勖妻刘皇后听信谗言,诬杀郭崇韬等几个大臣,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兵士皇甫晖当时奉命戍瓦桥关,戍期已满却被留下守贝州,于是心怀不满,加之“夜聚蒲博不胜”,就乘机纠众杀掉部将,拥立指挥使赵在礼为帅。兵变发生时,拥有兵权的伶官史彦琼拒不发兵平乱,后又单骑逃逸,致使乱兵很快攻占了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不久邢州(今河北邢台)、沧州、(今河北沧州)驻军也相继兵变。夜呼:在夜里呼喊(作乱)。夜,名词用作状语。  仓皇东出,  仓皇:匆忙急迫的样子。东出:向东逃出去。东,方位名词作状语。 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  而:连词,就。  君臣相顾, 相顾:互相看着对方,即面面相觑(qù)。  不知所归, 不知投奔到哪里去。所归:“所”字短语作“知”的宾语,直译是“投奔的地方”。 至于誓天断发, 至于:复合虚词,这里用作连词,表示事情达到的程度,可译为“竟至于"“甚至”。誓天:对天发誓。“天”是“誓”的补语。 泣下沾襟。  沾襟:沾湿了衣襟。  何其衰也! 何其:副词性复合虚词,多么。以上几句概括了以下的史实:皇甫晖起事后,李存勖派李克用的养子李嗣源出兵镇压,李嗣源却叛唐称帝,联合邺城乱军向京城洛阳进攻。李存勖于是仓皇领军出洛阳向东出征。走到万胜镇(河南中牟县附近),听说李嗣源已占领了汴京(开封),登高叹息说:“我不济矣。”又急忙西返,到洛阳城东的石桥西,二万五千随从军士已经逃散了一万多人,李存勖置酒悲啼,问部下有何策相救,元行钦等百余将领斩断头发,对天发誓,表示决以死报,君臣相顾号泣。○照应开头“盛衰”的“衰”字,写庄宗的灭亡。笔锋急转直下,表现出庄宗败亡之速,又以感叹作结,发人深省。

从“衰”的方面着笔,写庄宗由胜利到灭亡的急遽变化,用高度概括的笔法揭示出逸豫亡身的史实,论证失天下由于人事。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  岂:副词,表反诘,难道。之:两个“之”都是代词,指天下。而:连词,表转折,却。欤:疑问语气词,吗。  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抑:连词,表选择,还是,或者。本:用作动词,推究根原,考察原因。成败之迹:成功与失败的事迹。而:表顺承,无需译出。自于:出于……的原因,由……所决定。自,动词,起源。人:指人事。○连用两个设问句引起读者思考,用“抑”在第一问的基础上推进一步,把重点落在“成败自于人”,与开头“岂非人事哉”一句遥相呼应,再次申明论点。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 《书》:《尚书》。引文见《尚书·大禹谟》,原文“得”作“受”,句意是自满要招致损失,谦虚能得到益处。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可以:这两句中的“可以”与现代汉语的“可以”相同,助动词。兴、亡:都属于使动用法,使……兴盛,使……灭亡。  自然之理也。 判断句,省主语“此”。○引《尚书》的话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了“盛衰由于人事”的论点。从文章的条理看,“忧劳”句同庄宗执行晋王遗命逐个消灭仇敌的史实相承接,“逸豫”句同“及仇雠已灭”以下的史实相承接,上下文全面照应,毫无缺漏。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 方:介词,当。“方其盛”是介宾短语,作状语。其:代词,指庄宗。下句的“其”同。也:表停顿。举:形容词,全部,整个。莫:否定性无定代词,没有谁。 及其衰也,  介宾短语作状语。  数十伶人困之, 困:围困。之:代词,指庄宗李存勖。 而身死国灭, 而:连词,就。  为天下笑。 为:介词,引进行为的主动者,被。天下:天下人。李存勖灭梁以后,骄傲懈怠,纵情声色,宠信伶人宦官。伶官出入宫廷,揽权纳贿,擅作威福,朝政日坏。公元926年,从马直(皇帝近卫军)指挥使郭从谦(本伶人,艺名“郭门高”)乘李嗣源攻占大梁、李存勖处于众叛亲离之时,率领部下作乱,李存勖被乱箭射死。○再次从“盛”“衰”两方面作对照,先扬后抑,文情回荡,感慨淋漓。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 夫:助词,用在句首表示下文有所议论,不必译出。于:介词,从。忽微:指极细小的事。忽,一寸的十万分之一。微,一寸的百万分之一。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而:连词,这里连接的两项在语义上是并列的,可不译。智勇:形容词用作名词,代称智勇双全的人。于:表被动,被。所溺:“所”字短语,溺爱的人。 岂独伶人也哉! 岂:副词,难道。独:副词,只是。也哉:语气词连用,“也”表论断,“哉”表感叹。○再次从理论上说明盛衰由于人事,并从伶人的乱政败国推而广之,以收举一反三之效。

再次提出成败“皆自于人”,反复申述论点,并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提醒人们引为鉴戒。

 

本文就后唐庄宗时所出现的伶官之祸这一史实,对后唐的盛衰过程作了具体分析。文章提出了封建王朝的盛衰决定于人事的论点,这在当时对天命论的迷信思想是有力的冲击,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些结论,成为后人传诵的名句,至今仍有其教育意义。但是,作者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他所讲的“人事”,从文章的具体内容看,仅仅是指封建统治者个人的品德和作为,这就并没有揭示出封建王朝更替的社会根源。

本文叙议结合,写得抑扬顿挫,辞气纵横,被前人誉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开头开门见山地提出“盛衰之理”“岂非人事”的论点,全文便紧紧围绕“盛衰”二字展开叙事和议论。首先叙述庄宗秉承父亲遗命,兢兢业业,克敌制胜的事迹,证明后唐的兴盛全由于人事。然后叙述庄宗由胜利到灭亡的急遽变化,用高度概括的笔法隐括庄宗在灭梁以后纵情声色、迷恋伶人一段史实,揭示了后唐的衰亡也由于人事。最后转入评论,在再次申明成败“皆自于人”,回应开头提出的论点之后,进一步指出后唐的急遽衰亡是由于庄宗的“逸豫亡身”和“困于所溺”,给人们提供历史的鉴戒。文章在叙述和评论后唐兴亡的史实时,反复动用盛衰对比和先扬后抑的手法,把道理论述得酣畅淋漓。评论时又议论结合抒情,寄寓着自己的深沉感慨,使文章的论理富于感人的力量。

一、《伶官传序》赏析
熊江平
    文章开门见山提出论点:盛衰决定于人事。聚焦庄宗作评论对象,紧扣“盛衰”二字,用晋王三矢故事,分别回顾“得天下”与“失之”两方面的具体史实来论证论点。“盛衰得失”四字,是全文的纲目。
    本文就后唐庄宗时所出现的伶官之祸这一史实,对后唐的盛衰过程作了具体分析。文章提出了封建王朝的盛衰决定于人事的论点,这在当时对天命论的迷信思想是有力的冲击,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些结论,成为后人传诵的名句,至今仍有其教育意义。但是,作者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他所讲的“人事”,从文章的具体内容看,仅仅是指封建统治者个人的品德和作为,这就并没有揭示出封建王朝更替的社会根源。
    本文叙议结合,写得抑扬顿挫,辞气纵横,被前人誉为“《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开头开门见山地提出“盛衰之理”“岂非人事”的论点,全文便紧紧围绕“盛衰”二字展开叙事和议论。首先叙述庄宗秉承父亲遗命,兢兢业业,克敌制胜的事迹,证明后唐的兴盛全由于人事。然后叙述庄宗由胜利到灭亡的急遽变化,用高度概括的笔法隐括庄宗在灭梁以后纵情声色、迷恋伶人一段史实,揭示了后唐的衰亡也由于人事。最后转入评论,在再次申明成败“皆自于人”,回应开头提出的论点之后,进一步指出后唐的急遽衰亡是由于庄宗的“逸豫亡身”和“困于所溺”,给人们提供历史的鉴戒。文章在叙述和评论后唐兴亡的史实时,反复动用盛衰对比和先扬后抑的手法,把道理论述得酣畅淋漓。评论时又议论结合抒情,寄寓着自己的深沉感慨,使文章的论理富于感人的力量。
二、《伶官传序》赏析
金开诚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一直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官僚大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立田制”,“不抑兼并”,还让他们享有免役、免税等特权。随着土地和财富的高度集中,北宋的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对劳动人民的榨取便更加残酷。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北宋王朝不但不力求振作,为收复燕云十六州和统一全国而斗争,反而忍受耻辱,长期向辽王朝输款纳币,以求维持苟安的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欧阳修通过活生生的李存勖兴亡史,来呼吁“忧劳兴国”,警告“逸豫亡身”,便不能不说是对症下药的。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北宋王朝亡于女真族,南宋王朝又亡于蒙古族,原因之一都在于宋王朝的统治者只求苟安享乐,毫无进取之心。欧阳修早在北宋前期便能把这一点作为严重的问题提出,也说明他是有一定的眼光的。“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历史教训,在今天也可供人们借鉴。
………… 
    下面再谈谈这篇文章的写作艺术,准备谈三点。 
    第一,选材与剪裁。本文属于史论性质,而用的主要是归纳论证方法。运用这种论证方法关键在于准确地选择具体事例。本文所用的主要事例是“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对此是下过一番选材和剪裁工夫的。任何历史家撰写历史都会面临两项要求,即记事既要全面,又要可信,但二者往往发生矛盾。为了全面最好能“有闻必录”,但所闻未必可信,所以又要遵守“无征不信”的原则。“晋王三矢”的故事在当时社会上是有影响的。所以宋初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对此作了记录,以弥补薛居正等人所编的《旧五代史》的缺陷。现在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如果仍然不用这条材料,恐怕难免被人讥为疏陋;而如果加以引用,却又无法证明它确实可信。因此他采用了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在《新五代史》的《庄宗本纪》中不用这条材料,表现了应有的谨严态度;同时却把这条材料写进《伶官传》的“序”中,并且加上“世言”二字,这就恰当地表明了这个材料的社会影响及其可信程度。这一处理不但解决了求全与求信的矛盾,而且对《伶官传序》来说还是一种积极的选材。因为序中如果再拿一些《庄宗本纪》写过的事来发议论,未免重复无味;而“晋王三矢”故事既是《庄宗本纪》所未记的,用在这里便显得新鲜,而且很有助于论证本篇的中心论点。这正是一石二鸟恰到好处。同时作者又通过恰当剪裁来突出这个事例。全文想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写得比较详细的只是这个“晋王三矢”的故事,加上兴亡两种不同结果,此外并没有写李存勖如何“忧劳”,又如何“逸豫”。然而读者对他从“忧劳”发展到“逸豫”却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叫做“存大而略小,举重以明轻”,表现了相当高的写作艺术。
    第 二,叙事议论的波澜。《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不长,但由于叙事议论配合恰当,行文中又注意了轻重缓急节奏的变化,所以整个文章显得波澜起伏,很有厚度。例如“晋王三矢”故事叙述相当充分,笔势则比较平缓;等到摆完这个生动事例之后,便立即用繁弦促节把文章推向高潮:“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这两个长句,一扬一抑,大起大落。前者好像驾机起飞,直指长空;后者又似高山坠石,一落千丈,这就形成了全文中一个很有声势的大波。再则两个长句分别用“可谓壮哉”“何其衰也”两个分句感叹作结,也是又唱又叹,遥遥相对,使人感到笔墨酣畅,痛快淋漓。大波过去以后,下文还有小波与之呼应配合,这就是“故方其盛也”至“为天下笑”各句。这样便显得笔有余力,文不单薄。本文的中心论点在于宣扬“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因此对李存勖的扬和抑的对比度越大,便越能证明作者所要宣扬的道理。所以文章中出现的波澜正是为表现中心论点服务的。 
    第三,语言的锤炼。锤炼语言不是为了卖弄词藻,而是为了准确而充分地表现主题。《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为了突出“忧劳”和“逸豫”的对比,很注意使用对称的词句。例如“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等等,这些对称的词,散见于全篇。再从句子上看,本文更有骈散结合的特点。欧阳修是著名的古文家,原则上是反对骈文的;但他没有陷入形而上学,而是很善于运骈入散、以散破骈,使句式多彩而富有表现力。本文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凡是叙事议论吃紧之处,作者都着意锤炼了四六成文的对偶句,例如:“虽曰天命,岂非人事”,“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这些句子都是经过锤炼的,很有助于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另外本文还比较多用转折句、疑问句和感叹句。前人说欧阳修的说理文“一唱三叹”,富有感情色彩,看来这和用语上的“三多”也不无关系。因为转折句使语气委婉,疑问句给读者留下思索和回答的空隙,这两种句子用得好都可以增加文章的情致;至于感叹句更是直接地表露着感情。当然本文之富于感情色彩根本上是由于作者对北宋封建统治者满怀忠厚恻怛之情,这是应加识别的。但作为写作经验来看,欧阳修能够把说理文写得颇有情味,这还是值得研究的。
(选自《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三、《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赏析
霍松林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里的一些序,是和《史记》里的《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等同样著名的。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云:“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序论数首,序之最工者也。”其中的《伶官传序》,明代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虽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史记》神髓而不袭其貌。
     《新五代史》“发论必以‘呜呼’”,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呜呼”呢?这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政治遭遇有关。《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载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中有云:“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记,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东皋杂志》的作者曾说:“神宗问荆公(即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但还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境,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弊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旧五代史》又“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新五代史》,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和对当时弊政和当权派的不满。这篇《伶官传序》,和《宦者传论》、《唐六臣传论》等一样,既是史评,也可以说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它以“呜呼”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中。
    《伶官传序》是冠于《伶官传》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文章劈头就讲大道理;而“呜呼”与“哉”相呼应,却造成极其浓烈的抒情气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虽曰天命”一纵,“岂非人事哉”一擒,“天命”是宾,“人事”是主。从感慨万千的叹息声中,读者已不能觉察:有些人忽略“人事”而将国家的“盛衰”委于“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写作意图,也已经呼之欲出。
    论点一经提出,即是过渡到摆事实的桥梁。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认为此句较弱,拟删去。在全文中,这一句的确弱一些。然而起势横空而来,此后叙事的一段又一笔笔骞举;在二者之间,还是需要有这么个文气迂缓的句子调剂一下的。一张一弛,也适用于文章作法。何况,“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应“盛”,“所以失之者”,应“衰”;而下文将要写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脉络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写“庄宗之所以得天下”。而庄宗李存勖得天下的全部过程,已经写入“唐本纪”了。何况,即使冒重复之嫌,在这里写出李存勖得天下的经过,也必将造成文势的拖沓,且不合“序”的体制。那又怎么办呢?
    写一部书,像缝一套衣服一样,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盘考虑的。仅从这篇小序着眼,已经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全书的总的构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心血!遍读《新五代史》,就会发现:此序所写的关于李存勖得天下的事实,不仅在《唐本纪》和《伶官传》里都没有写,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在通盘考虑之后,觉得这些事实留在这里写最合适,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写。其二是: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还有问题,不便写入有关的“纪”、“传”;但其精神还是符合晋王(李克用)和庄宗的情况的,因而写在这篇“序”里,“虚寄之于论以致慨”。看来这二者都有,而后者的成份更大。所以先用“世言”二字冒下。
    比欧阳修早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五代史阙文》中写道:“世传武皇(李克用)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约为兄弟,誓复唐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及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开头用“世传”二字,也见出王禹偁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事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十八中通过考证,作了这样的结论:“庄宗初嗣世……未与契丹及守光(燕王)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胡梅磵则认为:“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殁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姑无论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勖“英武”是真实的,后来也确曾“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写进这篇序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这些本来用以夸赞李存勖“英武”的情节,正适合于说明他所以“盛”全在于“人事”。
       “世言”两字,直冒到“及凯旋而纳之”。事实根据王禹偁的记载,而文字却更精练、更传神。其中写李克用临终之言和“与尔三矢”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简短的几句话,说得很急促,很斩截;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励复仇的决心,如闻切齿之声,如见怒目之状。写李存勖受父命,只一句:“受而藏之于庙”。而“受而藏”的行动,却既表现了他的坚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这,又为后面杀敌致胜的描写和“忧劳可以兴国”的论断埋下的伏线。
    从“晋王之将终”到“及凯旋而纳之”,“庄宗得天下”似乎已经写完了。但在这里,关于李存勖复父仇的事未免写得太简括,不足以落实那个“盛”字。然而别忙!看来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凯旋而纳之”一收,却立刻用“方其……”承上提起,作了追述;并在追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由几个既对偶又错落的短句构成的长句,一口气读下去,有如迅雷猛击、暴雨骤至、烈风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勖说,“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就作者的行文说,也是“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从“及仇雠已灭”到“何其衰也”写“失天下”,夹叙夹议,极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读之只觉阴风飒飒,冷雨凄凄,与前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就史实说,一“盛”一“衰”;就文势说,一扬一抑。两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绪,也洋溢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光看这一段文字,对李存勖失天下的具体过程自然还不甚了了。但这不能责怪作者,因为那些事实全写入了《伶官传》。作为《伶官传》的序,只要提几笔就够了。
    接下去,用“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自于人欤”两个反诘语一宕,既承上,又转下。前一句照应“得失”、“天命”,是陪笔;后一句照应“岂非人事”,是主意。“《书》曰”以下,紧承第二个反诘语,用“‘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几句,充实开头提出的论点,揭示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与“及其衰也……”两层,回应“盛”、“衰”,先扬后抑,一唱一叹。
    作者通过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实,阐明了“满抬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从而有力地体现了他的写作意图(在《伶官传》里,便着重写存勖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满”、如何“逸豫”的事实)。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还嫌不够,又推开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两个问题感慨作结。从文意上说,更见得语重心长;从文势上说,也显得烟波不尽:真有“篇终接混茫”之妙。而其所以语重心长,正由于作者忧国忧民情深。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虽称“盛世”,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祸患常积于忽微”,难道不应该及早注意,防微杜渐吗?当时的北宋统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勖那样溺于伶人;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岂独伶人也哉”!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吗?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当时统治者的“满”、“逸豫”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们从李存勖那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这篇用以“序”《伶官传》的文章,实质上是论说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伶官传论》;但又和非文艺性的论说文不同。写李克用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李存勖始而英毅,继而衰飒,神态如生:极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叹,情深韵远,于尺幅短章中见萦回无尽之意。《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这里所谓“精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如前面所说,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争取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
四、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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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代史伶官传序》看欧阳修议论文特色
肖旭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四岁时丧父,母亲带着他投靠在随州作推官的叔父。生活贫苦,母亲用芦苇杆画地教他识字。二十四岁时中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北宋的西京,即今天河南省洛阳市。当时西京留守是西昆体诗人钱惟演,同在钱惟演幕下的还有尹洙、梅尧臣。欧阳修对钱惟演很崇敬,又与尹洙、梅尧臣共同写作古文、唱和诗歌。他开始登上仕途,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指出土地兼并和徭役繁重等弊端,要求实行“宽简”的政治。所谓“宽尚”,是指尽可能不要生事扰民。他积极支持和参加范仲淹所实行的政治改革,加上他直言敢谏,大胆抨击时政,反对以吕夷简为首的保守派官僚,因此一再遭受诬陷和贬谪。景祐三年(1O36)由馆阁校勘贬为夷陵县令,庆历五年(1045)由谏官、知制诰贬为滁州知州,在滁州自号醉翁。但由于他政治上、文学的才能受到朝廷的重视,所以贬官不久随即得到起用。晚年历任要职,嘉祐五年(1060)官拜枢密副使,六年(1061)转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欧阳修逐渐趋于保守。当王安石实行变法时,他就成为反对新法的守旧派。神宗熙宁三年(1070),他自号六一居士,著《六一居士传》。所谓“六一”,是指他藏书一万卷,收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再加上他一个老翁。这表明他对于政治的厌倦。所以第二年就告老致仕,退居颖州。再过一年,这位文坛领袖便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六岁。
欧阳修是史学家,曾与宋祁一起重编《唐书》,为区别于后晋刘昀监修的《唐书》,后称《新唐书》,欧阳修自谓此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他又独自编写《五代史记》,为区别于宋初薛居王监修的《五代史》,后称《新五代史》,被认为义例谨严,文章高简。欧阳修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可说方面广、成就大,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为史学家,他的历史著述以文笔简练流畅著称。特别是其中的序论,从儒家思想出发,总结历史教训,有的在今天也还值得借鉴;而作为议论文,又同样体现着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持色。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人物分成几种类型,采用类传的方式,如《一行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等,他还在传前发表一段议论,说明作传的原因和意义,这就是各传的序论,选家把它们单独抽取出来,取名为《五代史一行传序》、《五代史宦者传序》等。
《五代史》记载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的历史。后唐是由庄宗李存勖建立的。伶,是古代宫廷中的歌舞戏剧演员。伶官,是被授以官职的宫廷演员。《伶官传》记载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胡作非为,扰乱国政的情况。《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来发表感慨和议论的。这篇文章短小精悍,持论中肯;感慨淋漓,唱叹有情;语言精炼,警句迭出。明人茅坤誉之为“千年绝调”,颇能代表欧阳修议论文的杰出成就。
《五代史伶官传序》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原,是追本求原,考查究竟的意思。欧阳修所作《五代史》各传的序论,往往以“呜呼”的感叹开始。因为五代的政局很混乱,统治者大多昏庸残暴,所以欧阳修记载这段时期的历史,常常摇头叹息。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他说:唉!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由上天的意志所决定,可是,难道不也决定于人为的因素吗?考察一下后唐庄宗怎么得到天下以及他怎么失去天下,就可以了解这一点了。
这一段首先标明“盛衰之理”,《传序》就在这“盛衰”二字上做文章。“庄宗之所以得天下”是“盛”,“其所以失之”是“衰”。而“盛良之理”说是由于“天命”,其实是由于“人事”。提出“天命”是宾,提出“人事”是主,无论“盛衰”,都“岂非人事哉”。这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以下就分别从后唐庄宗的“盛”与“衰”来论证“岂非人事”这一中心论点。
第二段,先说“盛”。原文是:“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晋王,指李克用,原为西突厥沙陀族首领,因在唐末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被唐王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后封为晋王。他是庄宗的父亲。梁,指建立后梁的朱温。朱温原是黄巢的将领,叛变降唐,又参与镇压黄巢起义,被封为梁王。他曾经企图杀害李克用,于是彼此结下深仇。燕王,指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刘仁恭原在幽州李可举部下,叛变后代附李克用,李克用攻破幽州,让刘仁恭作幽州留后,又奏请任命他为卢龙军节度使。后来李克用向刘仁恭借兵,刘仁恭不肯,双方交战,李克用大败。刘仁恭的儿子刘守光篡权自立,被后梁的朱温封为燕王。契丹,指建立辽王朝的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李克用曾与阿保机相会于云州东城,握手约为兄弟,议定共同攻击后梁。但阿保机却背弃盟约,与后梁通好。
这一段叙述李存勖继承父志、消灭仇敌的情况。大意是:世人相传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李存勖,并且告诉他说: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起来的,契丹曾与我约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现在给你三枝箭,你千万不要忘记你父亲生前报仇雪恨的志愿。李存勖接受了箭,把它们收藏在祭祀祖先的太庙里。从此以后,每当用兵,就派遣下属官员用一猪一羊的祭品,到太庙里祭祀祷告,请出那三枝箭,装入锦作的口袋里,背在身上,走在前头,率领军队作战,等到凯旋归来。再把箭放回太庙里去。这一段主要叙述晋王三矢的故事。作者转述李克用临终时那一番话,充满激愤、痛切和向往的感情,使人如闻其声。这样就能表现出李存勖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而且不负先人之志。作者只写他的“告庙”请箭,便显示了他发愤图强的决心;只写他的负箭“前驱”,便显示了他发愤图强的毅力。这是从国家兴盛的一面,来证实第一段提出的“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命题。“晋王三矢”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作者选用来说明李存勖的发愤图强是非常适合的。但这段故事虽然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却不一定有确凿的根据。《旧五代史》就没有记载,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也没有采录。因为它既有影响,又颇能说明问题,欧阳修便把它用到《伶官传》的“序论”里,只在前面加上“世言”二字,于是,史学家的重视信而有证与文学家的重视典型事例巧妙地统一起来了。
这第二段是写“盛”,底下第三段就由“盛”再写到“衰”。第三段是:“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系,是捆绑。组,这里指绳索。“系燕父子以组”,指李存勖派兵攻克范阳,生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把他们捆绑到太原,献于太庙,当场杀了刘守光,再把刘仁恭押到雁门,“刺其心血”,祭于李克用之墓。函,愿意是木匣,这里作动词用。“函梁君臣之首”,指后梁末帝朱友贞在李存勖的围攻下,让部将皇甫麟把自己杀死,皇甫麟随后也拔剑自刎。李存勖进入汴京,把他们的头颅装在木匣里,藏于太庙。“一夫夜呼,乱者四应”,指军士皇甫晖在贝州作乱,李存勖派李嗣源领兵去镇压,李嗣源也叛变了,攻占了汴京。李存勖于是匆匆从洛阳向东进兵。“誓天断发,泣下沾襟”,指李存勖进兵途中,士卒纷纷叛逃,李存勖与残余部将相向痛哭,部将割下头发,对天发誓,表示效忠于后唐。
这一段的大意是:当李存勖用绳索捆绑了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后梁君臣的首级,献入大庙,把三枝箭放还李克用的灵位前,禀告大功已成,他意气那么豪盛,可说雄壮得很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个普通军士夜间呼喊—声,作乱的人就四处响应,他慌慌张张向东出兵,没见到叛贼,士卒就离散了。君臣互相看着,不知该到哪里去,甚至对天发誓,割下头发,眼泪把衣襟都沾湿了。这时,李存勖又是多么的衰弱可怜啊!难道是得到天下很艰难而失去天下却很容易吗?或者根据他成败的事迹来考察,一切都是由人事决定的呢?
这一段把李存勖的“盛”、“衰”作了鲜明的对比,而侧重在“衰”的方面。两者一扬一抑,笔势大起大落,有力地证实了“盛衰”由于“人事”的道理。然而作者却说:“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不下肯定的结论,只以探讨的方式、商量的口吻来提出问题,显得语重心长而含意深永。
文章的第四段发表议论,总结全文。原文是:“《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书》,指《尚书》。“谦得益”,原作“谦受益”。“数十伶人困之”,指李存勖消灭后梁以后,纵情声色,宠信乐工、宦官,结果伶人郭从谦指挥一部分禁卫军作乱,李存勖中流矢而死。这一段引用《尚书》的话来说明辛劳忧虑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败亡的道理,这也是从李存勖的“成败之迹”得出的结论,回应开头一段所说的“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二句。作者还由-李存勖“盛”的时候,天下豪杰都不能与他争锋,而“衰”的时候,几十个伶人乐工就使他“身死国灭”,进一步指出祸患往往潜伏在极微小的事情当中,一个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都被自己沉迷的对象所困惑。这种遇事需要防微杜渐,生活力戒腐化享乐的观点,是有所为而发的,是向当时因循苟且的宋王朝提出警告。文章最后一句说“岂独伶人也哉”,就昭示了作者通过《五代史伶官传序》总结历史教训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些观点在今天也是足以发人深思的。
以下即以该文为例,择要谈谈欧阳修议论文的几个特色:
立足现实 立意深刻
欧阳修十分注重文章的致用性。他的不少政论性散文都是立足现实,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如《与高司谏书》痛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毁谤讥讽范仲淹的行径,揭霹他自私、虚伪、狡诈的伪君子面目;《朋党论》反击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诬蔑,规劝仁宗要进贤退恶,整饬朝纲。这些文章与现实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是参与政治、影响政治的有力手段。《伶官传序》作为一篇史论,作者自然不会在文中对当时的政治实践直接发之以议论,但是却寓严肃的历史教训于深沉的历史回顾中。文章通过叙述五代时后唐由盛而衰的过程,推导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立意极为深刻。本文立意之深刻,除了在于作者摆脱了当时流行的天命论的束缚,从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现状、社会人事入手,寻找唐庄宗失国因由,更在于作者是以历史家的严峻,政治家的敏锐,叙史事以鉴今,述往昔以讽世,告诫统治者应以史为鉴,力戒奢欲,革除积弊,免蹈覆辙。在对后唐盛衰剧变的历史感慨的背后,分明是作者对现实的忧虑,对变革以图存的企冀。所以,本文虽属史论,但同样是立足现实,有着现实的警觉作用,体现了欧阳修议论文内容深广、立意深刻的特点。
布局谨严 条理明晰
欧阳修的散文向以行文从容不迫,层次曲折明晰著称。苏洵认为欧文具有“迂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书》)的优点。这与欧阳修精于布局,力求结构严谨周密不无关系。他的政论、史论,对论题总是步步探究,层层剖析,写来从容裕如,无懈可击。《伶官传序》首段即开宗明义,揭出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接着点出唐庄宗始得天下、终失天下的悲剧,照应“盛”、“衰”二字,交代论述内容,说明立论根据,并顺势引起下文。第二段紧承上文“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写唐庄宗兢兢业业,为报父仇的事迹。行文分两层:一层叙李克用临终遗言,说明得天下实非易事;一层叙唐庄宗为实观亡父遗愿而忧劳国事,自强不息,“忧劳可以兴国”的深意隐含字背。第三段写唐庄宗由胜而败,由盛而衰的事迹。行文也分两层:一层叙庄宗灭梁破燕得天下的盛况;一层叙后唐君臣衰败失天下的惨象。两层紧扣“盛”、“衰”二字,处处照应论点,落笔不虚。尤其第二层,夹叙夹议,理从事出,用了两个反诘句来回应首段成败由人的论点。语用反诘,也有助于读者得到理性的启迪。末段归结全文,从后唐盛衰剧变的史实中引出教训,进一步阐明“人事”对于国家的盛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道理。在揭出后唐兴亡的原因之后,最后以“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三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作结。从内容看,三句含有鉴往知来的良苦用心;从结构看,三句实为上文论述中心的引申发挥。不难看出,本文布局非常严密,通篇围绕着成败由人这个中心来阐述、论证、发挥,条理清晰,次序井然,欧阳修布局文章的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说理透辟 叙事简括
欧阳修的议论文,与严密的布局相谐一致的是说理的透辟,为了把道理说得透辟有力,欧阳修十分注意材料与观点之间的严密逻辑和论证过程中的正确推理。《伶官传序》开门见山提出论点,接着就用庄宗报仇,建立后唐以及后唐灭亡的史实作为论据。唐庄宗受矢先王,誓报父仇,当其破梁灭燕时,可谓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然而一旦得到天下,便志满意得,生活也渐加奢靡,仅仅四年,便乱亡其国。作者引此史实作为论据,显然具有极大的说服力.在论证过程中,作者主要采用了正反对照法,用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史实作对照,说明“得之难而失之易”的道理;用后唐兴盛与衰亡的史实作对照,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通过正反对照,使论点更加鲜明突出。在论证过程中,作者还援引古训以加强论证力量。“满招损,谦得益”,语虽寥寥六字,却是前人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客观真理,以此作为论述的依据,更增强了主要论点的说服力。这篇文章虽为史论,但叙事部分也写得简括有法。文章从李克用临终遗言,写到底宗报仇成功,再写到庄宗图安逸而亡国,既以简练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后唐兴亡的那段史实,也写出了事件的曲折。作者写庄宗得天下是突出其意气之“壮”,写庄宗失天下是突出其意气之“衰”,叙事简括而又绘形绘声,全文抑扬相间地对照写来,极尽吞吐之妙。苏轼说欧阳修的议论文“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又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居士集序》)从本文看,苏轼的上述评语并非溢美之词。
气势充畅 感慨淋漓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欧阳修重编《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是“重劝戒,示世也。”由于他是立足于现实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所以笔端常带激情。诵读本文,我们不难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的饱满感情和通贯于全篇的充畅气势。比如,文章开头即以感叹词“呜呼”领起,为全文定下感慨不尽的基调。接着用转折词“虽”轻轻一转,把国家盛衰的原因导入“人事”方面,再用“岂非人事哉”一句反诘来加强感叹,使立论更显得意味深长。在论证部分,作者叙庄宗得天下的盛况,写来笔墨酣畅。气势豪雄;叙庄宗失天下的惨象,情调一变而为悲凉凄恻,作者对后唐的历史感叹也融注其间。第四段的推论又饱含着作者对现实的隐忧和对北宋王朝的企冀。可以说,本文议论随着文章的收敛而趋于锐利,而感情又随着议论的层层深入而趋午饱和,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跌宕的文情贯注在文章的始终,使全文具有气势充畅,感慨淋漓的鲜明特点。
语誓词工 笔力千钧
欧阳修为文“用思甚苦”,尤重视句式的选择与词语的锤炼,所以他的政论、史论多有文约语精、平易畅达的特点。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对句式的选择同样颇具匠心。文中多用带有感叹意味的句子和反诘句,这样,读来就给人以抑扬顿挫、低昂往复、咏叹不尽的感受。作者还注意长句和短句的交错,从而造成铿锵、流转、和谐的音节美。对于长句和短句,作者更发挥了短句的优点。比如,在叙述庄宗衰亡时,就以整齐的四字句联贯而下,运用繁音促节,来与庄宗急遽衰落的情势统成和谐之妙。
其次,选词用语,也不尚华采,而是于平易中见精粹。全文三百余字,可以说容不得一字更改。至于作者在文中引用或创造的名句,如“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前人早已誉之为“千古名言”,这些句子语意深刻、警策动人,即使在今天,仍为人们传诵不已,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最后,本文虚词的运用也值得一提。“也”、“矣”、“欤”、“哉”等虚词,在文中多用以表语气,这些虚词不仅给文章平添了浓烈的感情色彩,而且使人读来更觉韵味悠长。宋人罗大经说:“欧苏惟用平常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鹤林玉霹》)读了此文,我们是不难体会到欧文在语言方面的这一特色的。
这篇《五代史伶官传序》篇幅短小,结构紧凑,先叙事,后议论,因事立论。文章语句不多,写得从容迂徐而波澜起伏,一唱三叹,富有感情气彩。欧阳修的散文就是这种平易舒畅中包含抑扬顿挫的作用,把精辟论述、深沉的感慨与委婉的语调结合在一起。欧阳修是宋代享有盛名的散文家,为文以韩愈为宗,强调内容重于形式,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他以长期的努力和丰富的创作实践力倡新文风,对扭转浮靡侈丽的西昆体文风和复兴古文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所写大量文质兼美的作品,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五、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读《伶官传序》
庄宗李存勖承父命,南征北战,东讨西伐,终于“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大仇得报,后唐盛极一时,可谓兴国;尔后庄宗宠信伶人,溺于伶人,终日享声色犬马之乐,三年而身死国灭。欧阳夫子由此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之论,实乃精辟警句。 
的确,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种事例在历史上,尤其在中国封建王权更迭史上屡见不鲜。隋炀帝杨广,骄奢淫逸,霸嫂蒸母,修宫庭,疏运河,凡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不一而足。终于导致农民大起义,国破家败,身死部将之手。继之的唐太宗李世民,吸取古人教训,励精图治,换来了“贞观之治”,名垂青史,实为忧劳兴国的典范。难道不是吗?忧劳可以兴国,综观历代开朝帝王、盛世皇帝,无不以忧劳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试看末代皇帝们,声色犬马之娱,可谓享受殆尽,而结局往往是惶恐终日,不知身死谁手。“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欧阳公此言是矣。任何一种质变都是由于量变到了一定阶段才出现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忧劳之心,能兴国吗?不是一丝一毫的逸豫之事,会亡身吗?无独有偶,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忧劳时,开元盛世,兴国;逸豫时,天宝危机,亡身。
上举为古之旧事,那么近况如何呢?同样不脱此樊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整日忧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一小部分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刘青山、张子善之流,不是亡了身吗?在改革的浪潮中,小平的忧劳不是兴了中国吗?陈希同的逸豫不是亡了自身吗?
综观古今,一脉相承,无不“忧劳兴国”而“逸豫亡身”。其实,将之引开去,在我们的学习中,照样是“忧劳”则学有所成,“逸豫”则不学无术,我们学了十几年的人是有很深感触的,不须我赘言的了。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集体和个人都应该牢记,都应该以史为鉴,纯洁自己,千万不要重蹈覆辙。
六、《伶官传序》深度鉴赏
  本文题目中的“五代”是指梁、唐、晋、汉、周五个封建王朝,这段时间篡弑相继,战乱频起,后唐庄宗就是被弑的一个。而“伶官”,是指演戏并且在在宫廷中授有官职的伶人。《伶官传》就是为作了官的乐工写的传记,本文就是为《伶官传》写的序言。本文最具特色的一点是正反对比论证,通过对比,表达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的中心论点。
  1.“承父志,三矢告庙”与“宠伶人,享乐宫中”作对比。这是一组过程的对比。先写庄宗接受晋王的遗命,“三矢”就代表着晋王的三个愿望灭梁、擒燕、战契丹。再写庄宗勤于政事,藏箭于庙,以示牢记自己的使命;负矢前行,足见毫无懈怠之心。此时的庄宗是何等的励精图治。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庄宗奋发有为的内容是有了,然而作为对比的另一面“宠伶人,享乐宫中”的内容却并没有出现,如何对比呢?也就是导致衰败的事件并没有,这不是让后文“智勇多困于所溺”的“所溺”没有着落吗?
  这是一篇序言,“宠伶人”的过程,正是《伶官传》的内容,《伶官传序》自然就略了,这恰恰是详略得当。省略的内容是:庄宗喜好音乐戏曲,茺淫腐化,宠用伶人,迷恋伶人,“常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封许多伶人做了官,朝政日非。这些伶官出入朝廷,作威作福,使朝政日坏。这与前面励精图治的庄宗形成了鲜明对比,无论是“负三矢”还是“宠伶人”,都是属于“人事”的范畴。
  2.“遂心愿,意气洋洋”之盛与“泣沾襟,身死国灭”之衰作对比。这是结果的对比。意气洋洋,是励精图治的结果;身死国灭,是安逸享乐的结果。“系燕父子”,斩梁君臣,入太庙,还三矢,作者用一“壮”字来形容,我们可以想见庄宗此时志得意满的神态,这种“壮”,是对庄宗“负而前趋”的回报。但也暗含着“满招损”的“满”字。由于宠信伶人,发生暴乱,伶官郭从谦带人围困庄宗并将他乱箭射死,只做了三年皇帝便身死国灭,李克用谪亲子孙全被诛杀。 其间的从“意气洋洋”到“泣下沾襟”,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从这两个对比中,作者推出了“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道理,启发人们通过历史看到现实,告诫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告戒人们不要走历史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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